作者：[苏联] 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

第一章

　　一个瘦弱的女人倚坐在木屋的土墙边，用疲惫的、有气无力的声调讲述着斯大林格勒被焚毁的情景。

　　空气干燥，遍地灰尘。微风在脚下卷起一股股黄色尘土。女人的双脚被烧坏了，赤着脚。她一边讲述，一边往红红的脚掌跟前撩拨热灰，仿佛这样能够止疼。沙布洛夫大尉望了望自己粘满尘土的、沉甸甸的皮靴，不由得从她面前向后退了半步。他身材魁梧，虽然肩臂宽阔，仍然显得个子太高。他那高大的、微微弯曲的身姿，质朴而严肃的神态，有点儿像青年时代的高尔基。

　　他默默地站着，倾听着女人的讲述，同时掠过女人的头顶，望着远处镇边小屋旁的草原上正在卸货的军用列车。

　　草原远处有一个咸水湖，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白色的光芒。这景色宛如天涯地角。现在正是9月。此地是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再往前，到伏尔加河岸边就需要步行了。这个镇因咸水湖而得名，也叫爱尔屯。沙布洛夫不由得想起上学时背诵得滚瓜烂熟的湖泊名称——爱尔屯和巴什孔恰克。曾几何时，这只是学校地理课上的名词，而现在爱尔屯就在眼前，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低矮的房屋，飞扬的尘土，偏僻的铁道支线。

　　女人还在絮絮叨叨地讲述她的不幸。虽然她说的还是那些话，但是沙布洛夫听着，却感觉犹如万箭穿心般的难受。以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哈尔科夫到瓦卢伊基，从瓦卢伊基到罗索什，从罗索什到博古恰尔时，也听到过女人这样的哭诉，也是以羞愧和疲惫的复杂感情听她们哭诉。而如今，在这个宛如天涯之地的伏尔加河岸边，女人哭诉所反映的已不是责难，而是绝望；因为在这片茫茫草原上，若干公里内既无城市，也无河流，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哎，人们被逼迫到什么地步啦！”他不由得自言自语道。最近几天夜里，每当他从列车车厢的接口处眺望草原时，经常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不可名状的烦闷情绪。

　　此时此刻，他内心很痛苦；但是，每当他想到这里与国界的距离时，思考的并不是如何退却到这里的经过，而是应该如何从这里打回去。他闷闷不乐的心绪中蕴涵着俄罗斯人特有的倔强性，这种倔强性使他及其同志们在整个战争中决不会放过“打回去”的机会。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此刻在爱尔屯，他突然觉得，这里就是那个不可逾越的最后的界限。

　　他望了望从车厢上匆匆下车的士兵，很想沿着这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开到伏尔加河岸。他相信，只要渡过河去，他立刻就会毅然决然地感觉到，决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他要在对岸决定个人的命运，要与城市共存亡。如果德寇占领斯大林格勒，他一定会战死，如果他能够坚守城池，或许可以生存下去。

　　此时，坐在他脚边的女人还在继续讲述斯大林格勒的情形，逐一列举被毁被焚的街道名称。这些名称，沙布洛夫并不熟悉，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却具有深刻的意义。她既知道现在被烧毁的那些房屋建于何时，也晓得现在被锯去构筑街垒的树木是何时栽种的。这一切都令她非常惋惜，仿佛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这座大城市里，而是发生在她自己的家里，被惨不忍睹地毁灭的是她所熟悉的私人物品。

　　然而关于自己家里的事情，她却只字未提。沙布洛夫听着她的讲述，心里想，自战争开始以来，实际上很少碰见有人惋惜自己的财产，而且战争愈是继续下去，人们就愈少想到自己失去的房屋，愈多地想到自己所离开的城市。女人用头巾擦去眼泪，用疑虑的目光注视着身旁的听众，沉思而明确地说到：

　　“该花多少钱，费多少气力啊？”

　　“费什么气力啊？”旁边有人马上不解地问到。

　　“重新恢复这一切所需要的气力嘛。”女人简洁地回答。

　　沙布洛夫询问她本人的情形。她说，她的两个儿子早已上前线，一个儿子已经被打死，丈夫和女儿大概还留在斯大林格勒。当城市被炸起火时，她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从那时起，关于他们的情况，她一点也不知道。

　　“你们是去斯大林格勒吗？”她问。

　　“是的。”他不认为这是军事机密，如果不是去斯大林格勒，军用列车怎么会在这个偏僻的爱尔屯车站卸货呢？

　　“我家姓克里勉科。丈夫名字叫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女儿叫安娜。也许您在什么地方可以碰见的。”女人带着某种希望说。

　　“也许能够碰见。”沙布洛夫习惯地回答。他认为，说不定真有偶然的机会碰见他们，战争期间经常发生那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全营的人都下了火车。沙布洛夫与那女人告别，从街头给红军战士准备的水桶中舀起一勺水喝了，然后向铁路路堤方向走去。

　　战士们坐在枕木上，脱下皮靴，裹着包脚布，那些没有吃完早晨发放的口粮的人，嚼起面包和干香肠。营里的士兵之间流传着一种可靠的传闻，说队伍下车后马上就开拔，所以大家都忙着做尚未做完的事情。有的人在吃东西，有的人在缝补破烂的制服，有的人在抽烟。

　　沙布洛夫沿着车站旁的铁路线走了一趟。团长巴柏琴科所在的军车马上就要开到。但是在团长到来之前，有个问题必须解决：沙布洛夫率领的这个营是先行开拔去斯大林格勒，还是今晚在这里宿营，等待全团的人都到齐后，明晨一起出发。

　　沙布洛夫沿着铁道踱着，注视着那些后天就要和他一起参加战斗的人们。

　　他熟识很多人，或者知道他们的面孔和姓名。这些都是“沃罗涅日人”。他心里这样称呼那些曾经在沃罗涅日城下和他一起作战的战士。他们每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因为对他们无须多加解释，他们有令则行。

　　他们知道，当敌机投掷的炸弹黑压压地向他们飞来时，应该卧倒不动；他们知道，如果炸弹向远处坠落，可以从容不迫地观察炸弹下坠；他们也知道，在迫击炮炮火下，卧倒在原地与向前爬行，二者的危险性相差无几；他们还知道，敌人的坦克往往总是碾压那些逃避的人，而德寇自动枪手在200米远的距离射击时，多半不是要打死人，而是打算吓唬人。

　　在沙布洛夫的营里，这样的人能占到三分之一，其余的人则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战士。在一辆尚未卸完军用品的车厢旁边，有个红军战士在那里站岗。他那副近卫军人的外貌——浓密深黄的八字胡子像两把尖矛向左右两边翘起，老远就引起了沙布洛夫的注意。沙布洛夫走到他面前，他剽悍地持枪立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尉。

　　从他立正站立，身束皮带，手持步枪的姿势中，可以断定他是从军多年的老兵。沙布洛夫在本师改编以前，几乎记得所有同他一起在沃罗涅日城下作战的人员的面貌，但是却记不起这位红军战士。

　　“你姓什么？”沙布洛夫问。

　　“孔纽科夫。”战士匆忙地回答道，并且目不转睛地望着大尉。

　　“打过仗吗？? “打过。”

　　“在什么地方？”

　　“在佩列梅什利城下。”

　　“这么说，你是从佩列梅什利开始退却的？”

　　“不，是进攻。”

　　沙布洛夫惊异地瞥他一眼：

　　“什么时候？去年吗？”

　　“不，是1916年。”

　　“原来是这样。”

　　沙布洛夫仔细地打量孔纽科夫，只见他表情严肃，近乎于庄严。

　　“在这次战争中，你早就参军了吗？”沙布洛夫问。

　　“不，还不到一个月。”

　　沙布洛夫满意地望了望孔纽科夫健壮的体魄，向前走去。

　　他在最后一节车厢附近遇见了在那里指挥卸车的本营参谋长马斯林尼可夫中尉。马斯林尼可夫向他报告说，5分钟后，列车就可以卸完。然后他看看自己的方手表说：

　　“大尉同志，我可以和你对对表吗？”

　　沙布洛夫一声不响地从衣袋里掏出怀表，表带用英国式扣针扣着。马斯林尼可夫的手表慢5分钟。他狐疑地望了望沙布洛夫那只玻璃破裂的旧银壳表。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

　　“你放心吧，对对准吧。第一，这还是我父亲给我的表，“波尔”牌的；第二，你应该习惯，战争中首长的时间总是准确的。”

　　马斯林尼可夫又看一眼两个表，然后把自己的表对准，行一个军礼，就告辞了。

　　此次他被指定为该列车的卫队长，随车行驶，列车到达后又指挥卸车。这是马斯林尼可夫到前线后执行的第一次任务。在爱尔屯这里，他觉得战争已经逼近。他闻到了战争的味道，心里很激动。他一直觉得有些惭愧，战争开始好久了，自己却没有参战。所以沙布洛夫今天布置给他的任务，他执行得特别认真。

　　“好，去吧。”沙布洛夫沉默片刻后说。

　　沙布洛夫望着马斯林尼可夫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孩子似的脸庞，心里惊愕地想，一星期后当马斯林尼可夫第一次感受污垢、疲惫和战壕生活的全部重担时，他的脸庞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一个小火车头呼哧呼哧地把期待已久的第二列军车拖往二级轨道。

　　团长巴柏琴科中校还是那样急性子，不等火车停稳就从客车车厢的踏板上跳下来。他跳车时把双脚摔痛了，于是一面咒骂，一面一瘸一拐地向急步迎来的沙布洛夫走去。

　　“列车卸完了吗？”他皱着眉头，连看都不看沙布洛夫，唐突地问到。

　　“都卸完了。”

　　巴柏琴科向左右看了看，列车的确卸完了。但是巴柏琴科仍然绷着面孔，声色俱厉，他认为，同下级讲话时就应该如此。此时他只有严厉地吹毛求疵，才能显示自己的威严。

　　“你在做什么？”他厉声问道。

　　“在等候团长的命令。”

　　“等候命令，倒不如让大家吃点东西。”

　　“如果我们马上开拔，我决定在第一次休息时让大家进餐；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宿营，我准备在一小时后为大家安排一顿热食。”

　　沙布洛夫习惯地拉长语调，不慌不忙地回答。急性子的巴柏琴科非常不喜欢他这种从容不迫的性格。

　　中校默默无语。

　　“团长是命令他们现在吃东西吗？”沙布洛夫问。

　　“不，休息时再吃。不必等候其他各营都到齐，马上出发。下命令列队。”

　　沙布洛夫把马斯林尼可夫叫来，要他负责集合队伍。

　　巴柏琴科眉头紧皱，一声不响。他习惯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亲自去干，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在奔忙，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往往来不及把事情办好。

　　本来，集合队伍这样的事并不一定要营长亲自办。但是当沙布洛夫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人，自己悠然自得，若无其事地站在团长身边时，巴柏琴科很不高兴。

　　团长喜欢看到，当他在场时下属们都特别忙。可沙布洛夫的从容不迫使他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他转过身去，开始环视马上就列队完毕的队伍。沙布洛夫站在他身边。大尉知道，团长不喜欢他，但是他已经习惯了，并不在意。

　　他俩又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忽然间，巴柏琴科同以前一样，也不看沙布洛夫，突然称呼他为“你”，用另一种声调气愤地说：

　　“你看，这些混蛋把人们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一群从斯大林格勒来的难民，衣衫褴褛，疲惫不堪，身上扎着沾满灰尘的绷带，跌跌撞撞地踏着枕木，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俩不约而同地向本团将要开拔的方向望了望。那里也是一片低低的草原，只是前面土岗上卷起的一团团灰尘宛如远处升腾的烽烟。

　　“集合地点在雷巴奇。你们要急行军，给我派联络员。”巴柏琴科说，表情依旧那样严肃，然后转身朝自己的车厢走去。

　　沙布洛夫来到路上。各连已经列队完毕。正当他们等待出发时，却听到了“稍息”的命令。队伍里战士们在轻声交谈。沙布洛夫走到二连队伍前时，又看到了深黄胡须的孔纽科夫：他挥舞双手，正在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沙布洛夫走到他跟前。

　　“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进攻要比退却好呢？”孔纽科夫说。“好处在于，你从东往西走，白天正热时，太阳只能晒到你的背部；傍晚凉爽时，太阳却照着你的脸。准确得很，就像列车时刻表一样准确。”

　　“子弹也是按时刻表飞来吗？”有人讽刺地问。

　　沙布洛夫从孔纽科夫身边走过，走到队伍前面。

　　“全营听我口令。”

　　队伍出发了。沙布洛夫走在前面。放眼望去，草原上都是灰尘，他又觉得这是烽烟。然而，也许前面草原上烽烟真的燃烧起来。

第二章

　　20天以前，在8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德寇里赫脱哥芬所率领的空军大队的轰炸机，一早就飞临斯大林格勒上空。究竟有多少架飞机，总共轰炸了多少次，没有人知道，但是据观察家计算，那天飞临城市上空的敌机，前后竟有两千多架次。

　　全城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第三天早上。虽然起火的第一天，双方在城外60公里的顿河渡口一带作战，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与这场大火同时开始了，因为从这时起，敌我双方都看到了斯大林格勒的火光，而交战双方的全部军事策划从此像受到磁石吸引一样，被吸引到这座燃烧的城市。

　　到第三天，斯大林格勒的大火开始熄灭，城里到处是特别难闻的焦烟气味，在后来城市被围困的几个月里，这种气味从来没有消散过。烧焦的铁锈气味，木炭气味，焦砖气味混在一起，令人窒息作呕，头晕目眩。烟尘和灰烬迅速落到地面，然而伏尔加河上只要吹来一点点微风，街道上就会弥漫着黑灰，城里又到处黑烟滚滚。

　　德寇继续对斯大林格勒进行轰炸，城里不时燃烧起新的大火，可是大家已经不再为之惊奇了。火往往很快熄灭掉。因为大火烧完几栋房屋之后，会很快蔓延到已经焚毁的街道上，那里已经没有可燃烧之物，于是大火也就自行熄灭了。

　　但是城市如此之大，随时随地都有东西在燃烧；几天以后，大家对这种经常的火光已经习以为常，当作城市的夜景。

　　在城市被炸起火的第10天，德寇已经推进到距离城市很近的地带，他们的炮弹已经愈加频繁地不仅在城郊一带，而且也在城市中心爆炸。

　　到第12天时，战况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凡是只相信军事理论的人，或许会觉得，再继续守卫这座城市不但无益，甚至是不可能的。城北一带，德寇已经推进到伏尔加河边，马上快要接近城南了。

　　斯大林格勒城绵延65公里长，最宽处不过5公里，德寇几乎占领了西郊的全部地段。

　　敌人的炮声从早上7点起，直至日落之时，始终隆隆不断。如果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来到集团军司令部，一定会觉得一切都很顺利，至少在防御者方面有强大的兵力。如果看看司令部那张标记着军队位置的城防地图，他会在地图上看到，在这个不大的地段内，密密麻麻地标满了担任防御的师旅番号，还会听到用电话给这些师旅长发出的命令，他会觉得，只要这些命令得到执行，就胜券在握。但是要真正了解战斗情况，这位不明真相的观察员应当到在地图上用红圈标记得精细清楚的各师，进行实地考察。

　　从顿河退却下来的这些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消耗甚大，每个师的实际兵员至多等于一个营。在各司令部、各炮兵团、各卫生营里，还有一些人员，但在各射击连里，人数却寥寥无几，有的连不过10来个人。近几天，后方部队中所有非绝对必需的人员全部被抽调出来。电话兵、厨师、防化人员都成为步兵，拨给各团长指挥。虽然集团军参谋长一望地图就知道，其所属各师现在不仅不成为师，而且已经不成为团了，但其所据守的阵地范围仍旧按照师的力量安排，担负着一个师所担负的战斗任务。虽然各级指挥官都知道，这样的负担几乎是力不胜任的，但是他们只能毅然决然地把这个无法胜任的负担加在自己下属的肩上，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仗总归要打下去。

　　如果战前有人对集团军司令说，将来有一天他所率领的机动预备队总共不过几百人，他肯定会哈哈大笑，而今天事实上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乘坐卡车的几百名自动枪手——这就是集团军司令在防线被敌人突破的关键时刻能够在城里调动的全部预备队。

　　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城里马马也夫山岗平坦而宽阔的高地上，安排在地窖和堑壕中，据前沿阵地不足一公里。德寇停止进攻了，不知是打算把进攻推迟到傍晚，还是决定喘息一段时间，但是根据整个情况，特别是寂静的情况看，不能不得出结论：敌人一定在明天早晨发动决定性的进攻。

　　“该吃饭了。”副官费力地钻进一个小地窖说道。集团军参谋长和军委委员正坐在灯光下看地图 。他们俩互相望望，然后看看地图，看看地图之后又相互望望。如果副官不提醒他们该吃饭的话，他们或许还要在地图边坐一个钟头，因为只有他们两人知道情况危险到什么程度。尽管一切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事情均已考虑周全，甚至司令本人也到各师去检查命令的执行情况去了，但还是丢不开地图，总想在这张地图上突然再找出某种新奇非凡的出路。

　　“说吃饭，就吃饭吧。”军委委员马特维也夫说道。他是个乐观、快活、讲究吃喝的人，哪怕在指挥作战的纷忙之中，也能够记起吃喝来。

　　他俩走出地窖，来到院子里。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下面，在土岗右边，一排迫击炮在铅灰色的晚空中闪闪发亮，犹如一群火兽。德寇在准备过夜，向天空放出一批照明弹，标示着他们的前沿阵地。

　　一道绿化带经过马马也夫岗，这是1930年斯大林格勒共产主义青年团倡议修建的。10年来，他们修造了许多花园、公园、林荫道，宛如一条长带围绕着从前尘土飞扬、闷热窒息的城市。在马马也夫岗上，也种植了许多树木，这些已有10年树龄的细小椴树，像棋盘一样排列得井井有条。

　　马特维也夫向四处望去，觉得这个温暖的秋夜异常可爱。四周突然如此寂静，椴树开始落叶，散发出晚夏的芬芳。他顿时觉得，在这个美妙的夜晚，坐在此地唯一的建筑物里，这个被战火毁坏的、作为临时饭厅的小房子里，简直有些荒唐。

　　“喂！”他对副官说，“叫人把桌子搬到这里来，我们就在椴树下吃饭吧。”

　　从厨房里搬出一张跛脚桌子，铺上桌布，摆好两个凳子。

　　“将军，请坐吧。”马特维也夫向参谋长说，“好久没有和你在花园的椴树下吃饭了，下次还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他回头向被焚毁的城市望了一眼。副官端来两杯酒。

　　“将军，你还记得吗？”马特维也夫说，“在莫斯科的索科里尼基公园中，在迷宫附近有一些用修剪整齐的丁香树围成的小屋，每个小屋里放一个小桌，几个小凳，还摆放着自炊茶炉，许多人经常全家到那里游玩。”

　　“哎，那里有蚊子。”这位不谙抒情诗的将军说道，“全然不像这里。”

　　“可这里没有茶炉。”马特维也夫说。

　　“但也没有蚊子啊。”将军固执地回答，“可那里的迷宫确实不错，很难走出去。”

　　马特维也夫回头望了望下面的城市，不由得笑起来：

　　“迷宫……”

　　下面是纵横交错的漫长街道。正是在这些街道上，在解决无数人的命运的过程中，也将决定一个关系重大的命运——军队的命运。

　　副官在黑暗中急匆匆地跑来。

　　“博勃洛夫从东岸派人来了。”他说话气喘吁吁的样子表明，他是跑着过来的。

　　“他们在哪里？”马特维也夫急忙问道。

　　“跟我来。少校同志。”副官叫了一声。

　　一位大高个子出现在他身旁，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孔。

　　“遇见了吗？”马特维也夫问。

　　“是的。”少校回答。“遇见了。博勃洛夫上校命令我向指挥部报告：他已经遇到了，部队立刻开始渡河。”

　　“好了。”马特维也夫说道，接着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站起身来，移开凳子。

　　最近几个小时，令他，令参谋长，令周围所有人焦虑万分的问题，此刻解决了。

　　“司令员还没回来吗？”他问副官。

　　“没有。”

　　“你立刻到各师里去寻找，一找到他，就向他报告：博勃洛夫已经遇到部队了。”

第三章

　　博勃洛夫上校一清早就被派去迎接沙布洛夫营所属的那个师，并催促该师快速前进。中午时分，博勃洛夫的车还未驶到阿赫图巴河中游，就在距离伏尔加河30公里的地方遇见了该师的人。他首先遇到的是走在该营前面的沙布洛夫。上校问沙布洛夫该师的番号，并从沙布洛夫口中得知，师长还在后面很远的地方，于是急忙坐进那辆已经发动的汽车。

　　“大尉同志，”他对沙布洛夫说，并用疲惫的神色望着他，“用不着向你解释，为什么你这一营人一定要在下午6点钟到达渡口。”

　　他没多说一句话，关上汽车门，点头示意司机开车。

　　晚上6点钟，博勃洛夫回到岸边，沙布洛夫已经在那里。这一营人经过疲惫的行军，到达河岸时队伍不甚整齐，前后拉得很长。但是当先头部队望见伏尔加河，沙布洛夫在等候命令的过程中，用半个小时就把全营的人分布到岸坡沟凹一带。

　　沙布洛夫把全营安排在岸边等待渡河，自己坐在靠水边的木头上休息，博勃洛夫上校坐到他跟前，打开漂亮的纸烟盒，拿出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北楼”牌香烟，请他吸烟。

　　他们吸起烟来。

　　“那里情况怎么样？”沙布洛夫把头往河右岸方向一点，问道。

　　“困难，”上校说。“困难……”第三次又小声说道：“困难”，仿佛这个字眼一言已盖之，无须做任何补充了。

　　如果说，第一个“困难”是指一般的困难，第二个“困难”是很困难，那么最后小声说出的那个“困难”则是惊人的困难，困难到了极点。

　　沙布洛夫默默地望了望伏尔加河右岸。看，它同俄罗斯所有河流的西岸一样，又高又陡。沙布洛夫在这次战争中经常感受的一个不幸就是，俄罗斯所有河流的西岸都陡峭，东岸都平坦，并且俄罗斯所有的城市，如基辅、斯莫棱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莫吉廖夫、罗斯托夫，都坐落在大河西岸。这说明防御困难，将来收复也困难。

　　暮色开始降临，但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德寇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冲进冲出；高射炮弹爆炸的火光异常稠密，像细小的云圈笼罩着天空。

　　城南一个大粮仓着火了，从这里都可以看到熊熊的火焰。高大的砖制通风道想必具有很大的通风力。

　　河东干枯的草原上，成千上万饥饿难耐、渴求哪怕一片面包的难民，往爱尔屯方向走去。

　　此时沙布洛夫看到这种场面，心里想的已经不是战争的恐惧，而是对德寇切齿的仇恨。

　　傍晚的天气已经凉爽，但是沙布洛夫经过在草原上顶着烈日、迎着尘土的行军之后，还没有缓过气来，不停地想喝水。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拿过钢盔，沿着斜坡，踏着细沙，走到伏尔加河边。他舀起清凉的河水，贪婪地喝着。他觉得身上开始凉爽了，又舀起第二下，把嘴接近钢盔时，一种既平凡又非常尖锐的想法令他不胜惊异：这是伏尔加河的水呀。他喝的是伏尔加河的水，而且是在战争中。伏尔加河与战争，这两个概念此时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在他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在他的全部生涯中，对于他来说，伏尔加河乃是俄罗斯刻骨铭心的永恒的象征，而此时他站在伏尔加河此岸饮用伏尔加河水时，伏尔加河彼岸却被德寇盘踞着。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耻辱。

　　他怀着这样一种崭新的感觉，沿着沙坡登攀上来，博勃洛夫上校还坐在那里；博勃洛夫瞥他一眼，似乎在回答他内心的问题，他凝神沉思地说：

　　“是啊，大尉，伏尔加河……”接着他伸手向上游一指，又补充说：“看，我们的小火轮带着驳船驶下来了。”随后用职业的眼光又一次聚精会神地望了望，说道：“能装一连人和两门大炮……”

　　15分钟后，小火轮拖着驳船靠岸了。沙布洛夫同博勃洛夫走近临时筑成的木码头，队伍应该在这里上船。

　　桥板两旁聚集着很多战士，人们正从驳船上抬伤员上岸。有些伤员在呻吟，但是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一个年轻的护士在担架之间忙来忙去。10多个能够走动的伤员，也紧跟在重伤员后面，下了驳船。

　　“轻伤员怎么这样少？”沙布洛夫向博勃洛夫说。

　　“少吗？”博勃洛夫反问一句，微微笑了。“到处都差不多，只是有些人没有渡过河来。”

　　“为什么？”沙布洛夫问。

　　“怎么跟你说呢，他们都留下了，因为很困难，因为孤注一掷，因为残酷。不，我对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很难解释。渡过河去，二天之后，你自己就会明白为什么啦。”

　　第一连战士开始从桥板走上驳船。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复杂情况。原来，岸边聚集着很多人，都想在此刻上船，都要乘坐这趟轮渡到斯大林格勒去。有一个人出院归队，还有一个人刚刚从粮站运来一桶伏特加酒，要求连人带酒运过河去。还有一个健壮的汉子抱着一口重箱子，强求沙布洛夫，说这是一箱子地雷的雷管，如果今天不把这些东西运过河去，就会杀他的头。另外还有一些人是早晨渡过河来的，现在要尽快返回斯大林格勒。

　　怎么劝说都不管用。这些人说话的口气和神情，使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急于要去的右岸乃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街道上随时都有炮弹爆炸。

　　沙布洛夫以特有的镇静态度决定允许携带雷管箱子的人和那个运烧酒的军需员上船，其余的人一律乘坐下一趟船。

　　最后来到他跟前的是一位护士，她刚刚乘坐这艘船从斯大林格勒来，刚刚送走船上载来的伤员。她说，对岸还有伤员，她还得乘这艘驳船把他们都接过河来。沙布洛夫当然不能拒绝她。全连上船之后，她也跟着经过狭窄的船梯登上驳船，然后转到小火轮上去。

　　船长是个不很年轻的人，身穿兰色上衣，戴一顶苏联商船水手的旧帽子，帽檐已破。他向甲板室不知咕噜一句什么号令，小火轮就起航了。

　　沙布洛夫坐在船尾，双脚吊在船舷外，两手抓着栏杆。他脱下军大衣，放在身边。河风吹拂军服，异常舒适。他解开军服扣子，敞开胸脯，风把军服吹得如帆蓬一样。

　　“这样会着凉的，大尉同志。”站在旁边准备去运伤员的那个姑娘说。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他认为这种假设很可笑，在战争的第十五个月份，他在渡往斯大林格勒的过程中会着凉，患感冒。他没有回应她。

　　“着凉了，你也不会发觉的。”姑娘再一次重复道。“晚上，河上很冷。我每天来回渡河，仍然患感冒，病得嗓子都说不出话来。

　　的确，从小姑娘细嫩的声音中流露出受风寒的嗓音。

　　“你每天都渡河吗？“沙布洛夫一面说，一面抬眼望她。”每天渡几次呀？”

　　“有多少船伤员，就渡多少次。现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伤员先送到团里，然后送到卫生营，最后送到军医院。现在我们把伤员从火线上抬下来，亲自运过伏尔加河。”

　　她说话从容不迫，沙布洛夫自己也觉得很意外地向她提了一个空洞而客气的问题：

　　“你这样渡来渡去，难道不害怕吗？”

　　“害怕，”姑娘说。“我从对岸运送伤员过来时并不害怕，但是当我一个人往回返时，还是害怕。一个人的时候总比人多的时候害怕，你说是吗？”

　　“是的，”沙布洛夫答道，同时心里想，当他在自己的营里或心里想着全营事的时候，总是比孤身一人的时候少一些害怕。

　　姑娘在他身旁坐下，也把双脚吊在水上，信赖地碰一下他的肩膀，小声说：

　　“您知道什么是可怕吗？你，您一定不知道……您的年龄已经很大，您一定不知道……要是突然被打死，什么都不会有了，我所幻想的一切就都不会有了。”

　　“你指什么都不会有啊？”

　　“什么都不会有的……您知道我有多大年纪吗？18岁……我还什么都没有见识过。我梦想学习，可没有学习过。梦想到莫斯科，到各地去，可哪儿也没有去过。我又梦想……”她犹豫一下，接着说：“我梦想爱个男人，嫁个丈夫……可连这点也没有做到……所以我有时很害怕，害怕忽然间这一切都不会有了。我一旦死去，就什么都不会有了。”

　　“如果你也学习过，去过你想去过的地方，也嫁人了，你就不这样害怕了吗？”沙布洛夫问道。

　　“不，”她肯定地说。“我知道，您不像我这样害怕。您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多大？”

　　“35岁，40岁？”

　　“是的，”沙布洛夫微微一笑，伤心地想，没必要向她证明自己没有40岁，也不到35岁，他既没有学会他所要学习的东西，也没有去过想要去的地方，并且也没有爱过他所深爱的姑娘。

　　“您看，”她继续说，“所以您不一定害怕。可我，却感到很可怕。”

　　这番话说得这样忧郁，又这样无所畏惧，沙布洛夫真想像对待婴儿一样抚摩她的头，对她说点空洞的安慰话：将来一切都会好的，她不会发生什么不幸事情的。但是，这座战火烽烟的城市景象使他说不出这种话来，他只是轻轻地抚摩一下她的头，就迅速把手放下来，免得让她以为他曲解了她的坦诚。

　　“今天一位外科医生被打死了，”姑娘说。“他牺牲了，是我把他运走的……他平时脾气很凶，总骂人。他做手术时也骂人并冲我们喊叫。您知道，伤员呻吟得越厉害，越是疼痛，他嚷得越厉害。可是当他行将离开人世，，我运他走时，他虽然肚子受伤，疼得厉害，他却静静地躺着，不吵不叫，一句话也不说，好像表示，行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好人。他不忍心看人们疼痛，所以才叫骂。而当他自己疼痛时，他却默不做声，一直到死，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当我在他身边哭时，他才微微一笑。你想，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沙布洛夫说。“也许，他看到你在这次战争中还健康地活着，所以微笑，也许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姑娘说。“不过我很可怜他，我很奇怪：他是一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时常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本人，都可能被打死，他可能最后一个被打死，或者他永远不会被打死。结果却截然相反。”

　　小火轮轰鸣着驶向斯大林格勒岸边。离岸边只有两三百米了。这时，一颗炮弹呼啸着飞来，扑通一声落到火轮前面的水里。沙布洛夫没有思想准备，突然颤抖一下，而姑娘没有颤抖。

　　“开炮了，”她说。“我此时和您坐在船上谈话，心里就不断在想，为什么他们不开炮呢？”

　　沙布洛夫没有回答。他认真地倾听着，在第二发炮弹落下之前就断定第二发炮弹打得很远。炮弹果然落到轮船前面200米远的地方。德寇用所谓的炮兵射击惯用手法打击这条船：往前面打一发炮弹，再往后面打一发。沙布洛夫知道，他们现在要取中间位置射击了，然后在这个距离内再取中，不断修正目标，接下去，在战场上就看运气了。

　　沙布洛夫站起来，向船尾走几步，双手做成话筒状，向驳船上大声喊叫：

　　“马斯林尼可夫，命令大家把军大衣脱下，放在身边……”

　　轮船上那些站在他身旁的战士们，都明白大尉的命令也是针对他们的，急忙脱下军大衣，放在脚边。

　　德寇的炮手真的像沙布洛夫预见的那样，按照前后对分的办法寻找目标，第三发炮弹几乎就打到小火轮跟前。

　　“框子来了，”姑娘说道。

　　沙布洛夫向上一望，只见一架德国式双机身炮兵侦察机，正在头顶上空不高的地方飞翔，因为这种飞机奇怪的尾翼很像俄文字母 ，所以前线上都称呼它为“框子”。德寇炮手今天射击之所以准确，现在清楚了。

　　小火轮由于拖着一个巨大的驳船，失去了机动性。现在只好等待四五分钟，等待靠岸。

　　沙布洛夫看一眼那姑娘，发现她居然没有一般人在危险时刻表现出的那种感觉，这使他很惊讶。她既没有依傍着什么，也没有向谁的身上躲避。她镇静地站在原来的船舷附近，在距离沙布洛夫四五步远的地方，一声不响，只是盯着脚下的河水，等待着。

　　沙布洛夫走到她身边。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能游到岸上吗？”

　　“我不会游泳，”她说。

　　“一点也不会吗？”

　　“一点也不会。”

　　“那你就站到那里去，”沙布洛夫说。“看，那里挂着救生圈。”

　　他指着那边挂有救生圈的地方，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到轮船上。炮弹显然落在机舱或锅炉内，因为一声轰响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被掀翻了，跌跌撞撞的人们把沙布洛夫挤倒，掀起来，又抛到水里。霎时间，他用手一拨水，发觉自己浮在水上。带着烟囱的那节轮船，翻倒在距离沙布洛夫20步远的水中，一开始那个烟囱好像一个大茶杯，灌满水后就沉到水底了。

　　人在四周水面上挣扎。沙布洛夫想到他命令大家脱下军大衣，这一点做得对了。灌满水的大皮靴，使劲拖着他的双脚往下坠，他本想钻进水里，把皮靴脱掉。但是，驳船就在他身旁顺流而下，离得很近，士兵的本能使他吝惜起靴子来，于是他决定，就这样游到岸上去。

　　这些都是他在一瞬间冒出的想法。接着他在几米外的地方发现了那个与他同船的姑娘，她几次想抓住轮船的破船板，但是没有抓到，沉到了水里。

　　沙布洛夫立刻迅速向她游去，当姑娘再次露出水面时，他抓住了她的制服。恰巧驳船此时顺水而来，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急速地划了几下水，想迎上前去。

　　半分钟后，他抓住了战士们从驳船上伸过来的手。大尉敏捷地靠近船缘，并把那个姑娘也带过来，当他确信那些健壮手臂能够把她拽上船时，自己也很快爬上船。

　　“喂，大尉同志，谢谢上帝，”马斯林尼可夫兴奋地出现在他身旁。

　　沙布洛夫看他一眼。马斯林尼可夫早已经脱下皮靴和上衣。他刚才怀疑沙布洛夫是否能够游过来，已经准备跳到水里帮助他。

　　“等一等，”沙布洛夫说罢转过身去，看着水面。

　　一群红军战士都游到驳船跟前。最后，船长也游过来了。他爬上驳船，一面喘着粗气，一面骂着，并把那顶依然留在头上，帽檐已经破损的苏联商船水手的帽子，更紧地移到前额。

　　崖边一艘汽艇疾驶而来，迎接这艘顺流而下的驳船。

　　“准备抛绳索，”汽艇上有人用伏尔加河流域人的低沉的口音，大声喊叫着。

　　片刻之后，一个小沙包带着细长的绳索凌空飞来，径直落到驳船上。红军战士齐心协力地拉这根绳索。接着又有几颗炮弹落到驳船后面很远的水里，此后就平静无事了，因为在陡峭的岸边，敌人已经无法射击了。

　　“清点人数，”沙布洛夫对马斯林尼可夫说，“您赶快穿好衣服吧，难道您就想这样赤脚站着吗？”

　　马斯林尼可夫难为情地看一眼自己的一双赤脚，急忙穿皮靴。

　　有个战士把自己的军大衣给沙布洛夫披上。

　　“您把军大衣给那个姑娘吧，”沙布洛夫说。“她在哪儿？”

　　她就坐在距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已经有人给她披上大衣，她似乎忘记自己浑身湿透，以女人特有的认真劲儿，在用力拧干自己的长发。

　　沙布洛夫本想走到她跟前，可此时马斯林尼可夫在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怎么样？”沙布洛夫问。

　　“８个人失踪，‘马斯林尼可夫低声说，脸上呈现出无奈的神情：刚刚抵达岸边，尚未开始任何战斗，已经损失了８个人。

　　驳船已经靠近码头，系好了缆索。现在不仅可以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还可以听到附近的机关枪声。这使得不了解城里情况的沙布洛夫大为惊奇。机关枪的射击声并不远，仿佛在两三公里处射击。

　　激动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忙着上岸。沙布洛夫让他们先下船去。

　　姑娘也是最先上岸的一个。当沙布洛夫想起她时，她已经下船，离开码头了。他同马斯林尼可夫两个人是最后上岸的。

第四章

　　夜晚，雷雨大作。晚上10点钟，当沙布洛夫指挥他的最后一连人渡河时，四周一片漆黑，犹如一幅故意描绘的奇幻图景。伏尔加河水波涛汹涌，白浪滔天；地平线上熊熊烈火冲天而起，夜空中笼罩着一片红光。漆黑的岸边电闪雷鸣，照耀出破碎的房屋、断壁残垣、高耸的屋顶、扭曲得像纸卷一样的汽油桶。大雨如注，打在脸上疼痛难忍。

　　岸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焦土残物之中很难分辨出眼前的一切。人们通过抚摩和根据声音来相互寻找，而大雨继续倾盆而下。

　　沙布洛夫利用最后一趟船，把本营的行军灶和粮食车辆也运过来。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在忙乱之中，根本无法为大家准备热食品。司务长们被叫到粮车前，领取各部队的粮食，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分发给大家。风雨交加，几乎无处可以藏身；木板、檐棚、废墟全都被雨浇透了。

　　沙布洛夫在日落时听到的机关枪声，此刻几乎停止，只是偶尔突然发出一阵排射，然后立刻就消失了。不过远处，自左自右不断传来炮声，炮声与雷声交织在一起。

　　虽然沙布洛夫知道，真正的危险在黎明时分，但是还是希望黎明赶快到来。至少那时他们可以看清自己身在何处，四周情况如何，他们应该向什么地方推进。

　　此时是夜里12点钟，当沙布洛夫把各连安排在沿岸一带已经变成废墟的街道时，疲惫已极的战士在露天的大雨中就开始休息了，有的人已经熟睡过去，有的人昏昏欲睡。这时从巴柏琴科那里来了一位通讯员，请他立刻到师长那里报到。

　　司令部也驻扎在岸边，从沙布洛夫这里走过去，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司令部斜建在悬崖之上，位于一座高大楼房的墙角下，是一个巨大的深洞，由钢筋混凝土圆柱支撑。这里有照明设备，柱子上挂着一个“蝙蝠”灯，如果需要写字或看地图，还可以打手电。

　　沙布洛夫从黑暗处来到这里，甚至连“蝙蝠”灯也照得他眼睛发花，虽然他从谈话中知道地下室里有许多人，但是分不清这些人的面孔。

　　“沙布洛夫！”他听到这是巴柏琴科的声音。

　　“怎么，现在全都安顿好了吗？”另一个人说道，沙布洛夫觉得这也是熟人的声音。

　　沙布洛夫仔细看去，看到巴柏琴科旁边站着师长普罗琴科上校。沙布洛夫很早就认识普罗琴科，自从他在沃罗涅日城下受伤住进医院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没见到他。不久前，也就是一个星期前，本师准备开往前线时，他才回到师里。沙布洛夫知道这些情况，但是始终没有见到普罗琴科。上校一向关心自己的部下，有时甚至是溺爱他们，此时他从黑暗中走到“蝙蝠”灯前，拍拍沙布洛夫的肩膀问道：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你怎么样？活得挺好吧？”

　　“挺好，”沙布洛夫说。普罗琴科喜欢用名字和父称称呼那些早已熟悉的军官甚至是最下级军官，以向其他人表明他同这些人的老战友情谊。

　　“活得挺好，”普罗琴科说。“看，我也活得挺好，这样就好。”然后他向黑暗中的某人说道，“将军同志，这是我的老战友，早在莫斯科附近我们就曾经一起作战。”

　　但是他立刻由温和的口吻转为严肃的语气，再一次询问他所召集的军官是否到齐，随后开始布置今天夜里的战斗任务。必须在今天夜里把抵御敌人主攻方向的师团余部替换下来。巴柏琴科团的任务是利用夜间击溃工厂区外的德寇，因为这伙敌人今天已经推进到离伏尔加河最近的地方，傍晚沙布洛夫听到的枪声，显然是从那里传来的。

　　普罗琴科以素有的作风，拿着铅笔在整齐铺就的地图上把任务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今夜去换防的两个团的指挥官先走，然后对巴柏琴科说：

　　“菲利普·菲利普维奇，你对自己的任务清楚吗？”

　　“一定完成任务。”巴柏琴科说。

　　“现在我把集团军总指挥部派来的几位熟悉城里情况的军官交给你，每个营安排一位。”接着转过身去叫道：“军官同志！”

　　从黑影中走出三位军官，两个上尉，一个大尉。

　　“请听从中校指挥。情况很困难，”普罗琴科注视着巴柏琴科说，“非常困难……夜间作战，又是在情况生疏的城市里。不能墨守陈规。夜间，人愈多愈乱，伤亡愈大。主要是出其不意，坚决果断，而不在于人多……巴柏琴科同志，你懂了吗？”普罗琴科严厉地说道，仿佛用这话提醒巴柏琴科慎重对待此前各种没有预见到这些情况的决定。“今天夜里你只能用一个营的兵力作战，其余两个营准备在拂晓时实施支援，或击溃敌人的反攻。攻击任务由沙布洛夫营担任。”

　　普罗琴科离开巴柏琴科，又对沙布洛夫继续说道：

　　“你一定要记住：夜战不在于人多，而在于出其不意，像在沃罗涅日那样，你还记得沃罗涅日的战斗吗？”

　　“记得。”

　　“真的记得吗？”

　　“真的记得。”

　　“那么问题就清楚了。好好去打吧，就像在沃罗涅日一样，还要比在沃罗涅日打得好。关键就在这里。”

　　普罗琴科转过身去，面对那位一直站在后面听大家讲话的人。现在沙布洛夫才仔细看了看他。他身穿一件被雨水淋得发亮的黑皮大衣，上面镶有淡蓝保护色的将军领章。显然，他早已向普罗琴科指示了一切，现在只是听师长布置任务。

　　“将军同志，有什么指示？”普罗琴科问道。“可以让他们这些军官回去吗？”

　　“稍等一下，”将军说着，走到灯前。

　　现在沙布洛夫完全看清他了。他中等身材，宽大的头颅，灰色的眼睛，观察人时紧锁眉头，目光深邃，炯炯的眼神，微微下垂的下颌以及略微前倾的身躯，透着一种坚韧不拔的气质。从他的神色看，他讲话一定非常严厉，可他开口讲话时，语气却平缓且言简意赅。

　　“你参加过巷战吗？”他问沙布洛夫。

　　“参加过。”

　　“工兵在前面，自动枪手在前面，优秀射手在前面，懂了吗？”

　　“懂了。”

　　“你自己也要在前面。在斯大林格勒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们师也这样做，”沙布洛夫突然冒出一句，自己都觉得意外，仿佛在同一个普通人谈话，而不是同集团军司令说话。沙布洛夫甚至忘记加上“将军同志”这几个字。但是将军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色。根据神色无法断定，将军是否喜欢沙布洛夫的回答。

　　“可以让军官们走了吗？”普罗琴科又问道。

　　“可以，让他们走吧，”将军说道。

　　沙布洛夫往外走时，感觉到了师长关注和护送的目光，并且听到师长回答将军问题时最后高声讲出的那句话：

　　“没问题，他有把握的……”

　　沙布洛夫想，这大概是在说他。

　　沙布洛夫在黑暗中赶上巴柏琴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给他派一位政委来，原政委患伤寒在半路被抬下车了。

　　“难道我能够生一个政委吗？”巴柏琴科打断他的话。“一连政治指导员不是在代理这个职务吗？”

　　“是的，是在代理这个职务。”从沙布洛夫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还有满腹的抱怨话要说，可巴柏琴科故意装做不懂的样子。

　　“既然在代理，那就让他代理下去。”

　　他们俩默默地又走了一会儿。沙布洛夫不喜欢巴柏琴科，也看不上他，但是很尊重他的勇敢精神，此外，他毕竟是该团的团长，一小时后他们要一同上战场。沙布洛夫并不是害怕，但是夜战前还是比平时激动，他希望听到巴柏琴科说些鼓劲儿的话。

　　“中校同志，我想，一切都会很好的，您是怎么想的？”

　　“我既没有想，也奉劝你不要想。有命令吗？有。既然有命令，等到明天完成后再去想也不迟。”

　　他同平时一样，说得干巴巴的，全然不了解下属的心思。因此沙布洛夫不再问他了。

　　沙布洛夫回到本营时，他的通讯员已经在一个破旧的小屋子里给他安排了一个指挥所，通讯员虽然已年届30，但是大家都叫他别佳。虽然别佳安排的地方很窄，得爬着进去，但是相对干爽，而且有灯。

　　沙布洛夫把马斯林尼可夫、政治指导员兼代理政委帕尔费诺夫和三个连长叫来。第一连连长哥尔坚科，瘦高个，翘胡子，很像夏伯阳；第二连连长维诺库洛夫，身材矮小；第三连连长波塔波夫是西伯利亚人，身材魁梧，性情沉稳，是不久前从预备军人中入伍的。沙布洛夫要求各连连长在半小时内，从本连挑选出15名自动枪手和优秀射手。

　　“前面，”他展开城市的平面图，向大家解释说，“是一个广场，这边的楼房已经被德寇占领，这三座大楼每一座都占着半个街区。今天夜里我要拿下这三座楼房。”他讲这番话时，每个字都停顿一下，借此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意义。

　　他把兵力分为三部分：哥尔坚科带领队伍从左侧包抄广场，占领左面那座楼房；帕尔费诺夫所部自右前进，用包抄的战术占领右面那座楼房；他自己率部从中间穿过广场……

　　连长们默默地听着。

　　“您，”沙布洛夫向马斯林尼可夫说，“带领预备队，到达我军前沿阵地后停止前进，把不随同我们前进的人安顿好，等待天亮。一旦我们在拂晓向敌人冲击时，你们要能够及时援助我们。马斯林尼可夫，听懂了吗？”

　　“懂了，”马斯林尼可夫闷闷不乐地说，他不满意的是，一开始打仗就把他放到预备队。

　　在发起进攻前的半小时内，沙布洛夫到三个忙乱的连队里巡视一番。他逐个回忆着在沃罗涅日一同作战的人，逐个把他们叫来，以便在第一次战斗，而且是夜战中，能够有更多的老兵参战。如果说夜战时会有大的伤亡，那么一旦攻不下这三座大楼，白天还需继续进攻的话，则伤亡会更大。

　　沙布洛夫来到二连时，突然想起在爱尔屯时和他谈话的战士。他想了想，这个年纪不小，留着胡须，举止镇静的大叔，大概过去是个剽悍的猎人，夜战一定有办法。

　　“孔纽科夫！”他叫了一声。

　　“到！”一个士兵陡然像从地里钻出一样，在他的耳边大声回答。

　　“把孔纽科夫也编进去，”沙布洛夫对波塔波夫说。“他也去……”

　　半小时后，各连出发了，沙布洛夫挑选的各冲锋队走在前面，他们冒着雨，沿着散发刺鼻的硝烟气味的街道，徐徐前进。

　　被派来为沙布洛夫营带路的上尉，黑黑的面孔，矮矮的个子，姓茹克，他把该营带到那条街的背后，街道的正面就是今夜的前线。再往前便是广场，在广场的另一侧，黑暗中隐约可以看到德寇所占据的三座大楼，半岛似地突出到广场上。广场这边，仍然有白天退下来的我军余部据守着。该团团长和政委已经牺牲。现在是一个大尉营长在指挥那里的一团人，给沙布洛夫带路的这位上尉就是被临时指定的团参谋长。本来他的任务，此时已经完成，但是他把团长带到一边咕噜一会儿后，又回到沙布洛夫身旁说，他了解那座被占领的楼房，如果沙布洛夫不反对，他愿意同他一起去攻打楼房。沙布洛夫不仅不反对，而且很高兴，虽然上尉的这种牺牲精神令他有些吃惊。茹克好像也感觉到这一点，于是说道：

　　“我带你们去。既然我们能够失去阵地，我就应该把你们带到那里……”

　　沙布洛夫指定了三个攻击部队发动进攻的地点。他自己这路人则经广场中央前进。他带的人最多，但他却要穿过整个广场，从中间插过去，而广场上唯一的掩蔽物就是前面黑压压的，在进攻地图上已经表明的圆形喷水池。

　　开始进攻前，沙布洛夫再一次把哥尔坚科和帕尔费诺夫叫过来。

　　他从衣袋里掏出烟盒，里面有四支宝贵的香烟。他留下一支待战斗结束后再吸，默默地往两个人的手里塞上一支，第三支则叼在自己嘴里。三个人蹲下来，用军大衣遮住，依次把香烟点燃，然后三个人都站起来，各自用手笼着火，以免露出火光。

　　此刻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叫他们勇往直前，这点他们知道。叫他们不要怕死，因为他们也和他一样，都害怕死亡。对他们说，占领这三栋大楼非常重要，必须占领……如果不是非常必要，他们为什么在这漆黑的夜里去迎接风险和死神？当然，这是非常需要的。他一句话也没说，而是一边抓住高大的哥尔坚科，一边抓住矮小瘦弱的帕尔费诺夫两个人的肩膀，用他细长的臂膀把他们都揽在身边，然后又默默地把他们放开了。

　　当他俩消失在夜幕中后，不知为什么，此刻他想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今后还能够看见他们吗？至于他们能否再看到他，他却没有想过。

　　一分钟后，他也带着队伍出发了。他往广场上走了50-60步，激动得屏住呼吸，仿佛怕敌人听到他的呼吸。后来，德寇盘踞的地方突然响起一排排自动枪的枪声，先是一批发光弹掠过广场上空，接着又射出两颗照明弹，照到广场前面的小喷水池和沙布洛夫左右两边的人。这两颗照明弹发射时，他们立刻卧倒在地上。接着沙布洛夫一跃而起，冲向前去。后面我军的迫击炮响了，“马克西姆”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着，回击德寇。接着，双方的发光弹一齐在头上飞过，沙布洛夫的脑海中竟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这些子弹一定会在空中相撞。

　　后来的事，无论是时间还是生命，都决定与咫尺之间。

　　沙布洛夫不断地爬起，带着队伍继续前进，跑几步后又卧倒在石路上。突然间，德寇的迫击炮也响起来。迫击炮弹时而在前面，时而在后面的石路上爆炸。已经停息的雨又下起来，雷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混成一片。一颗炮弹就在不远的地方爆炸。沙布洛夫向前奔去，立刻又倒下来，摔得很疼，再次爬起来时，抓住了前面的一个东西，借着眼前的闪电光，他看出，原来他靠着喷水池站着，手里抓的是一个石头雕塑的小孩。小孩的头和上身已经被炮弹打掉，沙布洛夫抓的只是他的脚。

　　这个本来是当作临时掩蔽物的大喷水池，现在却突然成为障碍物了。在这里停留很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要通过到达该楼房的100米距离。人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屏障，很难下决心前进。沙布洛夫几次爬到喷水池前面，带出一批人，然后又回来带其余的人。虽然此刻还没有伤亡，但是敌人打来的一排排机关枪子弹，总是把他们紧紧地逼迫到地上。

　　“听，擦得多响，”当他们再次卧倒时，沙布洛夫身边有人说话。“听，擦得多响，”又重复一声，听他的口气，好像真的是说划火柴。沙布洛夫立刻认出，这是孔纽科夫。

　　“这比你上次同德国人作战更可怕吗？”他转过头来问，头却依然没有离开地面。

　　沙布洛夫听到后面的喧哗声，边跑边喊：“别佳，跟我来”，说话间跑到走廊那头去了。

　　此后半个小时，很难分辩周围的情况。沙布洛夫的战士在楼内与德寇你来我往，激烈搏斗，射击，搏斗，而后再射击，再搏斗，投手榴弹。从德寇走投无路，东逃西窜，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跑到楼上的混乱场面看，德寇显然已经胆战心惊，而我们的战士还在广场上俯卧时，就已经渴望和德寇拼刺刀，杀死德寇。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

　　战斗逐渐转移到楼房的院子里，接着射击停止。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藏匿起来，有的逃走。德寇架在邻街上的几门迫击炮，开始向这座楼房射击，这说明，这座楼房此刻已经被收复了。

　　天色开始渐渐放亮。沙布洛夫派通讯员到哥尔坚科和帕尔费诺夫那里去了解情况，根据德寇也向那个方向射击的情况看，他们也占领了左右两座楼房。

　　天完全亮了，茹克上尉终于出现了。他一跛一跛地走着，身后跟着三个战士和五个反绑着手的德国人。

　　“抓住了……你看，他们躲到锅炉房，钻到锅炉里去了，”茹克以俄罗斯人特有的对德国人狡猾行为的惊奇神色说道，“你看，钻到锅炉里去了。”他得意地重复着，因为他终于把这些狡猾的德寇找到了。

　　沙布洛夫非常高兴，一方面是因为茹克安全无恙，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还抓了德寇的俘虏。但是此时沙布洛夫的腿突然疲惫得僵硬起来，他立刻抓过一把椅子坐下，擦着额头上的汗，几乎是冷淡地说道：

　　“钻到锅炉里了吗？……”

　　“钻到锅炉里了，”茹克很得意地重复说，“请您下命令，怎样处置他们呢？”

　　“您要返回自己的团吗？”沙布洛夫问。

　　“是的。”

　　“您带上几个自动枪手，把他们押解到那里去，然后往上转交好了。”

　　“那我就把他们带走，”茹克高兴地说，“用不着自动枪手了，我一个人就行，他们跑不掉的。”

　　沙布洛夫听到这话，也相信这几个德国人不会从他手里跑掉，但同时又不完全相信他可以把他们押解到司令部。

　　“您能够把他们押解到那里吗？”他说。

　　“那还用说，我一定把他们押解到……”茹克说。“现在这里的情形您多少也了解了吧？”

　　“知道一些，”沙布洛夫说。

　　“那我就回去了，”茹克说，“用不着告别，我还会来拜访的。”

　　“请经常来，”沙布洛夫微微一笑。“现在我要替自己找一间房子。”

　　“那很好，您尽管找吧。”

　　茹克已经转过身去，他快出门时，又补充道：

　　“不过我要提醒您，只能住最下面一层，楼上风大。如果德寇发现您住在楼上，他们一定会连窗户带墙壁一起给你打塌的，真的会这样。”

　　实际上，沙布洛夫选择作为临时指挥所的地方，正是一间半地下的，光线不太好的大房间。他刚刚坐下，正皱着眉头思考以后的安排时，孔纽科夫走进来，还带着一个不很年轻，长着棕色头发，年纪与身态都与他相仿的德军俘虏。

　　“捉到了，大尉同志。”孔纽科夫简洁地说。“捉到了。一捉到他，我就送到营长这里来了。”

　　孔纽科夫满脸胜利者的喜悦。他也同茹克一样，把俘虏的双手反绑着，但同时又很宽宏大度地拍着他的肩膀。这个德寇是他的战利品，因此孔纽科夫也像对待自己的财物一样关心他。沙布洛夫从俘虏的肩章上看出他是一个上等兵，于是用蹩脚的德语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个德国人用嘶哑的声音回答了他。

　　“他说什么，啊？他说什么？”孔纽科夫一再打断德国人的话问道。

　　“他讲了应该讲的话，”沙布洛夫告诉他。

　　“连嗓音都哑了，你看，一下子就哑掉了喉咙，”孔纽科夫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惊讶地说。“这是我把他弄嘶哑的。现在他恐怕两个星期说不出话来，或许一个月。”他补充说，然后又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他一番。

　　“你在旧军队干到什么军衔？”

　　“上等兵。”孔纽科夫回答。

　　“看，他也是上等兵啊。”沙布洛夫说。

　　“原来是这样，半斤八两，”孔纽科夫失望地拖长嗓音说，“我以为他是上校呢。”

　　“为什么是上校呢？”

　　“看，他肩章上有多少花条……我以为他 …… 我暗地里想，也许是个上校，应该小心些，呸，我要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东西，早就让他完蛋了……”

　　半地下室的窗户都用砖石和家具封堵起来，并且布置了机关枪手和自动枪手把守。在墙外沙布洛夫指定的地方，迫击炮手们匆忙掘出了自己的战壕。天黑以前不可能把行军灶运来。沙布洛夫命令大家拿出每个人的临时口粮充饥。一个观察员爬到楼上，藏在烧毁的屋顶下观察敌情，及时通报敌人在附近街道运动的情况。

　　哥尔坚科在电话里报告说，他那里一切都好，他俘虏了四个德寇，正在构筑阵地，等待下一步的行动命令。沙布洛夫指示他，现在唯一要做的是赶快加固阵地。

　　帕尔费诺夫的电话线也接通了，沙布洛夫立刻打电话过去。

　　“我是中尉格里戈里耶夫。”一个年轻人尖细的声音说道。

　　“帕尔费诺夫在哪里？”

　　“他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不能？”

　　“他受伤了。”

　　沙布洛夫搁下电话筒。恰巧这时，马斯林尼可夫气喘吁吁，得意洋洋地跑到他跟前来。

　　“我往这里走时，子弹正好打在这里。”他得意地说，同时把他那被子弹打穿的马裤边缝指给他看。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

　　“ 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事情总是这样高兴，那你在这里会经常高兴的。从各方面情况看，在斯大林格勒这里，你还会不止一次缝补衣服。怎么样，人都带来了吗？”

　　“带来了。”

　　“没有损失吧？”

　　“有３人受伤。”

　　“那还不要紧……可我带的人，光阵亡的就有21个。”他贴近马斯林尼可夫的耳朵，小声说道。“你留在这里，我去一下就来。”

　　沙布洛夫带着别佳，穿过下层走廊，一直跑到走廊右端，从缺口钻到外面，在稀疏矮小的树木的掩护下，跑到附近那座楼房。

　　显然，德寇并没有发现他们，只有稀稀拉拉的子弹在他的头上呼啸着飞过。

　　在一间安装有电话的房子里，格里戈里耶夫坐在电话机旁，沙布洛夫在这里见到了帕尔费诺夫。帕尔费诺夫躺在地上，头下枕着两个军挎包，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旁人的。他身上还在流血。一大片迫击炮弹炸伤了他的腹部。沙布洛夫进来时，帕尔费诺夫只是会意地、忧郁地望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

　　沙布洛夫很为帕尔费诺夫惋惜，他总是为那些一开始参加战斗就受伤殒命的人惋惜。据沙布洛夫了解，帕尔费诺夫在战争开始时，曾经在西方面军某部队担任过政治指导员。他身材瘦小，长着普通的脸庞，一双慈祥的褐色眼睛，他是一个不善于命令、喊叫和指手画脚的人，而此时他却毫无怨言地，从容不迫地走向生命的尽头，沙布洛夫不由得想走到他跟前，向他说点什么赞美的语言。他望望帕尔费诺夫露在外面，尚未包扎的伤口，无意中想，如果帕尔费诺夫没有力气从草褥上抬起头来看自己的伤口，这倒是好事。沙布洛夫向帕尔费诺夫弯下身去，蹲在那里，凑近他的脸，理了理他那被汗水浸透的头发，说道：

　　“怎么样，帕尔费诺夫？”

　　帕尔费诺夫看来是害怕张口说话，因为讲话要松开牙关，而一旦松开牙关，他就要疼痛得喊叫起来。他没有回答，只是睁开眼睛，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仿佛在说：

　　“不要紧.....”

　　沙布洛夫看到帕尔费诺夫快要死去时，全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于是他想，这个小个子大概既不喊叫，也不说话，而是一直跑在大家前面，不是“大概”，而一定是挺起胸膛向德寇冲去，因为他个子小，所以他不愿意弯下身去。

　　“不要紧，亲爱的，不要紧。”沙布洛夫反复重复着这句没有意义的亲切话语，他低下头去吻了吻帕尔费诺夫的额头，又吻了吻他那紧闭的嘴唇。

第五章

　　战斗只平息了两个钟头。拂晓时，战斗又开始了，四天四夜都没有中断过。战斗从轰炸开始：轰炸时，沙布洛夫受了轻伤，战争以来，他这是第五次受伤。轰炸持续的时间很久，而且很猛烈。在轰炸该营阵地时，除“容克——88”式飞机外，还有“容克—187”式飞机参加，——这就是德寇侵入法国时许多人说过的所谓施放啸声炸弹的俯冲式轰炸机。其实并没有什么啸声炸弹，不过是机翼下面安装有某种装置，当“容克”飞机俯冲时，就发出可怕的啸声。实际上，这是一种极普通的伎俩，其原理与儿童玩具风筝上安的角嘴和声哨并无二致。

　　然而，不仅以前遭过啸声飞机轰炸的沙布洛夫，连那些第一次听到这种啸声的大多数战士，也很少害怕这种实施心理战的飞机。

　　令沙布洛夫惊奇的是，孔纽科夫在夜里战斗得那么勇敢，可是一到空袭时，简直成了胆小鬼了：他卧倒在地上，脸贴着地，像死人一样，连头都不抬。

　　“孔纽科夫！”沙布洛夫急叫一声，向他走去。“是孔纽科夫吗？”

　　孔纽科夫胆怯地抬起头来，看见大尉，突然跳起来，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按倒在地。

　　“趴下！”他战栗地叫道。

　　沙布洛夫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他的手从自己肩膀上脱开，并坐到他身边。

　　“什么‘趴下？’”

　　“请您趴下。”孔纽科夫又说了一遍，还想把他按倒。

　　沙布洛夫知道，只有具备严明的军纪，具有保护指挥官的作风，才能促使这个惊恐万状的孔纽科夫从地上跳起来，强迫沙布洛夫卧倒在他身旁。

　　“怎么，害怕了？”沙布洛夫沉静地，会意地说道，孔纽科夫同样简单而真诚地回答：

　　“嘿，可怕得很。一旦给炸着……”

　　“你就这样永远趴着吗？”

　　“大尉同志，我听您的命令。”

　　“现在我命令你…… 卧倒，忍住，但是别浪费时间，轰炸时，你就趴下；炮弹飞过去，就起来。”

　　“是很可怕，大尉同志。请你放心，我很快就会习惯的，只是有点可怕。”

　　正是这番真诚的话语使沙布洛夫相信，孔纽科夫的确不是一两天就能够习惯的。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４年中，日日夜夜的攻击，无数次地钻越过12道铁丝网，——这是一回事，而此时此刻他生平第一次遇到的轰炸，完全是另一回事，对于这种空袭，应该重新去适应。

　　将近正午时，巴柏琴科打来电话说：

　　“我不到你这里来，我有其他事。大概主人会到你的地方去，要注意……”

　　他说完就放下了话筒。

　　“主人”——这是师里对普罗琴科的称呼，“注意”——意思是说，沙布洛夫决不要让师长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果然，普罗琴科带着副官和一个自动枪手很快就到了。沙布洛夫向他汇报完情况后，他寒暄道：

　　“你身体好吗，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说着伸出他那双健康的左手。他的右手受伤后，还未痊愈，但在谈话时，手指总是不停地动，用这个办法恢复手上的血液循环，代替医生的按摩治疗。

　　“不错，不错。”他一边踱着，一边用审视的眼光望着房顶。“如果德国人不喜欢你，他就会往你头上投一颗半吨重的炸弹。如果他舍不得这颗炸弹，那你就平安无事了。”

　　他同沙布洛夫一起到各机关枪的火力点前巡视一遍，然后又一同走到墙壁跟前，迫击炮手们在墙外挖有战壕，炮击炮已经布设在那里。他不满意地望了望那些马马乎乎挖成的堑壕，望着远处，仿佛没看见那里的迫击炮手，说道：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你认为，在战争中谁能把我们打死？你一定会对我说：是德国人。而我却认为：不仅有德国人，还有懒惰。”

　　他向迫击炮手转过身去，问那个急忙立正，站在他面前的中士：

　　“你知道非洲的驼鸟吗？”

　　“知道。”

　　“它与您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你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它也像你一样躲着：头藏在地里，屁股露在外边，就以为全身都藏起来了。‘卧倒！’”普罗琴科突然厉声叫道。

　　“什么？”中士不懂地问道。

　　“卧倒。现在炮弹打来了。乘你还活着时，卧倒到自己的战壕里去吧。”

　　中士急忙跳到自己的浅战壕里，果然不出普罗琴科的预料，战壕并没有把他全身遮住。

　　“看，”普罗琴科说，“不错，头保住了，半节屁股都打掉了。不行。站起来。”他又急得叫了一声。

　　中士站起来，难为情地微微笑了。

　　“你来下命令吧。”普罗琴科向沙布洛夫说罢，转身走了。

　　沙布洛夫停顿一下，命令他们掘深战壕，随后跑去赶上普罗琴柯。

　　两个机关枪手卧倒在石墙跟前。他们努力在墙内躲藏起来，实际上他们的确掩蔽得很深，他们那架机关枪的枪桶，几乎朝着天。普罗琴科走近跟前，卧倒在机关枪后面，检查了表尺，然后拍着膝头上的砖灰，站起身来。

　　“你是打猎的？”他问机关枪旁的第一射手，一位不很年轻，脸上有点麻子的中士。

　　“是，打过猎，上校同志。”那人打算与首长作一次亲切的交谈，胸有成竹地说道。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打猎的。”普罗琴科说。“枪口朝天，你在准备打野鸭子吧…… 摆得真准，野鸭一飞起来，就可打中它。”他若有所思又带讽刺意味地补充道。“只可惜呀，德寇总是在地上走，不然的话，可以说你的机关枪架得很好。”

　　他转过身，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去。第一射手用窘促的目光送走他，转过身来埋怨第二名射手。

　　“我不是对你讲过，枪口朝天，朝什么地方…… 你怎么把机关枪摆成这样呢？”

　　“那是您，”第二射手懊丧地辩护说，“我是按照您的……”

　　“我什么呀。你是第二射手，应该同我一块选择地形 。”

　　他们后来是怎样争吵的，沙布洛夫没听清楚。普罗琴科继续往前走，受伤的手指头不停地动弹，仿佛有意识在空气中弹奏什么曲调，他也不看沙布洛夫，在那里自言自语，这表明他情绪很坏。

　　“师长还要管机关枪口的方向，是朝天，还是朝地…… 这倒真不错。他在总参军校就是这样学习的？ 您什么时候能学会害羞啊？”他突然转过身来，向沙布洛夫叫道。“什么时候您能够知道害羞呢？”

　　沙布洛夫无言以对。上校说的对，即使战斗条例允许这样做，也是无可辩驳的。

　　“只有我们当师长的不再来规定机关枪的位置，当您已经学会害羞，那时我们才会战胜敌人，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胜利。这一点你要知道。“

　　他俩刚刚回到营部地下室，德寇就开始了攻击前的大炮和迫击炮射击。

　　“总的来说，你扼守得不错，可以守住阵地。”普罗琴科说着，微微侧过头来，倾听爆炸的声响。“既要坚守阵地，也要教大家学会打仗… 要不分昼夜地教他们。如果你今天不教好他，明天他就会被敌人打死，并且不单是打死，而是无谓地被打死，——作战总不免要打死人的，可惜的是被白白地打死。你的观测所设在什么地方？”

　　“第四层楼的屋顶下面。”

　　“你上去看看，外面情况怎样…… 告诉他们给我搞点东西吃。”

　　沙布洛夫一面走，一面小声告诉别佳，要他想办法弄点东西给上校吃，接着他就爬到四层楼上去了。那里有个三叶大窗户开着，窗户外有个烧毁了的凉台，从窗户内可以看清前面的一切情形。德寇在邻街上沿着房屋和篱棚向前运动。炮弹把这栋楼房附近炸得尘土飞扬，有些土块轰鸣着落到墙上，犹如大浪掀来，整个楼都在震动。

　　沙布洛夫发现，敌人正忙于进攻右侧那座楼房，现在马斯林尼可夫代替牺牲的帕尔费诺夫在那里指挥。沙布洛夫立刻沿楼梯跑回地下室来，用电话把敌人准备攻击的情形，首先通知马斯林尼可夫，然后告诉哥尔坚科。他们回答说，他们已经观察到了这种情况，正在准备作战。

　　除非特别需要，普罗琴科一般不爱干预部下的指挥事宜，他坐在地下室里，从容不迫地咀嚼干黑面包，面包上放着一块干香肠。德寇在密集的迫击炮弹爆炸声中开始了攻击。普罗琴科不顾沙布洛夫的劝说，和他一块上到观测所，两人在那里站了一小时之久。

　　沙布洛夫非常焦急，他想把普罗琴柯拖到下面去。一颗重型炮弹穿过墙壁在隔壁房间爆炸，砖土从缺口飞进来，沙布洛夫抓住上校的手，要强行把他拖到下面去。可是普罗琴科抽开手，看他一眼，没有像通常情况下对他吼叫，只是对他说：

　　“我们在一块作战多久了？一年多了吧？你为什么还要抓住我的手…… ”他认为没有必要再说了，摘下军帽，用手指仔细弹去上面的石灰。

　　德寇第一次攻击未能得逞，退回原地。此时沙布洛夫同普罗琴柯从观测所往楼下走，恰巧这时，一颗没有及时发射的炮弹击中下层楼梯回廊，楼梯的过道全被炸翻，他们只得抓住被炸怀的柱梁与残存的栏杆，走下楼来。

　　“首长是不能催促的，你现在该懂了吧？”普罗琴科说。“如果这次你性子太急，我就会被这颗炮弹报销了。大概巴柏琴科对你说过：‘主人要来，要注意啊……’”他忽然又开玩笑似地学着巴柏琴科的口气说。“而你却险些让我送了命。多危险……”

　　在第一次攻击和第二次攻击之间的平静时间，普罗琴科离开了。

　　“不要紧，你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他在临别时对沙布洛夫说，随后又神秘地补充说：

　　“一旦我学会更好地作战，我也就不到各营来了，让团长们到营里去，我只到团部就行了…… 但是你这里，因为老相识的关系，我还是要来看看的。凡是在沃罗涅日附近一同作过战的人，就犹如共同为小孩进行过洗礼，所以孩子的干爸爸这里，我还是要来的。”

　　他转身出门，脚仍然有点跛，手指也不断在空气里动弹。

　　傍晚，德寇再次发动进攻，但是再一次被击退。天色入暮时，别佳给沙布洛夫端来一锅煮熟的土豆。

　　“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沙布洛夫惊异地问道。

　　“就在附近。”别佳说。

　　“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附近。”别佳含糊地重复一句。

　　沙布洛夫饿极了，来不及问明底细，开始贪婪地吃着，脸颊上都粘的是土豆。别佳站在他身旁，流露出慈母般的亲切神态。

　　“究竟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沙布洛夫问道，这时他填饱了肚子，嗓音懒倦倦的。

　　别佳脸上显出一种内心矛盾的神色。一方面要回答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想向大尉透露这个新发现的供给处。沙布洛夫不精心地看了一眼他那麻木的面孔，微微一笑。

　　别佳的特点是胆大，心细，乐观，这是通讯员所应有的三种主要素质。战前，他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当采购员。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就很喜欢这个工作。任何人都弄不到手的东西，他总是有办法和有地方弄得到。这是他特别令人佩服的本事。他可以在雅尔塔搞到“工”字钢，在科斯特罗马搞到葡萄，在卡拉库拇搞到建筑木料。他做的都是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非常愿意干这样的事务。他从不替自己个人钻营什么，寻求什么，但是为了替本工厂找到必需的材料，他随时准备付出任何努力。他的对手都仇恨他，但他的上司们却器重他。在这次战争中，他给沙布洛夫当通讯员，除了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勇敢外，面对军队供给方面的各种困难，他也显出非凡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当营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沙布洛夫就派别佳去找食品，他每次总能找回点儿吃的东西。没有烟抽的时候，别佳也能找到烟叶。一旦没有酒喝，别佳也可以迅速找到烧酒，沙布洛夫甚至怀疑他一定有秘密保存的酒。

　　别佳只有一个缺点：虽然他从来不做非法的事情，但他总爱对自己的成就故弄玄虚，而且当沙布洛夫或其他人向他提问题时，他很不高兴。

　　“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沙布洛夫再一次问道，别佳觉得这次是搪塞不过去了，于是决定承认。

　　“就在这里。”他说。“在侧屋院子内，侧屋底下，有个地下室，里面有个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沙布洛夫把眉毛一扬。

　　“斯大林格勒的女人，她原先就住在这个侧屋里。丈夫被打死了。她带着三个孩子，钻进地下室后，就在那里住着……她的东西——土豆，胡罗卜等等，全在那里；为了不致于饿死，她那里还有一只山羊，不过，据她说，因为没有阳光，羊已经没有奶了。我向她说：‘我们首长很爱吃土豆。’她一声不响地，马上就煮了一锅，还说：‘要的时候就来拿’，并且给了我一些油脂…… 您还没注意到，把油脂和土豆一起吃了。”别佳苦闷地补充了一句。

　　沙布洛夫很奇怪，在这些废墟中竟突然发现带着小孩的女人。他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戴得很低，向别佳说道：

　　“带我去，她在哪里？”

　　他俩穿过几条走廊，弯着身子跑过遭到射击的地带，来到那个房子前。沙布洛夫果然在破壁残坦中间看见一个用砖石木板砌成的门。他们沿着自造的短节梯子往下走去。这是一间大地下室，大概，在战争期间还扩大了。屋子角落一个用板子盖着的木桶上，点了一盏小油灯。

　　一个年龄不大而面色憔悴的女人，蹲坐在木桶旁边，摇着婴儿。两个女孩，看上去一个８岁，一个１０岁，坐在她的身边，睁起圆圆的大眼睛，惊奇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进来的人。

　　“您好。”

　　“您好。”女人回答。

　　“你们为什么留在这里？”沙布洛夫问。

　　“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这里不是有德国人吗？”

　　“我们把外面都用东西塞住了，”女人从容地说，“他们看不见我们。”

　　“塞紧了…… 会窒息憋死人的。”

　　“德国人来了，反正一样。”

　　“今天已经迟了。”沙布洛夫说。“明天我想想，怎样把你们送走。”

　　“我可不走。”

　　“为什么不走？”

　　“不走。”她固执地重复道。“能往哪里走呢？”

　　“到伏尔加河对岸去。”

　　“不去。我能带走她们吗？”女人一手指着孩子们。‘如果一个人，我早就走了，带着她们，我决不走。我活得了，她们会死的，会死在伏尔加河对岸，一定会死掉的，”女人肯定地重复说。

　　“如果留在这里呢？”

　　“我不知道。看，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也许够吃一两个月，再往后也许你们会把德国人赶走。如果我们现在走了，他们一定会死的。”

　　“假如忽然落下一个炸弹或炮弹，这点您又想到没有？”沙布洛夫说，他已不再试图说服她了，但在他队伍旁边，一个女人带着３个孩子，继续住在这里，他总觉得放心不下。

　　“那有什么要紧。”女人镇静地说，“如果落下一颗炸弹，把我们一齐炸死，那我们就一起死好了。”

　　沙布洛夫不知道应该再对她说什么。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如果要弄吃的东西，我来弄，请吃吧。我的土豆很多，需要的话就让他来告诉我，——她把头向别佳一翘。——我还可以煮白菜汤给你吃，只是没有肉。不过我可以宰掉母山羊。”停顿半晌，她又说，“把羊宰掉，汤里就有肉了。”

　　她从沙布洛夫的眼神看出，他已经理解她了，不会再坚持要她走，而她此刻说弄东西，煮菜汤，也不单是为了留下，为了不再受到干扰，而是出于俄罗斯妇女真挚的同情心，她怜悯面前的兵士，虽然分辩不出他们各人的职衔，但应当弄点菜汤给他们吃，甚至不惜宰掉那只山羊。现在留着母山羊有什么用处？反正已经不产奶了。

　　沙布洛夫走到外面，望了望那些烧焦的废墟，又像在爱尔屯时那样想到: “呃,人们都被赶到哪里去了啊?!”前面就是德寇。他回头望一下自己据守的,被弹片打得千疮百孔的楼房。

　　“而我们就在这里！”

　　于是他平静地想，他决不放弃这座楼房。

　　双方不停地对射了一整夜。

　　黎明，德寇开始第三次攻击。敌人从正面攻击沙布洛夫营据守的各个楼房，虽然未得逞，但是楼房左右的广场四周却被敌人突破了。早晨9点钟时，他在电话中听到巴柏琴科难听的声音：

　　“你那里怎么样？守得住吗？”

　　“守得住。”

　　“守住，守住，我马上就到你那里来。”

　　这是他在电话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一分钟后联系中断了。虽然他不喜欢巴柏琴科，也不爱听他那嘶哑的声音，但在此后双方一切联系中断的３天３夜中，沙布洛夫总在回忆他这几句话，这几句话使他相信他不是孤立的，电话会恢复的，巴柏琴科会再次出现，全师也会来支援，一切都会好的。

　　联系中断后，巴柏琴科当然没到他这里来。德寇占据了后面整个广场及其四周的房屋，于是沙布洛夫和全营陷入战争中极其复杂的处境，即陷入“包围”圈内。沙布洛夫必须坚守在这里，抵抗德寇，并等待两种可能的结局：或则我军突破敌阵，前来援助，或则粮尽弹绝，全营战死。虽然他自己有时不得不想到第二种情况可能发生，弹药可能在援军到达之前告馨，但他总是竭力用第一种可能来鼓舞他周围的全体官兵。这些人知道自己子弹盒里有多少子弹，迫击炮弹箱里有多少炮弹，但是他们觉得大尉那里还应该有些弹药储备。可大尉自己心里明白，他根本没有储备，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储备。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加困难。

　　他教导大家有把握再射击，有绝对把握时才开枪。他把大多数战士的子弹收上来，集中给优等射手使用。其余的人只拿手榴弹，准备在敌人突入楼房时使用。在这三昼夜中，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两次，但是德寇的两次突破均被击退。楼房墙脚边，院子里，各个破碎的窗户前，到处是德寇的死尸。谁也不去掩埋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力气，更没有这样的愿望……

　　第三天，一颗炮弹打穿沙布洛夫驻地的墙壁，在地下室内爆炸了。幸运的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别佳出去了，沙布洛夫刚刚躺到床上，就被气浪掀下床来。他爬起来后，看到头顶墙壁上，仿佛粘满了血斑，其实这是墙上许多地方的石灰被打掉之后，现出来的红砖迹印。

　　于是不得不转移地方，迁到两天前别佳提议的那间在最下层的房子里，这个房间至今还奇迹般地保存完好。在所有房屋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它居然无恙，沙布洛夫脑海中竟然出现了一种妄诞念头，或许今后也不会有炮弹打到这里。

　　第四天，周围的一切都被大炮轰鸣得震撼起来，忽然一个女人轻轻走进房来，把一个土钵子往桌上一摆。

　　“白菜汤煮好了，尝尝吧。”女人说。

　　“谢谢。”

　　“如果喜欢喝，我再送来。”

　　沙布洛夫望了望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一切真是太奇怪了，几乎难于置信，——藏着３个小孩的掩蔽部，煮白菜汤的女人…… 同时又这么镇静自若，犹如榴弹炮手已经拿起反坦克枪，本应丢下卷烟用皮靴踩灭，一心准备打击敌人坦克，但他却把卷烟搁在土台子上，留着打完仗后再来吸完…… 这个女人的举动以及她来到这里的情形，真是有点可怪……

　　“谢谢，谢谢。”沙布洛夫看到她还是默默地站着，重复一句，突然他明白了她在等待什么，于是从靴筒里掏出匙子。

　　“白菜汤太好了，非常香。”他说，“真好吃…… 请您快走吧，他们又要开炮了。”

　　夜间，马斯林尼可夫乘着夜色来到沙布洛夫这里，沙布洛夫好容易才认出他来，他满脸胡子，脸变得长长的。沙布洛夫望着马斯林尼可夫，心想自己在这几天内大概也变样了。他疲倦不堪，这不是因为经常感觉到危险，而是由于他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他不知道南北两方的情形，虽然根据炮声判断，四方八面都在作战，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并且坚信不移地感觉到：这三座窗毁室破的楼房，他——沙布洛夫以及他的战士，包括战死的和正在战斗的，还有地下室里带着３个小孩的女人——所有这些就是俄罗斯，他，沙布洛夫在保卫它。一旦他死去或投降，那么这块土地，就不是俄罗斯的，而要成为德国的了，但他决不能做这样的设想。

　　最后，在第四天夜里，南北两方激烈的炮声彻夜未停。炮弹落到院子里，迳直打到这几座楼房里来，大概其中有德寇的炮弹，也有我军的炮弹。到黎明时，看来我方打的炮弹比德寇打的更多。沙布洛夫起初不相信，接着又相信了，再后来又不相信了，直到拂晓时，他才想到，这一定是我军正在向他这里突进。

　　拂晓时分，我军的自动枪手，满身是汗，脏污不堪，愤怒地冲进左边楼房的院子里。他们在追击德寇，以为这里也是德寇。几乎无法阻住他们冲向走廊或地下室去搜寻德寇。

　　在第一批到达的人们中，沙布洛夫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巴柏琴科，他拥抱了他，即那个不遭人爱、粗暴和刻薄的巴柏琴科，他困惫不堪，满腮胡须，脖子上挂着一只自动枪，手上和腿上都沾满污泥。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马上过来。”巴柏琴科几乎叫喊地说，同时极力掩饰他在上下级交谈中突然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兴奋神情。

　　巴柏琴科破例地微微笑着在房间里踱了两趟，然后把自动枪往地板上一敲，坐到桌旁，身子歪斜着，终于又露出平常那种忧郁的不满神态，以过去一贯的口吻问道：

　　“伤亡多少？”

　　“阵亡53人，负伤145人。”沙布洛夫说。

　　“不爱惜人。”巴柏琴科道，“太不爱惜人了。不过总的情况还不错，坚守得很好。叫人给我弄点水喝。”

　　沙布洛夫转身吩咐别佳去弄水，可当他回过身来时，发现已经不需要水了，中校歪倚在桌子边上，头靠在怀里的自动枪子弹盘上，已经睡着了。大概他同沙布洛夫一样，这几昼夜来都没睡觉。想到这里，沙布洛夫忽然想起这四天四夜的情景，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已疲倦得不能动弹了。为了不至于像巴柏琴科那样倚桌而卧，他站起身来，靠着墙，吃力地从衣袋里掏出大手表。表上的时间是9点15分——自从他拉出别佳的手臂，抛出手榴弹，破窗而入，跳进这房子，已经过去４天４夜零７个小时了。

第六章

　　到沙布洛夫与巴柏琴科幸运地会合时，仗已经打了４天４夜，紧接着又是４天４夜的鏖战，而在这４天４夜内，德寇连番反攻，德寇飞机的俯冲轰炸和炮弹爆炸震耳欲聋，自动枪的干燥的射击声嗒嗒不休。到第九天时，才开始稍微沉寂下来。

　　天黑后，沙布洛夫很快就躺下睡了，但是３个小时后，电话铃声却惊醒了他。巴柏琴科一向不喜欢自己的下属比自己睡得早，他要值班员把沙布洛夫叫醒。

　　沙布洛夫从沙发上起来，走近电话旁。

　　“您睡了吗？”好像很远的地方传来巴柏琴科嘶哑的声音。

　　“是的。”

　　“你睡了。全都部署好了吗？”

　　“部署好了。”沙布洛夫说，同时感觉到，这个令他气愤的谈话正一秒钟一秒钟赶走他的睡意。

　　“万一敌人夜间进攻，你有应对办法吗？”

　　“有。”

　　“那你就睡吧。”

　　巴柏琴科放下了话筒。

　　马斯林尼可夫这时也醒过来，坐在沙布洛夫对面的床上，他听到沙布洛夫叹气，大概已想像到大尉同团长在电话中谈话的内容，知道他这次特别生气。

　　“是中校吗？”马斯林尼可夫问。

　　沙布洛夫默默地点点头，又躺到床上，试图继续入睡。但是像特别疲劳时经常发生的一样，他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躺了几分钟，随后赤脚坐在床上吸烟，第一次仔细地把几天前就成为营部驻地的房间，看了一番。

　　桌布上有新烙的两个圆圈，一个圈子较大，显然是炒锅的迹印，另一个小些，是被咖啡壶烙上的。大概，这个住宅的男主人在离开此地之前，先把家眷送走了，最后几天，他在这里过的是不习惯的单身汉生活。橱柜上的小玻璃门已经被气浪震得脱落。从橱柜里看不出主人的景况，里面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书桌上留有家庭生活的许多痕迹。编针还留在刚动手打的线织物上，一捆技术杂志，几本破旧的契可夫全集，一些翻烂的三年级教科书，还有一列排得整整齐齐的四年级新课本…… 随后沙布洛夫又看见几本小学生的俄文笔记本。他带着职业上的好奇心——他曾经想从事教育工作，开始翻阅笔记本。在一个本子的第一页上写着：“参观磨坊”——“昨天我们到过磨坊。我们看到了磨面粉的情形…… ”“磨”字经过几次修改。“起初把麦子运到粮栈，然后转运机又把它从粮栈送到磨坊，后来…… ”

　　沙布洛夫合上笔记本，回忆不久前他从伏尔加河东岸看见的那个火焰腾腾的大粮栈，莫非是他在小学生课本中读到的这个吧。

　　马斯林尼可夫坐在对面，同他的姿势一样，吊着一只脚，也拿了几个笔记本，慢慢地翻阅着。突然，他讲述起自己的童年。他俩认识以来，在同沙布洛夫的谈话中，他曾经几次提起过童年生活，而此刻沙布洛夫觉得，马斯林尼可夫并不是想向沙布洛夫讲述自己的童年生活，而是想引着沙布洛夫来说他本人过去的经历。

　　沙布洛夫不是那种忧郁、拘谨和沉默寡言的人。他之所以少言寡语，一则是他总是很忙，二则他喜爱独自思索，三则当他同人们交谈时，喜欢听别人议论，同时心里总是想，自己的成就很小，几乎一事无成，别人不会对他的生活经历感兴趣。

　　此刻也是如此，他宁愿默默地听马斯林尼可夫讲。有时他在思索对方的话，有时又在想自己的事，并不慌不忙地、仔细地翻阅桌上的东西。

　　这家的第二个孩子，大概还很小。桌上散落着几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纸上有红蓝铅笔画的图画：几间歪斜的房屋，着火的法西斯坦克，冒着黑烟下坠的德寇飞机，上面是用红铅笔画的一架小歼击机。这是儿童对战争的理解：我们的人总是在射击，法西斯总是被击溃。

　　沙布洛夫在痛苦地反思过去的错误时，不由得想到，战前许多成年人正是这样认识战争的。

　　战争…… 最近以来，他在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时，不由得将自己全部生活和战争问题联系起来，把自己战前的生活行为，分成为坏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不是简单地分为好与坏，而是相对于战争而言。现在当他作战的时候，他感觉有些生活习惯妨碍他，有些习惯却对他有所帮助。总体上讲，有助于他的生活习惯多些，像他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年代开始独立生活的人，经历了艰巨生活的历练，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和自我约束精神，如果不谈战争期间随时可能死人的问题，仅战争中那些日常的负担和困苦是不能吓倒他们的。

　　沙布洛夫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从小就开始做工，从一个建筑工地转到另一个建筑工地，几次被送去学习，几次又被派去做工，开始是共青团派遣的，以后是党组织动员去的，结果始终没有完成学业。服兵役年龄一到，他又在军队里服役两年，退役时是少尉军衔。退役后，他回到建筑业，曾担任领班，又开始日夜工作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

　　五年计划年代的建设热潮，不仅吸引了他，也吸引许多其他人。这一热潮打破了他原有的计划，使他从事的全然不是他儿时梦想的职业。但是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终于鼓起勇气放弃工作、工资和普通生活，开始在成年时代过大学生生活，住宿舍，领取一百卢布的助学金。

　　战争开始前一年，他到莫斯科，进了某大学历史学系。1941年6月21日，他出色地通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大学考试，而在第二天早晨，他们听到了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大家期待的，但是内心深处还不完全相信的事件发生了。战争爆发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这个曾经想当历史教员，三次突围，五次负伤，两次荣膺奖章的人，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来到这个房间里。如果这房间里，那个有家庭刺绣点缀的天鹅绒沙发椅背上没有一枝斜挂着的自动枪在闪烁发光，他简直可以设想，此刻已经不是战争年代，而是和平时期了。

　　夜已经很深了。沙布洛夫一边懒散地听着马斯林尼可夫讲述自己的生平，一边不由自主地回忆自己的过去，他慢慢地卷一支烟，精心地把烟卷放在烟嘴上吸着。马斯林尼可夫忽然沉默起来，一动不动地坐在他对面，他俩这样默默地对坐了大约１０分钟。后来，马斯林尼可夫又开口了，现在讲的是恋爱问题。开始时他像孩子一样认真的讲述自己中学时代的各种爱好，尔后又谈到一般的爱情问题，最后他突然问沙布洛夫：

　　“喂，你恋爱过吗？

　　——什么，恋爱？

　　——是，难道您从来没有恋爱过？”

　　“恋爱？”沙布洛夫凝思着，吸了一口烟，闭着眼睛。“恋爱。难道他平生一次也没有爱过女人吗……”

　　他回忆起过去的两三个女子，她们在他的生活中是昙花一现的，他在她们生活中也是昙花一现的。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大概谁也不欠谁：他对这几个女子，既没有过失望，也没有惹谁不痛快。或许这不大好，但谁又知道呢？最可能的，大概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轻率而短促,并不是因为他不想恋爱，而正因为太想爱个女人了。从他所遇到的女人，以及他们双方关系的结果看，这不像他所想像的爱恋，而他也就不去努力使这些交往成为真正的恋爱。诚然，这里面的全部底细，只有他自己知道。当马斯林尼可夫经过长久缄默之后，又来追问他：“您真的从来没有恋爱过吗？”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大概是没有过……”

　　他从沙发上起身，在房里来回踱了几趟。

　　“不，不会是没有的。”他心里想，“正确些说，也许过去没有恋爱过，但决不能说，将来不会恋爱。”

　　突然，他记起那天同船的姑娘的话，她说：她没有爱过人，所以才特别怕死，而他应该不怕，因为他已是成年人，大概一切都有过。

　　“不，并非一切。”他想，“并非一切都有过。天啊，人生在世，有过东西既多又少，一个人，哪怕他一时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那生活也将是乏味的，没有滋味的……”

　　他又在房里走了一趟，然后走到马斯林尼可夫紧跟前，一手搭在他肩上。

　　“米沙。”与其说他是在回答他的问题，不如说是谈自己的见解。‘米沙，你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死。无论如何……“

　　“为什么？”

　　“原因我不知道。只知道不能死。”

　　一个通讯员走进房里，只说了一句：“敌人进攻了”。沙布洛夫坐到沙发上，急忙打起包脚布，穿上皮靴，用惯常的姿势，急忙笼住袖子，穿上军大衣。

　　‘到底还是没来得及睡。”他一面紧皮带，一面向马斯林尼可夫说。

　　马斯林尼可夫顿时觉得大尉这句话中带有忧郁而善良的讽刺意味，把两人刚才兴奋地回忆的一切都讥讽了，相对于“敌人进攻了”这个十分简单，但却是他们的全部生活的语言来说，上述一切回忆的意义太微不足道了。

第七章

　　拂晓前，沙布洛夫在查明通报这次敌人进攻的消息是一场虚惊之后，又回到了营部，但他没有躺下睡觉。早上五点钟，这是一昼夜间最静寂的时刻。他走近通往走廊的那扇已经被炸毁的，用雨衣遮着的门前，想叫别佳弄点东西吃。他一揭开雨衣幔，立刻止步了。别佳正同一个值班员和两个通讯员并排坐在地板上谈话，没有发觉沙布洛夫。

　　“你问我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别佳说。别佳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这时他用同他人谈话时常有的那种亲切的教训口吻在讲话。“我又怎能知道呢？我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把德寇消灭光了，战争就结束了，至于我们什么时候把德寇消灭——这点我却不知道……”

　　“哦，要把他们赶到远远的……”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吐出一缕缕的烟圈，望着天花板说。“远远的。”他深信地补充一句，认为结局一定是这样。显然，他所忧虑的只是到国界的距离很遥远。

　　为了不想让他们知道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沙布洛夫轻轻放下雨衣幔，回到房里，坐在桌旁，然后才大声喊别佳；别佳立即出现在门前。

　　“该弄点早餐吃吧。”

　　“是的。”别佳回答，接着就听到雨衣幔外，他在摆弄着饭盒和锅盖的声音。

　　“我们的伤员怎么样，都运走了吗？”沙布洛夫问马斯林尼可夫。

　　“昨天晚上还有18个伤员没有运走。”马斯林尼可夫说。“敌机轰炸的厉害，弹片，石头，玻璃满天飞。”

　　“在外面空旷的地方要好得多。”沙布洛夫同意道。

　　他烦闷地皱起眉头，脸上现出凶恶的神色。

　　“本来，斯大林格勒有外围工事。”他说。

　　“知道，我听说过……”

　　“城外15公里一带，挖过许多宽堑，战壕，工程火力点，筑有许多水泥桩，据说，许多人曾经日夜不停地工作，可是那里，竟然没有过一次仗。”

　　“为什么呢？”

　　“米沙，要是你知道的话……”沙布洛夫愁郁地说道，“战争这一年来，我见过许多白挖的堑壕。从边界上起，一直到这里，千百万立方米的土，全都白挖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人常常在自己的后面挖一条阵线，而军队并未事先占领这个阵地，那里既没有大炮，也没有机关枪，什么都没布置。我们按照老习惯在等待，心想，等我们退却到那里，就占据这个阵地。而德国人却迂回到后面，比我们先到达那里。因此这些工事就白白丢掉了。以后我们赶到城里，背对着城市，毫无准备，于是又挖新战壕，不是三个月，而是三天就要把战壕挖好，我们在这些战壕里和敌人鏖战到底，直到战死。真是既艰难又令人生气…… 你说晚上还有18个伤兵留在那里。”此刻他又转到开始谈话的那个题目上。“你去打听打听，是否把他们都运走了？”

　　马斯林尼可夫出去了。沙布洛夫找到一把小刀，把自造的所谓“喀秋莎”油灯捻子修好。这灯是用76毫米口径的炮弹壳做的，炮弹壳上口压扁，内面装有灯捻，上半节开一个孔，孔上安有塞子，从孔内灌进煤油，没有煤油时，用汽油加盐来代替。

　　沙布洛夫把灯捻弄好之后，懒洋洋地用叉子在别佳刚刚端来的一炒锅罐头内，戳了几下。他不想吃，为什么呢？也许因为现在只是早上六点钟，实际上还没到吃午饭的时候。正常的作息规律弄乱了。沙布洛夫很想到户外走走。他刚把军大衣披上，马斯林尼可夫就回来了。

　　“伤员在夜间全部运走了。您知道是谁来照料运送伤兵的？”马斯林尼可夫说。“就是我们从水里拖上船的那个姑娘。她过河来了。”

　　“真的吗？”沙布洛夫问。

　　“她总在运送伤兵，只是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她。此刻我已经把她带来了。让她休息一下，坐一坐。”马斯林尼可夫轻声补充道。

　　“当然要让她休息休息，当然。”沙布洛夫突然想起自己是这里的主人，除了其他种种职责外，还有招待客人的责任，他匆忙说。

　　马斯林尼可夫出去到走廊里，大声叫道：

　　“安娜！安娜，您在哪里？”

　　安娜一进门，就羞答答地停在门口。沙布洛夫觉得，最近七八天来，她好像更加削瘦，变成一个完全细弱的女子了。

　　“请坐，请坐。”沙布洛夫慌忙说道。

　　他极想扮成一个好客的主人，但一切动作却显得特别笨拙。本来只须简单地把条凳往前一移就行，他却端起凳来，砰的一声往地板上一放，姑娘不由地吓了一跳。

　　“您怎么样？”沙布洛夫笨拙地问道。

　　“不错，”姑娘说，然后微笑着坐下了。“您呢？”

　　“也不错。”

　　“哪能说‘不错’，是好极了。”马斯林尼可夫热情地附和着说。“我们过得好极了。请看，我们这里……”他得意洋洋地两手一张，仿佛周围一切，真的证明他们过着美妙舒适的生活。

　　“这么说，您在运我们的伤兵？”沙布洛夫问。

　　“头一天是别人负责运。”姑娘说，“这３天是我……”

　　“总共108个人，都运走了吗？”

　　“把第一天也算在内，是这么多。我运走了90人。”

　　“渡河时没有人落水吗？”

　　“没有。”她微一笑，大概她在回忆那天她落水的往事。“一个也没有……只是晚上有架飞机扫射我们的筏子，打死了４个人。”

　　“是我的人？”

　　“是您的。“

　　“那时您悄悄走了……”

　　“唷，我还忘记向您道谢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但是仍然要谢谢您。”

　　“您什么时候返回去？”沙布洛夫问。

　　“等到晚上。我耽误了，此刻天已亮，过不了河。”

　　“的确，天一亮，从我们这里就去不了后方。不要紧，您就在这里休息吧。”

　　“对，我立刻就去休息。我手下的卫生员已经躺在那里，他们已两夜没睡觉了。”姑娘一边说，一边起身走。

　　“不，您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就在我这里休息。我和中尉马上出去，您就在这里躺下休息好了。”

　　“我不妨碍您吗？”

　　看她说话的神情，沙布洛夫觉得，她已疲倦极了，她应该盖着被子睡一觉，对她说来，简直是太奇妙了。

　　“不会的。”他说。

　　“好吧，那我就休息一下。”姑娘坦率地说。

　　“不过，您得先吃点东西。”

　　“好吧，谢谢。”

　　“别佳！”沙布洛夫叫了一声，“拿点吃的东西来。”

　　‘这不是吗？”别佳走出来说，“大尉同志，炒锅就在您跟前。”

　　“啊，对了……”

　　沙布洛夫把炒锅移到女子面前。

　　“你们呢？”

　　“我们也吃。”

　　沙布洛夫扭开桌上的德国军用水壶塞子，把酒倒到两个空炮弹头内，自己一杯，马斯林尼可夫一杯。他们大家把这种用炮弹壳做成的杯子，叫做“炸弹”杯，最近一个时期，在军官们的掩蔽部里就用这种东西来代替杯盏。

　　“您喝酒吗？”他问。

　　“疲倦时，也喝点。”她说。“就倒半杯吧。”

　　他为她倒上了酒，于是她同他们一饮而尽，她喝得很安静，也不蹙眉皱眼，就像很听话的婴儿喝药一样。

　　“您会唱歌吗？”马斯林尼可夫突然问道。

　　“有吉他伴奏时唱过。”

　　“你们家的吉他一定是挂在床上边，吉他上面一定带樱结的。”马斯林尼可夫说。

　　“是带缨结的。”姑娘说。“不过现在已没有了……要知道，我是本城的人。”她加上一句。

　　从“本城”这字义中，他们３人都明白了一个确定的意思：既然是本城的，那就是说，什么也没有了，一切都烧光了……

　　“怎样，您还在害怕吗？记不记得我们的谈话？”

　　“我任何时候也停止不了害怕的。”她说。“我对您说过我为什么害怕，既然这样，我又怎能不再害怕呢？我还是害怕，还会害怕的…… 我想，我不会再见到您了。”她停顿半响，又补充说道。

　　“我，可恰恰相反。”沙布洛夫说，“相信一定会再见到您的。”

　　“为什么呢？”

　　“我发现，在战争中很少有人只见一次面的。您从前住在哪里？离这里远吗？”

　　“不，不远。沿这条街去，右转弯，第三条街区……”

　　“现在不是被德寇占据了吗？”

　　“是的。”

　　“安娜，安娜……”沙布洛夫笃地想起什么似地说。“安娜，您知道吗，我现在也许会让您惊奇，可是我不知道，也许不会。”

　　他还不十分相信，他到底会不会令她惊奇，但他不知什么缘故，总觉得既然有了这个巧遇，正是他从水里拖出这个姑娘，她现时又在运他的伤兵，那为什么又不会有另一种巧遇呢？

　　“有什么东西令我惊奇？”

　　“您姓克里勉科，是吗？”沙布洛夫问。

　　“是的。”

　　“这样的话，我可能会令您惊奇，并使您高兴。我见过您的母亲。”

　　“见过我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在东岸，爱尔屯。”沙布洛夫说。“您的父亲也在这城里，是不是？”

　　“是的。”安娜说。

　　“９天前，就是我们同您一块渡伏尔加河的那天早晨，我在爱尔屯看见了您的母亲。只因当时我不知道您的名字，所以我没有对您说。”

　　“她怎么样，她怎么样？”安娜急忙问道。

　　“没有什么，她步行到了爱尔屯。她说，敌机的轰炸使您同她分手了。”

　　“是的，那时她在家里，我在外面。她怎么样？”

　　“不错。”沙布洛夫撒谎地说。“走到爱尔屯了。”

　　“您在什么地方看见她的？怎样能打听到她现在的地方？”

　　“这点我不知道。我在爱尔屯时，就是在屋子台阶上看见她的。我觉得，那天她刚到那里。”

　　“那她怎么样，怎么样？”安娜追问着。“受了很多苦吧？”

　　“有点儿…… 主要的是她还活着。”

　　“她向我说到您时，也是说：‘主要的是希望她还活着’。”沙布洛夫一笑。

　　“此刻这一点的确是主要的。”

　　“不，”孔纽科夫说，“不要紧。这里没有铁丝网吗？”

　　“不会有的。”

　　“那就不要紧。以前他们有时架设12道铁丝网，要很长时间才能打开通道。”孔纽科夫从容不迫地说，那声调好像要讲一个长篇故事。

　　这时落下一颗迫击炮弹，他们两人都紧贴地面。

　　“跟我来。”沙布洛夫等到敌人试探性射击的火力转向左侧时，喊了一声。

　　他们又向前跑了几步。

　　这样又持续了五分钟。沙布洛夫以又恐惧又高兴的复杂心情想，他正如愿以偿地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此时哥尔坚科和帕尔费诺夫两人带的队伍，大概已经沿着凹地和后院一带，秘密地从两翼接近各自进攻的楼房。如果没有这些暴雨般白、蓝、绿色的发光弹，本来没那么可怕。

　　最后50米的距离，谁也用不着催促。待敌人的机关枪又打完一排子弹时，大家一跃而起，坚定地向那个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楼房冲去。不管前面有什么，是德国人还是魔鬼，总比他们刚才爬过的光秃秃的广场好，没那么可怕。那种越接近目标越想冲锋的愿望以及想和德国人展开白刃搏斗的愿望，无形地鼓舞着他们，催促他们前进。

　　当沙布洛夫奔到楼房墙边，才发现第一层楼的窗户很高。这时通讯员别佳跑过来，把他扶上去。沙布洛夫一手抓住窗台，一手把一颗反坦克手榴弹向窗内投去，接着自己又跳回到街上。

　　屋内一声爆炸的巨响。别佳又把沙布洛夫扶上去，沙布洛夫骑上窗台后，伸手来拉别佳。别佳攀上去后，又来拉第三个人，他们总共有三四个人进入房间。沙布洛夫用战争初期从德寇那里学来的办法，为防止不测，连望也不望，端起自动步枪就是一阵扫射；只听前面一声叫喊，里面有人呻吟。

　　沙布洛夫摸索着走过这个房间，推开面前的房门，进到走廊里。走廊里很僻静，没有窗户，左右两侧的燃油灯，德寇还没有熄灭。从走廊远处一扇门里，突然跑出几个人来。沙布洛夫感觉这是德国人，随即弯下腰，从门缝里，沿着走廊，打了一排自动枪弹。几个奔跑中的人应声倒地，有一个人手舞足蹈，跌跌撞撞地扑到沙布洛夫跟前，正好倒在他脚旁。最后一个人在走廊上东歪西蹿，撞到沙布洛夫身后另外一个人，只听那人用俄语说：“嚯，这下撞上了”。

　　姑娘把双手放在桌上，支着头。她想再向沙布洛夫详细询问母亲的情形，但他只是仓促见过她一面，他又怎能知道得很多呢？

　　‘您躺下睡吧。”沙布洛夫说。“就躺在我这个沙发上。我现在就出去，天黑才回来。您该走的时候，我一定叫醒您。”

　　“我自己醒得了。”姑娘自信地说。然后走到沙发前。坐上去之后，像小孩似的在弹簧上闪了几下，带着惊奇的神情说道：“啊，软软的，我好久没有睡过这样的软床了。”

　　“我们这里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呢。”马斯林尼可夫说。“我在废墟里还见过两把皮椅，稍微修理一下，简直可以成为特等火车铺位。”

　　“在废墟里有没有发现吉他呀？”

　　“没有。”

　　“可惜…… 要是有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弹弹曲子。”

　　“没有关系，反正您不是最后一次来我们这里……”

　　“大概不是。”

　　“我一定还可以找着吉他。让我到第一连去吧！”马斯林尼可夫说道，他站在沙布洛夫面前，胸脯比平素挺得更直。

　　“去吧。”沙布洛夫说。“我很快也到您那里来。”

　　马斯林尼可夫出去了。

　　“他在您这里是什么人物？”姑娘问。

　　“参谋长。”

　　“他也是一个好人吗？”

　　“为什么‘也是’呢？”

　　“也是，同您一样。”她说。“这就是说，不完全同您一样，——他，同我一样，这就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是同我一样，好的，我却……”她把话说乱了，很难为情，然后轻轻一笑。“我是想说，他同我一样，也还很年轻，而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您已经把我当成老头子了。”沙布洛夫摇了摇头。

　　“不，不，怎么会是老头子呢？”她认真地说。“不过在我看来，您已经是成年人，我们却还很年轻。大概您已经很有阅历，对吗？”

　　“我不知道，也许…… 大概，是吧……”沙布洛夫犹豫地同意了。

　　“我却不是。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回忆。有时只回忆过去的斯大林格勒。您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吗？”

　　“没有。”

　　“过去斯大林格勒非常漂亮！我知道，大概莫斯科还更漂亮，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斯大林格勒是最漂亮的。也许是因为我生长在这里。真可惜。”她忽然大声说，“真是可惜…… 你想像不到有多么可惜。妈妈同您说话的时候，她哭了没有？”

　　“没有。”

　　“您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怕发生一点小事，——甚至她打破一个盘子，她也要哭的，但当真有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时，她却不哭了，甚至一句话也不说。”

　　“您的父亲怎么样？”

　　“我不清楚。我知道，他没有到河对岸去。他对我说：“我不离开斯大林格勒”。他终于没有走。他俩都是好人。那天我回到家，说我要到军队里去，这时我大哥米沙牺牲只有３天，我想他们肯定会同我争论…… 哪知他们并没有反对，都说：“你去吧”。真好，他们都很通情达理。”她带着异常的率真，添上一句。从这种率真中可以看出，她直到现在对父母还保持着一种孩子式的概念，而根据这种概念，当父母的人，总是不通情达理的，如果他们通情达理，那一定是令人惊奇而又愉悦的。

　　“好在我今天见到您了，我运送您的伤兵时，他们总在说：‘沙布洛夫，沙布洛夫’，那时我不知道，沙布洛夫就是您，我很想见到您，向您道谢。那天我们一块坐在小火轮上，我和您谈那么多，那时我就是想尽情地说。过后我觉得，如果我能再次看见您时，我一定又想对您说的。”

　　“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可能什么都谈吧…… 看，如果您不来到我们斯大林格勒，我永远也不可能同您见面。”

　　“为什么呢？您不是想学习吗？”

　　“是的。”

　　“如果您能进大学读书，我又恰巧在那里教书。”

　　“难道您在战前教过书？”

　　“没有，我在学习，但毕业之后，就应该教书了。”

　　“这一点我却没有料到。我以为您始终是在军队里。”

　　这个误会，对于沙布洛夫来说，就像对所有从预备役军人成长为军官的人一样，是很惬意的。

　　“为什么您这样想呢？”他饶有兴趣地问。

　　“您身上有一种军人的气质，好像一直在军队里……”她说着，一手微微遮口，打了个呵欠。

　　“您躺下睡吧。”他说。

　　她一伸腰，就躺下了。沙布洛夫从钉子上摘下自己的军大衣，给她盖上。

　　“那您出去时穿什么呢？”她问。

　　“白天我不穿大衣。”

　　“这话不对。”

　　“对，我什么时候都讲真话。以后我们再见面时，请记住这点。”

　　“好的。”她说。“您究竟多大年纪？”

　　“29岁。”

　　“真的吗？”

　　“我不是对您说过：我是不说假话的。”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她还是疑惑地看他一眼，“当然这是真话，只是，看样子不大像。也许真的，您是29岁，但看起来，总归要大一些……”

　　她闭上眼睛，随后又睁开了。

　　“您知道，我真是疲倦到了极点…… 最近两天来，我一直在来回跑。我想，要是能够躺下睡一觉就好了。”

　　“那您就睡吧。”

　　“等一等……… 您有孩子吗？”

　　“没有。”

　　“老婆也没有吗？”

　　“没有。”

　　“真的吗？”

　　沙布洛夫笑起来。

　　“我们不是讲好了吗？”

　　“不，我相信您没有。”她说。“这是因为在前线时，男人们同我们姑娘谈天时，好像约好了似的，都说他们没有老婆，然后又笑起来…… 看，您也笑了……”

　　“我笑是笑，但我说的是真话。”

　　“那您为什么笑呢？”

　　“因为您问得好笑。”

　　“为什么好笑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有趣，所以我才问。”她半睡半醒地说完之后，就闭上眼睛。

　　沙布洛夫望着她，站了一会，然后坐到桌前，在衣袋里搜寻他的烟口袋。他又把手伸到战地挂包里去找。他很奇怪，竟然在地图与小日记本间找到了香烟盒。在那天夜里他们准备去攻击这几座楼房时，他就是从这个烟盒内，拿出了３支香烟，一支给自己，一支给哥尔坚科，一支给现已死去的帕尔费诺夫。另外还有一支，是留到“以后”攻击结束时再吸的。但他已经忘记这支香烟了。他望了望烟盒，好像此刻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应该吸最后这支香烟似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出这支香烟，开始吸起来。

　　窗外已经开始发亮。又一个平常而艰苦的日子开始了，而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子。但是这一天，他除了关心平时的一切事务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关心，对此他虽不愿承认，但却感觉到了，即要关心这位睡在房角沙发上，盖着他的军大衣的姑娘。这时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个姑娘与他今后的一切思虑紧密相连，他想到，四周笼罩着围困和死亡，而他处于围困中的这几座房子，以及所处的斯大林格勒，正是她生长的城市。他望了望姑娘，忽然觉得，到了晚上她就应该离开此地，渡到河对岸去，他不敢设想她走后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吸完那支烟，站起身来。

　　“为什么不穿大衣？”当他走出房门时，别佳问道。

　　“穿着太重，今天还很暖和。”

　　“重什么，暖和时，大衣由我来拿。”

　　“得了，用不着，我们就这样走吧……”

第八章

　　这是极其困难的一天，沙布洛夫整天都在左翼的第二连忙碌。左侧这座楼房前有条大街直通广场。从早晨起，敌人的轰炸就像按照时间表一样开始了。这天的轰炸比平常更凶猛，更准确，沙布洛夫立刻明白了，今天敌人一定要发动猛烈攻击。

　　到中午时分，情况表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寇三次轰炸这几座楼房后，开始了猛烈的迫击炮射击，坦克在炮火的掩护下沿着大街冲来，坦克后面是自动枪手，数量相当多，沙布洛夫估计，大约有两个连的人，他们沿着门檐和墙壁，跟随坦克冲进。第一次攻击被击退后，经过两小时，又开始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有两辆坦克突破阵地，冲到院子里。在这两架坦克尚未被击毁之前，它们碾压了我们几个人和一架反坦克炮及全体炮手。第一辆坦克立刻被击起火，人都烧死在里面，第二辆坦克先是被击毁，停止运转后被燃烧瓶击中着火。两个德国人从坦克里钻出来，本来可以把他们俘掳，但是立刻击毙了他们。沙布洛夫这次没有阻止自己手下的人，因为眼前除了敌人坦克击毁的那架反坦克炮外，还有被碾得粉身碎骨的反坦克炮手们的遗骸，情况惨不忍睹。

　　下午四点钟，敌机又开始轰炸，一直持续到五点钟。到六点钟时，迫击炮又开始射击，接着德寇又发起攻击，这次没有坦克掩护。敌人占据了一间安装有变压器的房间和一片废墟。

　　沙布洛夫认为，必须在今夜夺回这个变压器房，于是他在天色尚未全黑时集合了十五六个自动枪手，摸到变压器房跟前，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夺回了这座房子。这次只死伤了几个人。至于沙布洛夫，因为身体疲倦和枪炮轰鸣的缘故，开始并未发觉自己的衣袖被子弹打穿，手烧坏了一点。中午时，他被爆炸的气浪掀到墙上，震得半聋。从此时起，他半天都是在情绪激动，耳聋眼花，异常疲倦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几乎像机器一样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最终占领了那间小房后，他才疲惫不堪地坐到地上，靠着残墙，扭开水壶塞子，喝了几口。这时他感觉到很冷，打了一天仗，到现在才第一次发现，天色已晚，他没有穿大衣。别佳仿佛猜中他的心思，马上递给他一件大衣，显然是从死人身上脱下的，大衣太小。沙布洛夫开始只把它披在身上，但别佳硬要他穿好。

　　天已渐黑，沙布洛夫同马斯林尼可夫回到营部。桌上的油灯燃着。沙布洛夫往沙发上一望——姑娘还在睡觉。“她一定是太疲倦了，那也得把她叫醒”，——他心里这样想道。忽然间，他又想到，从他估计敌人一定要发动猛烈攻击，直到他现在回来，在一整天里，他一次也没想到这姑娘。

　　他与马斯林尼可夫都没脱下军大衣，面对面地坐在桌旁，沙布洛夫往自造杯子里倒上了两杯伏特加。他们一饮而尽，喝下后才发觉没有可吃的东西…… 沙布洛夫在桌上翻了一会，忽然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美国方盒罐头，罐头盒上，四面绘有菜肴，就是说，用这罐头可以作出几种菜来。罐头盒的一侧，贴着一个很精制的罐头起子。沙布洛夫扭开那个特别的起子，打开罐头。

　　“报告。”

　　“请进。”

　　一个身材不高，带着一颗长方领花的人，走进房里。他微微拄着自造的手杖，一颠一跛地走到桌前。

　　“高级政治指导员瓦宁。”他潦草地行了一个军礼说道。“被任命为您营的政治委员。”

　　“好极了。”沙布洛夫说着，起身同他握手。“请坐。”

　　瓦宁同马斯林尼可夫问候之后，坐到吱吱发响的方凳上。他看到这里人的习惯后，立刻脱下军帽，放到桌上，把皮带松了松，好像军服、皮带，弄得他不很舒适似的。

　　沙布洛夫仔细望了望这个人，他今后就是他在各方面的主要助手。瓦宁的头发很密，微微卷起的一束栗色头发披在额角上。眼睛是碧蓝色，这样眼睛的男子是很少见的。

　　沙布洛夫把油灯移近，聚精会神地读了瓦宁带来的介绍信。这是打在一张薄纸上的师部命令中的摘录：命令瓦宁为第６９３射击团第二营政治委员。

　　向瓦宁正式介绍营内的情况用了不到１０分钟，无须多言，情况非常清楚：本营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炮弹所剩无几，要特别节省，子弹虽然多一点，但也不充足。热食到夜里才用保暖罐装着，分给大家吃；烧酒之所以还有存余的，是因为每天都有死伤的人离去，各连司务长常常也不急于来报告这点，至于服装，战士们八天来爬来爬去，又躺在战壕里，已经磨破，烂成片块，——只要在前线呆过几个月的人，对这一切都一目了然。

　　沙布洛夫坐在方凳上，习惯地往墙上一靠，开始卷烟，这就是说，正式谈话已经结束。

　　“到城里很久了吗？”他问瓦宁。

　　“今天早晨才渡过河来，我是从军医院里来的。”瓦宁说，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把手杖在水泥地上敲了一敲。

　　“从前到过斯大林格勒吗？”

　　“到过。”瓦宁笑着说。“到过。”他重复说，脸上现出奇怪的神色，接着又叹了一口气。“岂止到过。战前我是本城青年团市委书记……”

　　“原来这样……”

　　“是啊…… ３个月前，我从这里到南方战线的时候，斯大林格勒还是所谓的大后方，真是难以想象，我们今天会同您一块坐在这座楼房里。这栋房子前面，原先是个公园，大概现在那里剩下的东西很少了……”

　　“很少。”沙布洛夫证实说。“有几棵树，还有两根排球柱子。”

　　“是的，是的，排球场的排球柱子。”瓦宁微微一笑，“网球场还没来得及筑好。就在战前不久，我召集一些青年搞星期日义务劳动，地弄平了，并且夯过，现在大概都被翻开了……”

　　“翻开了…… ”沙布洛夫又证明一句。

　　瓦宁凝思了一会。

　　“鬼知道…… 在这里作战的人，都是很难受的，因为离伏尔加河太近，但是最难过的是我。我真是太难受了…… 因为这里的每个角落，真是每个角落，我都知道，——不过我要声明一句，我决不是说漂亮话…… １２年前，就是我们决定了要修这个绿化带，减少城里的灰尘，呃，那时我们却绝没想到，这些３年树龄的椴树会在十年之后受到战争的摧残，那时候才１５岁的少年如今会活不到３０岁，就惨死在这些街道上的。我们，大概您也一样，许多事情都没有想到。”

　　“是这样。”

　　瓦宁接连吸了几口烟，以审视的目光望了望沙布洛夫。

　　“您的家在哪里？”

　　“最近一个时期，我住的地方就是家。”

　　“以前呢？”

　　“以前在顿巴斯。”

　　“这就是说，您将近一年无家可归了，虽不能说您愿意承认现实，但您毕竟要习惯…… 而我…… 您想，今天早晨我在河对岸看见这座城市的面目…… 不，您很难想像的……大概你们师长把我当作疯子了，我像自动步枪似的，对他的一切问题，都回答：“是，不是；不是，是”…… 总而言之，您不可能彻底理解我。”

　　“不，为什么不能。”沙布洛夫说。“我觉得能够，甚至完全能够理解您。您知道，当晚上起风，吹来热气，吹起灰尘时，有时我总觉得这是从西方，既从边境上——从契尔尼戈夫、基辅、波尔塔瓦吹来的风…… 不，我完全理解您，不过只有一点不同，我除了忧郁，有时还生气……”

　　“生谁的气？”

　　‘生我自己的气，生您的气，生其他人的气，鬼知道。或许我应当少注意你们的绿化带，多注意其他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我，我在军队服役３年，当我转入预备役时，有人对我说：“何必转入预备役，您可以成为很好的军人”。但是我退役了…… 您看，如果我不相信战争会爆发，也许我退役是对的，可是我又相信战争会爆发，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那我就应该继续留在军队里。”

　　“我懂得。”瓦宁说，“但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成为军人，这点您不能不同意吧。”

　　“同意，不过要做一点更正：我们还是成为军人了，虽然晚了一点…… 其实没有必要回忆这些，现在我们这些当兵的人要做的事就是保卫这三座楼房，不管过去有什么误解，自己的或人家的误解，已经不重要了。”沙布洛夫说着，把一个指头往面前的图表上敲了一下。

　　“我们决不放弃这几座楼房，政治委员，您看怎么样？”

　　瓦宁微微一笑。

　　“我想是的。您知道吗？”他很信任地补充说，“我到这里来时，团长对我说了些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您现在到沙布洛夫那里去，他这个人，仗打得不错，但就爱议论，并且他总是有各种情绪…… ‘什么情绪？’我问。‘一般说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他一边说，一边做出一种手势，仿佛这个手势把他的话完全表示出来了。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

　　“谢谢您的坦率，直言不讳。我承认，我真的有各种情绪——有时是这种情绪，有时是那种情绪；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情绪，是无法生活的。您认为呢？”

　　“我也这样看。”

　　“您的排球场，”沙布洛夫忽然转换话题，“差不多是完整的。上面有五六个迫击炮弹坑，但是只要填上些土，碾压两三次就行了。排球柱子也在，有根柱子上，还吊着一节断网子。看，这位中尉，”沙布洛夫把头向坐在他身旁的马斯林尼可夫一翘，“他是莫斯科排球第一排球队的选手。关于他的事，您今天倒是提醒了我，我总觉得，他经常要求去二连，这是他心爱的连。现在我明白其中的缘由了，原来那里有个排球场，可以钩起他甜蜜的回忆。”

　　“大尉总觉得我不够成熟。”马斯林尼可夫戏谑地，同时又略带委屈地说。“他就不放心我这２０岁的年龄……不，大尉同志，说实话，您对排球的思念并不亚于我。”

　　“可这已经没有用了。２０岁，真是好年龄。米沙，你知道吗，你活到３０岁，我就是４０岁，你４０岁，我就有５０岁了，总而言之，你是赶不上我了，可是你愈往前活下去，你就愈加明白，年轻１０年比老１０年，要好得多，您懂得吗？

　　他搂了一下马斯林尼可夫，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拉在自己跟前。

　　“不，政治委员，我们有一个出色的参谋长，人好，有作战经验，只是有一点，他爱异想天开，总想成为真正的英雄。愿意端着火药筒，拿着引火线，总之，一门心思想干这类事情。至于其余方面，我们这位善良的武士，腮上留着一点胡髭，眼里闪出钢铁般的神情，显得格外剽悍…… 米沙，我是在说笑话，我说着玩，不要生气。你最好起来，给我们开开留声机吧。”

　　“你们有留声机吗？”瓦宁问。

　　“哪能没有，随身带着…… 甚至还想把三层楼上的钢琴抬来，可是还没抬来，昨晚就被炸坏了，只剩下了一些断弦。”

　　墙外近处，一连两声爆炸。

　　“也许用不着抬来了。”沙布洛夫停顿一下说。“好像我们很快就该转移房间了。今天一整天，炸弹炮弹总在跟前炸，好像是故意的。”

　　瓦宁同马斯林尼可夫一起走到放有留声机的暖气管旁边。瓦宁随意地挑选唱片，他拿出一张说道：

　　“唱这张吧。”

　　马斯林尼可夫把留声机上好了发条。

　　“亲爱的同志往远方飞行，

　　家乡的风儿为他送行。

　　可爱的城市，

　　熟悉的家园，

　　翠绿的花圃，

　　温柔的视线，

　　都弥漫着烽火硝烟。”

　　瓦宁从桌旁退到阴暗处，手支着头，默默地听着。当片子唱完后，瓦宁仍然默默地坐着，毫不掩饰地擦着泪眼。

　　“再放一遍吧。”他说。

　　片子再次唱起来。

　　“姑娘睡得真沉。”留声机唱完时，沙布洛夫说。“音乐也没有闹醒她…… 不管怎样可怜她，都得把她叫醒了。”

　　他穿过房间，走到沙发前。原来，他进屋时才发现，一直觉得在熟睡的姑娘不过就是一件扔在床上的军大衣。

　　“这是怎么回事呀……”他惊讶地说。“别佳，护士在哪里？”虽然别佳同沙布洛夫一块回来，但是通讯员的本能使他早已把一切都打听清楚了。他说，姑娘两个小时前就走了。

　　“到哪里去了，到河对岸去了吗？”

　　“没有，大尉同志，她在岸这边…… 我只知道，这里发生了点事。前面小庭园处，在那块无主的地段上，有人哼叫——大概是求救。马上就有人来向值班的报告。而这时她刚刚起床。他们就一块去了，是爬去的。”

　　“谁去了？”

　　“她去了……”

　　‘她！亏你说得出口。一营人驻在这里，听到有人哼叫，却叫一个护士爬去…… 况且她还不是本部的人…… 这是多么荒唐，啊？”

　　“不是这样，她并不是一个人，同她一声爬去的，还有她的一个卫生员，我们的孔纽科夫也去了，他当时正在这里值班，是自告奋勇去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两个小时以前。”别佳看看表说。

　　“把值班员叫来。”他说着穿上大衣。“你们先坐坐，我马上就来，”他向瓦宁和马斯林尼可夫点了点头。

　　寒冷的夜，乌云笼罩着半壁天空，但是明月却悬挂在另一半晴朗的高空上，地上还是很明亮的。

　　沙布洛夫打了一个冷颤。值班员跑到他跟前。

　　“他们爬到哪里去了？”

　　“从这个栏栅中间，向左，沿着那个倒塌的地方爬去了。”值班的战士指给他看。

　　“后来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听到什么特别动静，大尉同志。半个小时前，听到那里响了几个迫击炮弹，再没听见什么……”

　　沙布洛夫一度很想亲自爬过去，看看那里的情形，但是他马上明白了：他没有权利亲自爬去冒险。

　　“有什么消息，立刻来报告，我在等着。”他向值班员说。

　　用不着他等候。黑暗里，从楼房倾塌下来的一大堆砖土的地方，现出３个人影。一个人由两个人搀扶着。沙布洛夫迎面跑去，只走了几步，就同他们碰头了。孔纽科夫和卫生员扶着安娜。沙布洛夫在黑暗中看不清她的面孔，但是根据她那软弱无力，倒在孔纽科夫与卫生员手臂上的情形看，沙布洛夫顿时明白了，她伤势不轻。

　　“报告。”孔纽科夫左手搀着安娜，右手行了个军孔。

　　“慢着。”沙布洛夫说。“先把她送到我那里，或者，不要送去，就安置在值班棚。”

　　所谓值班棚，就是三面拦有梯子和土墙，一面用雨衣遮着的小房。这里放有一张小桌和一个供电话员坐的方凳，还有一把从某住宅里抬来给值班人用的软安乐椅。房角的地上有床草褥。卫生员和孔纽科夫把安娜放到草褥上，孔纽科夫立刻把身旁一件军大衣卷起，枕在她的头下。

　　“安放好了吗？”沙布洛夫问，他还继续站在街上，没进到值班棚。

　　“安放好了。”孔纽科夫走出时说道。“请允许我报告。”

　　“报告吧。”

　　“当时听到有人在呻吟。”孔纽科夫点一下头，“他们在商量。她说：“我爬过去，那里有人受伤”。她招呼卫生员。那个卫生员，个子小，人年轻，身体又弱。他说‘我去’，但我一看，他心里有点难为情…… 于是我就对她说：我去。”

　　“怎么样？”

　　“请允许我报告。我们去了，悄悄地爬。爬了约莫一百五十米远，就在坍塌的砖土旁边找着了。”

　　“找着谁了？”

　　“你看……”

　　孔纽科夫从军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包文件。沙布洛夫立刻打开手电筒。这是潘那苏克中士的文件，他从昨夜出去执行侦察任务，始终没有回来。营里都认为他牺牲了。显然，他昨夜受伤后，今天就在那坍塌的砖土堆里躺了一天，想在黑夜爬回到自己这边。

　　“你们在哪里找着他的？靠近敌人那方，还是靠近我们这方？”

　　“请允许我报告，在中间地带。看来，他曾经爬了许久，可怜他忍不住，叫出声来了。”

　　“现在他在哪里？”

　　“还在那里，死了。”

　　“怎么死了呢？”

　　“我们爬近跟前时，他还活着，只是受了伤，大声哼叫。我对他说：‘不要作声，不然，他们会朝声音射击的’。我们动手抬他，真的，德国人大概想到我们有砖石遮着，子弹打不中我们，就开迫击炮。他被打死了。她脚上受伤，人撞到石头上。起初她很着急，虽说他已死了，她还想把他拖走，后来她昏迷过去。我们把他身上的文件搜来，把他留在那里，而她，我们把她搀回来了。大尉同志，还有。”

　　“还有什么？”

　　“这小姑娘实在太可怜了。上帝呀，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男子汉去干这种事吗。她可以留在后方军医院里，照看伤兵，为什么让她在这里干？！看，我搀扶着她的时候，她是那么轻，我想：为什么一定要让这样一个年轻瘦弱的小姑娘到火线上去哟？！”

　　沙布洛夫一句话没有回答。孔纽科夫也默不作声。

　　“请允许我走吧。”他说。

　　“你去吧。”

　　沙布洛夫走进值班棚。安娜沉默地躺在草褥上，双眼睁开着。

　　“您怎么啦？”沙布洛夫问。他本想责怪她，为什么没经任何人的允许，就这样轻易地跑去，但同时他知道，不能因为这点责怪她。

　　“您怎么啦？”他重复着，口气已软和了一些。

　　“受伤了。”她说，“接着头又撞到石头上，撞得很重…… 不过这点伤，不碍事…… ”

　　“包扎好了吗？”沙布洛夫问，这时才看出她头上军帽下面，扎有白绷带。

　　“包扎好了。”她回答。

　　“脚上呢？”

　　“脚上也包扎好了。”站在她身旁的卫生员说。“护士，您想喝水吗？”

　　“不，不想喝。”

　　沙布洛夫一时有些犹豫，不知怎样决定，让她在这里留几天，等待伤势好转，或许更好些，但是，几天前上级有命令发到各师：凡属伤势复杂的伤员，轻伤当晚就可转为重伤甚至死去的伤员不得留到天明，必须连夜运走。沙布洛夫想了一想，应该像对待其他伤员一样对待这个姑娘，今晚就应该把她运到河东岸去。

　　“您不能走动吗？”他问。

　　“此刻，大概还走不动。”

　　“那么，就把您同其他伤员一块，抬到河对岸去，现在先把你送走。”沙布洛夫说，心想她一定会反驳。

　　他在等待她回答：她的伤并不是最重的，可以最后把她送走。但是她从沙布洛夫脸色上却理解为：他反正是要首先把她运走的，因而也没有做声。

　　“如果我没有受伤，”她突然说，“无论如何我们也把他抬回来了。但我受伤后，他们无法同时把两个人都弄回来…… 要知道，他已经死了。”她说道，好像是在辩解。

　　沙布洛夫望了望她，顿时明白了，她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抑制自己的疼痛，其实她像孩子似的，疼痛难忍，她恼怨自己这样无谓地受伤。而沙布洛夫却觉得，她所以感到愁闷，还由于他这样严厉而不近人情地同她说话。她很痛苦，可怜自己，而这一点他却不理解。

　　“没关系。”他突然温柔地说，“没关系，”他把安乐椅向前一移，坐在她的身旁。“马上就把您运到河那边去，很快养好伤后，又可以来运伤员了。”

　　她微微笑了。

　　“您现在说的，同我们经常向伤兵们说的一样：‘没关系，亲爱的，伤很快就会养好’。”

　　“那又怎样呢，您现在受了伤，所以我们也这样说啊。”

　　“您知道吗？”她说，“我刚刚想过，伤员在敌人炮火下渡伏尔加河时，他们大概感到很可怕。我们健康的人可以走动，一切都可以做，但他们却躺着，听天由命。此刻我也同他们一样了，所以我就想，大概他们是觉得可怕的…… ”

　　“您难道也害怕吗？”

　　“不，不知为什么，我此刻却第一次完全不害怕了。能给我支烟抽吗？”她说。

　　“您吸烟吗？”

　　“不，我不吸烟，可是现在我却忽然想吸烟了……”

　　“不过我没有香烟，只能卷一支烟。”

　　“卷烟也好。”

　　他把烟卷好后，在没有用口涎粘住之前，停了半晌。

　　“请你代我……”她说。

　　他舔了舔纸，粘住卷烟，递给了她。她不会吸烟，用牙齿把烟卷咬住。当他擦燃火柴，送到她那支烟卷上时，微微放红的火光照在她的脸上，他第一次觉得，她的面貌是再漂亮不过了。

　　“您看什么？”她说。“我并没有哭…… 这大概是我们爬过水洼时，脸上溅上水了。请给我手帕，让我擦一擦。”

　　他从衣袋里掏出手帕，难为情地看出手帕很脏，揉的不成样子，上面还粘有一些烟末。她擦过脸之后，将手帕还给他。

　　“怎么，马上就要把我送走吗？”她问。

　　“是的。”他说，他本想极力用他开始说话时那种果断的首长式的口吻来说“是”，但此刻却说不出来。

　　“您会惦记我吗？”她陡然问道。

　　“一定会的。”

　　“别把我忘记了。我不像其他伤员，我的确会很快医好的，我总觉得…… 您不会忘记我。”

　　“我怎能不惦记您啊！”沙布洛夫认真说，“一定会记得您的……”

　　几分钟后，卫生员走来，要把她放到担架上，她自己坐起来，但是看得出，她很艰难。

　　“头痛得很厉害。”她微笑着说。

　　大家扶着她，把她安放到担架上。

　　“其余的伤员也一起运吗？”沙布洛夫问。

　　“是的，马上一块运走。”有个卫生员说。

　　“好的。”

　　卫生员抬起担架，街上半明半暗，沙布洛夫这时才明白，他此刻极想向她说的话，一句也还没有说出…… 卫生员抬起步走，担架开始摇荡，但他依然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大概他什么话也不能说——不会说，没有勇气说。她运送过多少伤兵，包扎过多少伤口，看，她此刻却软弱无力地躺在担架上，他心里对她充满了一种深切的，不可名状的怜悯。他出乎自己意外地向她倾下身去，把双手缩在背后，恐怕无意碰着她，弄得她更痛；他开始用脸颊紧紧贴着她的脸，然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她的眼上，额上，唇上，吻了几次。当他抬起头时才看到，原来她一直睁着眼睛看他，他觉得，他不是简简单单地吻了她，吻这个脆弱乏力而无力动弹的她，他的这种举动，是得到她同意的，而她所希望的也正是如此……

　　沙布洛夫回到营部后，坐在桌旁，从挂包内掏出战地笔记本，放在面前。他该要写今天的战斗报告，这个报告先呈报团部巴柏琴科，尔后由团部摘录，转报师部普罗琴科，师部再转报集团军总指挥部，集团军总指挥部再转报方面军司令部，而从那里再转报莫斯科…… 经过这样一个长长的报告系统，翌晨就要以总参谋部战报的形式，出现在斯大林同志的桌上。

　　沙布洛夫亦如每晚写这种报告时那样，想起了战线的辽阔，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他这一营人和这三座楼房，只不过是许多点中的一点而已。但是他觉得，整个广袤的俄罗斯与沙布洛夫大尉一营人所坚守的这三座楼房是连在一起的。

第九章

　　在普罗琴科师坚守的阵地上，开始出现相对的平静。在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人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休息，但沙布洛夫知道，这种平静的原因并不是德寇已经疲惫不堪，停止了攻击，而是因为他们此刻正在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调到该师阵地以南，想在那里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往伏尔加河的道路，企图把斯大林格勒截成两段。

　　白天和夜晚，从左翼和南方不时传来大炮的轰鸣，而这里却很平静，不过所谓的平静，是按斯大林格勒人的理解来形容的。敌人有时仍在空袭。沙布洛夫营所在的这三座楼房，一天要遭受五六次大炮和迫击炮的射击，总有小部分的敌人自动枪手，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企图稍微向前推进，占领一点废墟，但这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佯攻。

　　德寇行动的目的是牵制住这里，不让此地部队抽调一兵一卒去援助防御南面阵地的我军。这时在沙布洛夫心里，由于无法行动而产生的抑郁感，远远胜过因现在阵亡可能性小而在一般人心里产生的快感。

　　这几天里，营里出现了一种被围困中的特殊生活气氛，生活井井有条，人们情绪镇静，甚至偶有一些诙谐言谈，那些新来到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人，不禁为之惊奇。原来作为营部的房间，经过德寇三天炮击之后，终于完全破坏了，好在只有一个电话员受点轻伤，现在沙布洛夫住在地下室，即原先的锅炉房里。从此时起，全营的人都过着地下生活，过着一种更加有规律，更加有秩序的生活。

　　有个通讯员负责管理邮件。于是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地窖旁柱子上，挂起一个从楼房废墟里拆来的真正邮箱，上面的一切都完备无缺，写有“邮箱”二字，画有邮政标志，开关盖子完好无损。一天早上，沙布洛夫开玩笑说，这里只差一个“邮政总局”的招牌，而通讯员们很欣赏这个意见，到晚上时，真的挂上一个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几个黑字：“邮政总局”，“收发邮件”。

　　警卫排有个战士过去是熬德萨有名的钟表匠，他在地下室墙上挖一个洞当作窗户，并设立一个修表店。在沙布洛夫说了关于“邮政总局”的笑话后，修表匠也在玻璃内面用同一颜料，写上几个黑字：“准时修表店”。

　　两天来，别佳一直忙于建一个澡堂。工兵们帮助他挖了一间地窖。里面还用几张拆来的门，盖了一个棚子，并用砖砌了一个火炉，在地里安一个盛水的木桶。澡堂内很脏，烟熏得呛人，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这么痛快地洗澡。甚至巴柏琴科，因为他那里没有澡堂，也到这里来洗澡，并在临走时说，他下次要把师长带来，但接着又补充一句说：在上级首长未到之前，就要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玛莎大婶，这是大家对沙布洛夫原来在楼房附近地下室内见到的那位妇女的称呼，——在营里的食堂干活。她现在以为，这一营人会永久驻扎在这里，谁也不会赶走她了，沙布洛夫先前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忧郁绝望的神情已经消失了。

　　沙布洛夫夜里经常读三四次书，每次半个钟头左右，这些书是从楼房里被炸出去，又被战士们在院里收集回来的。其中有克留契夫斯基著的五卷本俄国史。沙布洛夫戏谑地说，他打算坐在这座被围困的楼房中，一直把第五卷读完。马斯林尼可夫与瓦宁笑着回答说，按沙布洛夫读书的速度，他们最少还要被围困两年……

　　现在主要的战斗行动在夜间。营里组成几个小狙击队，每夜爬到德寇那里，以图捉捕“舌头”，或者搔扰敌人。马斯林尼可夫一连两夜，都参加了这样的袭击。他忍耐不住地要去显显身手，并且一再说，他是责无旁贷，必须亲自参加这种战斗，因为现在南面三公里的地方，同志们正在浴血死战，我们这里必须有所动作。沙布洛夫也了解这种情形，但他同时预见到，他们这里很快就会出现南面的情景，因而曾经拦阻马斯林尼可夫。但马斯林尼可夫第二次去夜袭时，沙布洛夫认为自己无权拒绝他，只好悄悄地把孔纽科夫叫来，特别嘱咐他要寸步不离马斯林尼可夫，尽可能地保护他。孔纽科夫很愿意前去，但是关于马斯林尼可夫的问题，他只是说：

　　—“请您放心，大尉同志，不会出问题的。”

　　孔纽科夫喜欢夜间行动，他与弟兄们谈话，说到德国人现在几乎不安铁丝网时，觉得有点可惜，以前他剪铁丝网轻巧又快，真是很惬意。他曾经是干这行的高手，现在不能让他显显这方面的本事，真是让他很失望。

　　白天，马斯林尼可夫第二次袭击回来后正在睡觉，沙布洛夫揭开他身上的军大衣一看，大衣上满是被弹片打穿的小窟窿。夜里有一个迫击炮弹在他跟前爆炸，他竟奇迹般地脱险。晚上马斯林尼可夫又准备请求参加夜袭行动，沙布洛夫窥测他的神色，知道他想干什么，于是说：

　　“中尉同志，今天您整夜都有工作要做…… ”

　　“真的吗？”马斯林尼可夫高兴地说。

　　“真的。您要补补大衣…… ”

　　“大衣？”

　　“正是，您自己的大衣，您大衣上的窟窿没有完全补好之前，任何侦察工作也不得去做，记住吧。”

　　马斯林尼可夫一向具有幽默感，但是当他发觉话中带有讽刺他太年轻的意味时，立即失去了幽默感。如果没有他同母不同姓的哥哥做对比，他也会比较冷静地接受这一点。他这位不同姓的哥哥，是苏联著名的飞行员，马斯林尼可夫在营里不爱向任何人提及他哥哥，只向沙布洛夫一人说过，而且是在谈得非常投机时。

　　马斯林尼可夫是在哥哥具有极大威信的家庭长大的。马斯林尼可夫也很爱他的哥哥，但同时又嫉妒和羡慕哥哥。他有时觉得他的全部不幸，只是在于比哥哥小八岁。西班牙战争一开始时，哥哥到西班牙去了，那时马斯林尼可夫才十五岁，否则他也会抛弃一切跑到西班牙去。后来当哥哥在蒙古服役时，马斯林尼可夫正待决定自己的前途，母亲固然以长子自豪，但又为他提心吊胆。她劝说小儿子，不要进飞行学校，而去考航空大学。战争开始后，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挠他，这时马斯林尼可夫才进入步兵学校。这个少年富于功名心和虚荣心，而在战争中无须责怪虚荣心。他就是想成为一个英雄，为此他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沙布洛夫在生活上不歧视功名心，也不鄙弃虚荣心，但此刻在他所感受到的灾难性的流血战争中，他的虚荣心几乎完全消失了。尽管如此，他了解马斯林尼可夫，并没有责怪他，只是想尽可能地冷却冷却他的热情。马斯林尼可夫比沙布洛夫小九岁，加上这一年战争，就是说，好像还要年长１０年，所以他有时觉得马斯林尼可夫几乎就是他的儿子。

　　“米沙，您知道吗？”当他拿军大衣开玩笑，马斯林尼可夫表现得闷闷不乐的时候，他说，“米沙，你知道吗，有时我忽然想干特别冒险的事情，我总是用对战争的思考来克制自己。要知道，这场战争会长期打下去，战争愈持久，那些自始至终参加战争的人员愈宝贵，如果我沙布洛夫日后当了团长，你就会当营长，最重要的是，你要活到一天，一定要活到那一天。你同意我的话吗？ ”

　　“不同意。”马斯林尼可夫粗声地说道，“对一般人来说，我倒是同意，对我来说，我却不同意。”

　　“不同意。”沙布洛夫微微一笑。“也罢。暂且不管你是否同意，这倒不重要，你还是要听我的话，把大衣缝好才对。”

　　马斯林尼可夫把军大衣放在膝上，微微笑了笑，顺从地开始仔细看上面打穿的窟窿。

　　他们这次夜谈是在战事平息的第八天。一天到晚都能听到南面特别激烈的炮声，沙布洛夫并未因为个人及其本营的暂时安静而失去对当前共同厄运的警觉，他整个晚上的情绪都不大好。

　　桌上电话铃响了。沙布洛夫拿起话筒。

　　‘沙布洛夫吗？”他听出是巴柏琴科的声音。

　　“是的。”

　　“你把全营的事交给政治委员。主人找你，立刻过去。”

　　“你对瓦宁讲，”沙布洛夫向马斯林尼可夫说，“我到主人那里去了。”他紧紧地带上军帽，向门外走去。

　　普罗琴科在一栋楼房的废墟旁挖成的掩蔽部里焦急地来回踱着。这个掩蔽部与平时他稍有空闲时挖成的一样，修得整齐而又坚固。虽然他不怕在需要时冒生命危险，但他总喜欢把掩蔽部修得坚固，盖上五六层木料，任何偶然落下的炮弹，也打不穿它。普罗琴科本人很勤快，他痛恶各种懒惰现象，只要在新地方驻扎下来，他总是会让工兵忙出一头汗。他喜欢将掩蔽部上面盖得很厚，里面尽可能宽敞，能够摆上一张桌子，几个凳子，还有睡眠的地方。这是一个久经沙场的人的习惯，对他来说，掩蔽部早就变成经常性的住所。他不能容忍下属指挥员不必要地把处所安排在敌人的火力射程内，地方小得连地图也铺不开，战争本身已经造成种种不便，他们还为自己制造种种不便。

　　今天在该师的左翼，整天都在激战，普罗琴柯从这一天的战况中，凭经验和感觉，预计德寇大概很快就要突破他的左翼，进到伏尔加河。那时，他这一师人就会与南面队伍，首先是与集团军总指挥部切断联系。半小时前，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同集团军的通讯被切断。事情真是偶然到极点，他在电话中与集团军总指挥部紧急谈完一切之后，听到军委委员马特维也夫嘶哑的声音。马特维也夫叫他接电话，首先问他是否能够坚持住，问他是否一切正常，然后说道：

　　“特别向你表示祝贺。”

　　“祝贺什么？”

　　“听到无线电广播没有？”

　　“没有。”

　　“今天无线电广播通报：政府授予你少将军衔。将军同志，所以我要向您祝贺。”

　　马特维也夫说的很慢，声音显得疲倦；大概此时南面，他们那里的情况非常困难，普罗琴科只能从他一向细心这一点上，理解他为什么此刻想起政府命令，专门打电话来。

　　“谢谢。”普罗琴科说，“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我的新军衔。”

　　他等了一下，马特维也夫在电话中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的话完了。”普罗琴科说，“请您指示…… ”但马特维也夫一句话也没回答。“请您指示。”普罗琴科又说了一次，“我在听您指示，”他又说了第三次。

　　电话里没有声音。

　　普罗琴科想，电话线一定是在他阵地的某个地方被截断了，于是打电话给位于邻师接合点的接线员。电话员回答了。电话员不回答就好了。电话线被切断。在普罗琴科师的左翼，敌人已突进到伏尔加河，把全部线路都截断了。

　　邻师没有任何消息。集团军总指挥部也没有音信。但每天的战报，照例必须送到总指挥部去。只剩下这一条交通线，经过伏尔加河，到达彼岸，由南面渡河到总指挥部去。现在非得派个人去不可。普罗琴科起初想派自己的副官去，但副官今天跑了一整天，连脚都站不住，已倒在地板上，枕着军大衣睡着了。此外，现在派这个人去集团军总指挥部并不适宜。要派去的这个人，不仅能够送报告，还要了解此刻普罗琴科所要作的事。他拿起话筒，打电话找巴柏琴科：

　　“您那里都很平静吗？”

　　“很平静。”

　　“您立刻派沙布洛夫到我这里来。”

　　普罗琴科一面等沙布洛夫，一面把各团送来的报告移到跟前，破例地亲手写总结报告，然后叫人送去打字。报告还没打好，沙布洛夫就进来了。

　　“您好，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普罗琴科说。

　　“您好，上校同志。”

　　“现在不是上校。”普罗琴科说，“现在是将军了。您没有听见今天的无线电广播吗？”

　　“没有。”

　　“你没有听见，所以我告诉你——现在我是将军了。今天我成为将军了。鬼知道。”他指了指断了线的电话机，补充说，“我不撒谎，我想当将军，但决不想在这个日子听到这个消息，不想在这个…… 我找你来，是要你此刻送一份报告到集团军指挥部去。”

　　“电话不通吗？”沙布洛夫把头向电话机一歪，说道。

　　“不通，而且未必很快就能通。电话线断了。你今天来替我当活电话。”

　　他拿起内部电话的话筒，打电话到码头上。

　　“不管手边有什么东西，摩托船也好，划子也好，立刻准备着。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你先渡河过去，打听指挥部是不是在原地方，然后再渡回到指挥部所在的这边岸上来。”

　　“怎么样，报告准备好了没有？”他转身问走进来的师部军官。

　　“正在打字，再过５分钟就打好。”

　　“好的，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普罗琴科说，“你去一趟吧，当然，通讯迟早会恢复的，不过，老实说，等待真是让人着急。说实话，我宁愿让敌人攻打我。如果敌人攻打我们，我们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当我们这里沉寂无事，而邻师却在遭受猛烈打击时，心里实在是焦急万分。大概，你也是这样，是不是？”

　　“是。”沙布洛夫肯定地说。

　　“所以我知道。”普罗琴科说，“你一定会努力把这个送到，免得心里不安。”

　　他忽然轻微一笑，走近挂在墙上的一块破镜片前。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你看，我的将军制服合身吗？”

　　“好像很合身，将军同志。”沙布洛夫说。

　　“唉，‘将军同志’。”普罗琴科微笑道。“你嘴里在对我说：‘将军同志’，心里却在想：‘他，这个老东西，一听这样称呼，大概很舒服’。你是这样想吗？”

　　“是的。”沙布洛夫也跟着微微一笑。

　　“你想得对…… 真是舒服，确实舒服。只是现在我肩负的责任更重大了。虽然军衔有了，可惜这个字，也如其他许多字一样，不是我们每个人随时都能理解的。”

　　普罗琴科凝思了一会，点燃了烟，聚精会神地望了望沙布洛夫。他兴奋已极，很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将军，”他沉思地说。“这是个极难得到的官衔。沙布洛夫，你知道为什么难呢？因为此刻，不论仗打得好与不好，都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需要打一个大仗，以便今后长久地不再发生战争。沙布洛夫，你知道，我不相信一种说法，认为这次战争是世界上最后一次战争。上次大战时也是这样说，上次大战前，也这样说过很多次，历史值得读读。我想，在这次战争之后，经过三五十年，还会有一次战争的…… 但要使它不致于很快发生，这就全靠我们了；如果终于发生了战争，那就要使它成为胜利的战争，这就需要有军队。当然，我这个意见此刻会有很多人反对。比方说，你，你认为怎样？”

　　“我也反对。”沙布洛夫说。“我不愿意想到，什么时候还会有一次战争。”

　　这是对的，你不愿意想。”普罗琴科说，“我也不愿意想。虽然是不愿意想，但是必须去想，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战争了。”

　　师部的军官把报告拿来了。普罗琴科从衣袋里掏出眼镜盒，取出看文件用的角框眼镜，逐字逐句地读完后，签上了字。

　　“你去吧。”他说，“这里有人把你送到船边，往后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如果没有被敌人发觉，你尽管泛舟于伏尔加河上，上面有星星，下面有水，你就来观赏那夜色美景吧。假如这不是伏尔加河，而是维斯瓦河或奥得河，那才特别有味咧。得了，你走吧。”

　　沙布洛夫乘黑摸到了码头上。摩托船没有，早晨被迫击炮弹打毁了。码头边有一只两对桨的划子，轻轻飘浮着。沙布洛夫坐上划子，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船是白色的，有蓝色的边，并且有号码，不久前，这还是一条供游览用的船，玩一小时一个或一个半卢布……

　　两个红军战士坐下，每人握着一对桨。沙布洛夫掌舵，他们把船轻轻开走了。德寇并未射击。普罗琴科所说的一切情景，就在眼前：上面是星星，下面是水，静寂的夜，炮声在离这里三四公里的地方轰鸣，他耳朵听惯了炮声，此时已经感觉不出这种炮声了。再过二三十分钟，就可以靠岸，不错，现在可以坐在船尾，在到达岸边前这段时间把各种事情想一想，现在这边岸上，昼夜都有德寇的重迫击炮弹隔河飞来，几十个码头上，从日落到黎明都有人在工作，营里的伤兵都运来这里，每天都有弹药、面包、烧酒从这里运到各营去。南北两翼德寇都推进到伏尔加河边，西面也是敌人。沙布洛夫在与马斯林尼可夫交谈时，常常戏谑地称自己和自己这一营为“岛上强国”，称东岸是“大地”。甚至到莫斯科去，也得首先渡到东岸，到“大地”上来，只是然后必须经过西北某个地方，再渡回西岸。一切都在东岸上，包括他此刻所怀念的安娜。如果她是轻伤，她一定就在这儿附近，在她的卫生营里。

　　“大概是轻伤。”他之所以这样想，并不是因为逻辑上应该如此，而是因为她说过：“我很快就会回到您这里来……”，她把一切都说得像孩子似的肯定，自信，竟使他觉得事实上也应该这样，应当这样。他最近几天曾不断发现：自己一回到营部时，就不由地打量着掩蔽部

　　小船一抵达岸边，沙布洛夫就跳上岸去，打听从前那个距集团军总指挥部最近的渡口位于何处。原来这个渡口已经移到下游一公里半的地方，于是他又上了船，沿岸顺流而下。

　　小船停在临时木桥旁边：两个红军战士留在船上，沙布洛夫改乘那艘恰巧要回西岸的驳船。

　　驳船上堆满了食品箱子以及摊在木板上的大块牛肉、羊肉。虽然驳船上几乎空无人一，但从食品数量上可以看出东岸人力物力的规模，经过这条大河去供给集结在那里的整个军队是多么困难，麻烦和复杂。

　　半小时后，驳船慢慢靠近斯大林格勒的一个码头。渡口虽然迁移了，但出乎沙布洛夫意外，他听说集团军总指挥部仍在原地未动。

　　普罗琴科两三次到过总指挥部，他对沙布洛夫说的，总指挥部是位于烧毁的大粮栈对面专门挖成的坑道里。从渡口到那里去，需沿河岸走一公里半以上的路程。德寇用迫击炮漫无目标地向岸边射击，炮弹接连不断在前后爆炸。

　　沙布洛夫一直沿河岸往前走，但是他要寻找目标即粮栈的轮廊却仍然没有见到。与此同时，他现在听到的自动枪声非常近，毫无疑义，这里距阵地前线至多不到一公里。他开始想，莫不是人们向他撒了谎（这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事），也许总指挥部今天转移了。可是当他走到距离阵地前线很近的地方时，他看见了前面陡岸上那个粮栈的轮廓，又过了一分钟，他碰见了站在地坑口上的卫兵。

　　“总指挥部在这里吗？”沙布洛夫问。

　　那人用手电把他的文件照了一照，答道：就在这里。

　　“怎样到参谋长那里去？”他小声问。

　　“到参谋长那里吗？”

　　后面有个口音他觉得很熟：

　　“是谁要到参谋长那里去？”

　　“我。”

　　“哪里来的？”

　　“普罗琴科派来的。”

　　“原来如此。有趣得很。”那个熟悉的声音说。“请进。”

　　当他俩走进钉有木板的坑道里，沙布洛夫回头一望，看见后面走来一位将军，这位将军正是他昨天夜里在普罗琴科那里见过的。

　　“总指挥同志。”沙布洛夫向他说，“可以进来吗？”

　　“可以。”将军说道，接着打开木板做的小门，自己先进去了。沙布洛夫懂得这是请他也跟着进去，于是他也进去了。门里是一个挖在地下的小房，里面摆着一张木床，一张漆布沙发，一张大桌子。将军坐在桌旁。

　　“请你把方凳移到我跟前来。”

　　沙布洛夫不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把方凳移近了。将军伸起一只脚，搁到方凳上。

　　“旧伤复发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好，您报告吧。”

　　沙布洛夫按照军队礼仪报告后，把普罗琴科的书面报告交给将军。将军慢慢读完后，惊讶地望了望沙布洛夫。

　　“这就是说，你们那里很安静。”

　　“是的，很安静。”

　　“这也不错，显然，敌人已无力同时举行全线攻击。最近几天的损失不大吧？”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沙布洛夫说。

　　“不，我不是问你全师的情形，全师的，这里都写着。我问的是你们营的情况，您好像是营长？”

　　“是的。”沙布洛夫说。

　　“您营里有多少伤亡？”

　　“近８天来，阵亡６人，负伤２０人，加上开始的８天里，阵亡８０人，伤２０２人……”

　　“哼，”将军说，“够多了。您这次来，在没找到我们之前，沿岸找了很久吗？”

　　“没有，我很快就找着了，只是我开始怀疑：三百步以外的地方就在射击，我想，总指挥部一定会转移地方。”

　　“啊，”将军说，“差一点转移地方，我指挥部的人本来已决定今夜转移，但是我晚上从师部里转回来后，阻止了他们。在目前这种困难环境和困难情况下，隐藏是可笑的，虽然表面上看很必要，但是也不能按常规办事转移指挥所，大尉，您要记着这一点。在这种紧要关头，最主要、最明智的办法是稳定军心，懂吗？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人们看到地点没有变化时，就会产生信心。只要我还能在原处指挥，我就不改变地点，我就要在这里指挥到底。您是一个青年军官，我对您说这些，是希望您把这些运用到您的营里去。我相信，您不会觉得你们那里的平静现象还能长久继续下去。”

　　“我没有这样想。”沙布洛夫说。

　　“你也不应该这样想。平静不会持久。萨瓦杰耶夫！”将军喊道。

　　副官走进门口。

　　“坐下，起草个命令。”

　　将军当着沙布洛夫的面，很快口述了一个简短命令，命令要点归结起来，是要求普罗琴科想方设法不让德寇从该师阵地上再抽调出更多的部队，特别要求他在该阵地南段，即德寇已突进到伏尔加河边的这段阵地上，发动几次局部攻击。

　　“还写一点。”将军说，“‘祝贺您获得将军军衔’。完了，拿过来，我签名。”

　　将军在让沙布洛夫走时，抬起他那疲倦的，因睡眠不足而现出蓝圈的眼睛，望着沙布洛夫。

　　“您好像很早就知道普罗琴科？”

　　“几乎从战争开始时就知道。”

　　“如果您想成为一个好指挥官，就应该向他学习，效法他。实际上，他不是你初次见面感觉到的那种人，他有计谋，有头脑，有毅力。一句话，是一个地道的乌克兰人。我们很多人只在外表上看很沉着，而他却在实际上一向镇定自若，你要特别向他学习这一点。他报告我，说您在被围困的最初日子里仗打得很好。现在您可以认为全师都处在敌人包围圈内。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冷静。我们会恢复与你们的通讯联系，但河水总归是河水，这点您要记得。可是…… ”将军站起身来，向沙布洛夫伸出手去，“可是当我们背水而战时，河水有时对我们有利。例如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 我相信斯大林格勒也会成为这样的，不过有一点差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现在您可以走了。”

　　当沙布洛夫走出总指挥部，返回来向河边码头走去时，心里想，不管怎么样，总指挥的情绪很好。将军同他说话时，那种镇静沉着、从容不迫的态度，都不是故意做出的，在沙布洛夫看来，极其自然，的确是真的，亦即这个人所说的话，就是他心里所想的。但今天的事变似乎又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情绪。“也许，他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消息。”沙布洛夫想道，“也许其他地方正在准备增援部队……”

　　但是他立刻又否定了这种想法…… 不，问题不在这里。他忽然理解了总司令这种情绪的原因：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德寇已突破到伏尔加河，将集团军截断，最近几天战斗的结局就是如此，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抵抗的力量不足。现在，德寇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后，我军却不承认失败，还在继续作战，而且总指挥部仍在原地不动，泰然处之，不仅如此，从一个被截断联系的师里派来了一个军官，并把报告按时送交总司令。正因为如此，他在会见沙布洛夫时情绪很好。当时他的情绪非常好，全集团军都知道他是个缄默寡言的人，此刻他居然与一个担任联络的普通军官攀谈整整五分钟之久，并且还对他说了一些似乎不关正题的话。

　　沙布洛夫离开普罗琴科后，已经过去５小时，现在他又回到普罗琴科的掩蔽部，并把从日记簿里扯下、上面写着总司令命令的小纸条递给普罗琴科。

　　“那里情况怎样？“普罗琴科读完命令后，问道。

　　听沙布洛夫说，总指挥部仍在原地，普罗琴科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显然他与沙布洛夫同感，总指挥部仍在原地，他也是很高兴的。这个表面上看似一般的步骤，实际上是极其高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战争中不按平常那种看似合理的思想办事。

　　沙布洛夫从普罗琴科那里回去时，顺便走进巴柏琴科的掩蔽部。因为他在师部时，就有人转告他说：巴柏琴科打过电话来，要你到他那里去。

　　巴柏琴科正坐在桌旁起草报告。

　　“坐吧。”他说着，连头也不抬，继续作自己的事。这是他的习惯，——他召来的下属到来时，他从来不中断自己没作完的事情。他认为，中断工作有失自己的威信。

　　沙布洛夫已习惯团长这个作风，于是淡然地向巴柏琴科请示一声，让他出去吸烟。他刚走出门，在掩蔽部第二间房里就碰见迎面走来的通讯连连长叶列明上尉，这人从战争开始时，就在本师里作过战。

　　“您好。”叶列明向沙布洛夫说，同时紧紧地和他握手。“我马上要走了。”

　　‘到哪里去？”

　　“调我去学习。”

　　“到哪里去学习？”

　　“到交通学院附属训练班。真奇怪，为什么把我从斯大林格勒调走，但命令终归是命令，我只得去，我特来向中校辞行。”

　　“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快艇一到就走。”

　　沙布洛夫想了想，虽然他的到来不能让巴柏琴科放下工作，但是巴柏琴科早就熟悉的叶列明来辞行一定会迫使团长放下笔，于是他跟着叶列明走进房间。

　　“中校同志。”叶列明说，“能向您报告吗？”

　　“好。”巴柏琴科应了一声，没有停笔。

　　“我要走了，中校同志。”

　　“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特来辞行。”

　　“介绍信准备好了吗？”巴柏琴科问，眼晴仍然没有看叶列明。

　　“准备好了，在我手里。”

　　叶列明把介绍信递给他。

　　巴柏琴科的视线依然没有离开桌子，他在介绍信上签字后，交给了叶列明。

　　一阵沉默。叶列明进退维谷，站在原地，停了一会。

　　“那我就走了。”他说。

　　“您走吧。”

　　“中校同志，我特来辞行。”

　　巴柏琴科终于抬起眼来，说道：

　　“好啊，希望您努力学习。”说罢，他向叶列明伸出手。

　　叶列明同团长握手。他还想说点什么，但巴柏琴科和他握过手后，再也不理会他，又埋头写东西去了。

　　“中校同志，再见。”叶列明又一次犹豫不定地说道，并望了望了沙布洛夫。他的神色并不是生气，而是失望。老实说，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巴柏琴科告别，为什么要告别，总之他没想到，这里气氛竟这样正式。

　　“再见，中校同志。”他最后一次小声说。

　　巴柏琴科没有听清楚。他把一个图表认真地摆在报告跟前，仔细地用尺子在上面画线。叶列明又停了一会，慢慢向沙布洛夫转过身去，深情地同他握了握手，就走出去了。沙布洛夫把他送出门，在掩蔽部门口紧紧地拥抱他，接吻。随后沙布洛夫又回到巴柏琴科这里来。

　　他还在写战斗报告。沙布洛夫生气地望着他下垂的脸和开始秃发的前额。沙布洛夫很不理解，中校与叶列明一同度过一年的战斗生活，出生入死，同吃一锅饭，如果需要，在战场上还会救他的命，此刻怎能这样无动于衷地让他走。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他人，对一个离开部队的人的命运漠不关心，沙布洛夫在军队里时而遇见这种情况，他为此感到惊讶。沙布洛夫切身感觉到了叶列明的痛楚，所以当巴柏琴科想从他嘴里打听集团军情形，终于开口问他的时候，他一反常态地回答得很枯燥，很克制，几乎很粗鲁。他只希望赶快结束这场谈话，让巴柏琴科再去钻研他的文件，免得他像对待离去的叶列明那样对待他。

　　沙布洛夫回到本营的途中想道：真是怪事！战斗如此紧张之时，竟然从斯大林格勒调人到交通学院去学习，表面看来，这似乎并不需要，但他同时又感觉到，这里蕴涵着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惊人的事变进程，感觉到国家领导人的镇静风度。

第十章

　　在营部，有个客人在等候沙布洛夫。这位中等年龄、戴着眼镜、领章上带有两颗长花的不识之客，与营政治委员对面坐在桌旁。沙布洛夫进来时，他们两人都站起来了。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阿弗杰耶夫同志，中央机关报通讯员，从莫斯科来的。”

　　沙布洛夫同他握手问候。

　　“从莫斯科来的，来很久了吗？”他兴致勃勃地说。

　　“昨天早晨还在莫斯科中央飞机场。”阿弗杰耶夫说。

　　“我记得，有时能在《消息报》上读到您的文章，对不对？”

　　“对，主要是在那份报纸上发表文章。”

　　“昨天还在莫斯科，今天就到了这里。”沙布洛夫带点羡慕神情地说。“莫斯科的情况怎么样？”

　　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因为他所遇见的人，没有一个不提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莫斯科情况依旧。”他说。“以前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回答。“您是莫斯科人吗？”

　　“不是，我在那里学习过。您到我们这里很久了吗？”

　　“你刚走，”瓦宁说，“他就来了。我们已在这里谈了一些…… ”

　　“谁派您到我们营里来的？”

　　“你们师长。我到前线时，就有人劝我，一定要到您这里来。”

　　“真的吗？”沙布洛夫说。

　　“是的，就是到您沙布洛夫营里来。”

　　’我们居然已经得到了正式命名。“沙布洛夫说，极力用这粗率的诙谐语句，来掩饰内心的喜悦。

　　”派您来时，他们对您说过什么？“他直率地问，“不妨说说。”

　　“他们说，你们经过决定性的冲锋，一举攻下三座楼房和广场，十六昼夜来没让德寇前进一步。”

　　“这是真的，没让他们前进一步。”沙布洛夫说，“但是最近一星期来，敌人没有特别凶猛地来攻占。如果你七八天前来到我们这里，那就有意思了，现在这里很平静。”

　　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在他的战地通讯员生活中，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您要是早些来就好了”。人们总觉得，此刻他们那里的情形不是最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过，就是即将发生。

　　“没有关系。”他说，“我在您这儿呆几天，收集一点材料。平静也不错，可以同人们谈谈。”

　　“是的。”沙布洛夫同意地说，“不然就没有时间谈了…… ”

　　他俩对视了一下。

　　“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人们一般地写些什么，说些什么？”沙布洛夫带着很久没有看报的贪婪心情问道。

　　“写的很多。”阿弗杰耶夫说，“说的更多，想的更多…… 不久前，我到过西北战线，那里很多军官不耐烦地说：我们坐在这里，而斯大林格勒那里却…… 您知道，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并不怀疑这里是地狱，他们是真心真意地想到这里来。”

　　“您准备在我们营里逗留很久吗？”沙布洛夫问。

　　“不，只呆一两天，然后还要到南面阵地上去。”

　　“对的。”沙布洛夫说，“此刻那里的战斗激烈得多。”

　　“你看，我要同你们营里什么人谈谈好？”

　　“同什么人谈呢？可以同孔纽科夫谈谈。他是我们营的老兵。也可以到各连走走，同一连连长哥尔坚科，或者同马斯林尼可夫谈谈，他是我的参谋长，人虽年轻，但是个很好的军官。你也需要同军官们谈话吗？”

　　“当然。”

　　“那您就同马斯林尼可夫谈谈好了…… ”

　　“我也想同您谈一谈。”阿弗杰耶夫说。

　　“同我？也可以同我谈谈。”沙布洛夫回答，“只是要放在最后，请你先到各连去认识认识。因为只有先了解营里状况，才能了解营长的情形。至于营长关于自己说些什么，这是次要的事。政治委员，您看对不对？”他向瓦宁微微一笑。

　　“对的，”瓦宁说。“如果营长忘记说到自己时，我来提醒，”他向阿弗杰耶夫点头示意。

　　“什么时候了？”沙布洛夫看看表。“４点钟了。我忙活很久了…… 该睡觉了。您怎么样？”

　　“是的，我也想睡。”阿弗杰耶夫同意说。

　　“如果您留在我们这里，我们明天就给你抬张床来，今夜就请你同参谋长或政治委员挤一挤。他们的个子都不太大，能够睡下。我也可以请您同我睡在一个床上，但怕您不方便。”

　　“是的，我也有点害怕。”阿弗杰耶夫望了望沙布洛夫那魁梧身躯，同意地说道。

　　沙布洛夫已经完全收拾停当，准备睡觉，但他却站在房子中间，想从什么地方替客人找个毯子。忽然间，他看到桌子上的军用水壶，顿时酒兴大发，这在平常是很少有的事，他正想这时喝点酒，然后再坐下谈一会儿，索性把一时没有想起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问问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客人。

　　“您很想睡觉吗？”他问。

　　“不太想睡。”

　　“那么，也许，总还是要…… 政治委员，你请他吃过东西吗？”

　　“请过，吃的不多。”

　　“既然不多，就等于没有请，没有招待。如果不太想睡，我们就来吃点夜宵吧。”

　　别佳还没有端来食物之前，沙布洛夫接连问了阿弗杰耶夫几个简短而突如其来的问题。

　　“怎么样，莫斯科还有街垒吗？”

　　“没有，已经拆除了。”

　　“防御工事有吗？比以前增多了些吗？”

　　“我觉得多了些。”阿弗杰耶夫说。

　　“那里还有人守着吗？”

　　“我想是有人守着。”

　　“这就好。这才真的是防御工事…… 随时都有人守着吗？”

　　“我想，随时都有人守着。”

　　“这就好。您常看歌剧吗？”

　　“也看。”

　　“看什么歌剧？”

　　“叶甫根尼·奥涅金”。

　　“很有趣的。”沙布洛夫说，“倒不是我非常想看戏，有趣的也不是歌剧本身，而是戏还在演，仍旧是观众满座，我对这一点感兴趣。那怕看它一眼也不错…… 不过，您知道吗，其实我并不爱看歌剧。”

　　“我也是一样。”阿弗杰耶夫说。

　　“演唱的女人都胖胖的，扮演的角色都是姑娘。怎样看也提不起劲来，也许现在因为战争的缘故，她们都变瘦了些，是不是？”

　　“不，并没有瘦。”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

　　“那也没有关系。”沙布洛夫说，“我闭起眼睛来听，唱的还是不错的。总之，我还是想听听。民警还是同从前一样，带着白手套吗？”

　　“这一点我却没有留意。真的没留意。”

　　“这不重要。”沙布洛夫说，“但同时，或许，也很重要。莫斯科街上的汽车，大概少了些吗？”

　　“汽车是少了些，但街上的人，不像去年１２月那样，却又多起来了。１２月时，您在那里吗？”

　　“在那里。１２月时真好…… 我有一次逛了一天。那时莫斯科街上很空旷，非常寂静。 ”

　　别佳端来了一炒锅罐头肉。

　　“这是美国罐头。”沙布洛夫说，“请吧。我们大家常开玩笑，称这是‘第二战场’。您能喝酒吗？”他把一个“炸弹”杯摆在阿弗杰耶夫面前，并带点犹豫的神色说道。

　　阿弗杰耶夫已习惯了别人经常问他这样的问题，甚至在前线上也是如此；但照通常的习惯，是不问“您能不能喝酒”的。究竟是因为他这副中年科学工作人员的外表，还是因为他那副厚厚玻璃的眼镜渲染了知识份子味道，抑或是他谈话时那种从容不迫慢慢吞吞的风格，——也许是这几种特点总合起来，才迫使这些初次结交的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的人，甚至是个枯燥无味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开点难堪的玩笑，骂上两句，或者多喝几杯，好像是不大合适。于是阿弗杰耶夫在回答沙布洛夫“能不能喝酒”的问题时，狡猾地微微眯缝着戴着眼镜的眼睛，轻轻一笑，说道：

　　“当然，能喝。”

　　他们每人喝了一杯，然后又喝了第二杯。

　　这一天来，沙布洛夫疲倦极了，但是，伏特加不仅没有像平常那样刺激大脑，反而使他突然觉得此刻掩蔽部里的一切都那么温暖，舒适，亲切动人。

　　“我劝您明天到二连去，那里有我营非常好的人；特别要同孔纽科夫谈谈。您亲自到各处看看。您要知道，”他说着又停了一下，仿佛脑子里突然出现一种思想，“您知道，虽然一般说来，我们在这儿面临的危险比你大，但是在战争中您会更加感到可怕。”

　　“为什么呢？”

　　“您回到莫斯科以后，在电报局或在司令部才能做自己的事情，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观察情况，收集材料，回去后才能写作。为什么我不觉得那样可怕呢？我每时每刻都在奔忙，连休息时间都没有，子弹射击和迫击炮弹爆炸在这里从没有间断过，而我还要随时打电话——我要打电话报告，但话务员又听不见，我急得骂他，您知道吗，因为这样忙乱，似乎连迫击炮弹轰鸣也忘了。可是您在这里没有具体事可做，只是坐着等待，看炮弹能不能打到头上来，所以您会更加感到可怕。我说的对吧。”

　　“也许您是对的。”阿弗杰耶夫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

　　“我们还是躺下睡吧？”沙布洛夫问。

　　“现在就躺下呀？”阿弗杰耶夫不大情愿地回答。

　　他不想中断这次谈话。战争爆发一年来，他坚信人们在战争中变得更质朴，更纯洁，更聪明了。也许他们在本质上依然还是从前那样，但外表上现出好的迹象是，大家不再按照种种模糊的标准发表议论，例如：这人参加过会议没有，发表些什么意见，他是否有礼貌，是否受人尊敬，是否健谈，是否关心人，是否和蔼…… 战争一爆发，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了，人们在生死关头已经不去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被认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既没有时间想，也不想去想这些。

　　“躺下睡吧，”沙布洛夫说，“早晨的脑筋比晚上更清醒些，明天您去同其他人谈谈，您可以找到许多合适的人谈；我们营里有很多出色的人，差不多全是出色的人。大概您经常从军官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吧？”

　　“常常听到。”阿弗杰耶夫如实地说。

　　“那又怎样，这话很对。我虽不知道这些人在战前怎样，战后如何，但是他们现在确实几乎全是好样的。我想将来他们大多数人也会是好样的，当然，如果谁还活着的话。您知道吗？我相信会活着…… 好，我们睡吧。”

　　沙布洛夫走近瓦宁床边，看到他早已摊开身子睡着了。沙布洛夫把他稍微托起，移到床的一边。

　　“为什么这样呢？”阿弗杰耶夫急忙地说。“别弄醒他了。”

　　“不，”沙布洛夫说，“不会弄醒他的。如果电话铃响，他马上会醒来，不然，就是翻他三两次，也不要紧，这我知道。您躺下吧，半边床是空着的。”

　　阿弗杰耶夫脱下皮靴，不脱衣服，盖着军大衣躺下了。

　　沙布洛夫坐到自己床上，脱下军服军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好皮靴，包脚布搁在皮靴上面，然后盖着毯子，抽起烟来。

　　“我在有条件时，总是脱衣服睡，”他说，“从前我在边防军服役，所以我总按边防军老习惯，把服装摆得整整齐齐，十秒钟左右就可以穿上衣服，计算过的。我看，战争还会持续相当久。所以我不得不盖着毯子睡…… 怎么，不赞成吗？”他微微一笑。

　　“我很赞成，”阿弗杰耶夫说，“赞成，并祝您晚安。”

　　沙布洛夫倒在枕头上，一连深深吸了好几口烟。他没有入睡。掩蔽部的门大概开着，从外面传来凄凉的雨声，也许这是今年最后一场雨吧。

第十一章

　　清晨，阿弗杰耶夫和瓦宁到第一连去了。沙布洛夫留在营部，想利用战场上平静的机会把平常来不及做完的事情处理完。从清早起，他同马斯林尼可夫一起，花了两三个钟头来拟制各种军事报告，其中一部份确实是有必要的，而另一部份，沙布洛夫觉得是多余的，完全是迎合和平时期的种种文牍主义。

　　马斯林尼可夫出去后，沙布洛夫开始处理拖得很久、使他窘迫不安的事情：回复牺牲者的家信。几乎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承担起回复这些信件的艰巨任务。他不满的是，一个人死去时，我们总有些人力求尽可能久的不把这个消息通知其亲属，并尽可能拖延不答，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干脆不回答。这种所谓仁慈心，在他看来，其实就是无视别人的痛苦，免得自己苦恼。

　　第一封信是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来的。

　　“亲爱的别佳，——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道（原来他名叫别佳，沙布洛夫以前不知道）。——我们都很想念你，我们都在等待战争结束，等你回家。女儿佳丽娅完全长大了，已经会走路，差不多不摔交了…… ”

　　沙布洛夫仔细地把信读完。信并不长，家里人在信中问候他，有几句话是谈工作，希望尽快歼灭法西斯，后面两行是小孩的粗笔迹，这是他大儿子写的；再下面是母亲撑着小孩手软软画上的几笔，并补充说：“这是佳丽娅亲手写的。”

　　回答什么呢？沙布洛夫平时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只能这样答复：“他已牺牲”或是“他已不在”，但是每一次他总在思索如何回答的问题，好像是第一次写回信。回答什么？怎样回答呢？

　　他想起帕尔费诺夫躺在水泥地上时的短小身姿，他苍白的脸和垫在头下的两个战地挂包。他是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牺牲的，以前沙布洛夫对他了解得不多，他是沙布洛夫的战友，是沙布洛夫许多许多并肩作战和阵亡的战友之一。沙布洛夫习惯了战争，看惯了这件事。他可以简单地说：他叫帕尔费诺夫，已经牺牲了。但在奔萨城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他牺牲了”这几个字就是灾难，就会使人丧失一切希望。在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这几个字的背后意味着妻子不再是妻子，而是寡妇，孩子们也不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孤儿了。这不仅仅是痛苦，这是整个生活的变化，前途的变化。每当他写这类信时，最怕读信的人觉得，写信人心里轻松。他希望读信的人认为，写信的人是带着与他们同样的悲痛写的，——那样才能使他们读到这封信时不那么伤心，那么委屈，那么悲痛欲绝……

　　人们有时需要谎言，这一点他知道。这些人非常希望自己心爱的人牺牲得很英勇，或者像报刊上写的：死得很勇敢…… 他们希望他不是简简单单地死去，而是干出了一番重大事业后牺牲的，而且他们希望，他在临死前还想到过他们。

　　于是沙布洛夫在回答这些信件时，总是力求满足这种愿望，必要时，他也撒点谎，——这是他唯一坦然说出的谎言。他从日记本上扯下一页纸，拿起钢笔，用洒脱的笔法，开始写信。他写到他同帕尔费诺夫共事很久，帕尔费诺夫怎样在斯大林格勒夜战中英勇牺牲（这是真话），他在倒下之前亲手射死三个德寇（这是假话），并且写到他死时，沙布洛夫还在他的身旁，他临死前惦记着儿子沃洛佳，请沙布洛夫转告儿子，要他记住他的父亲。

　　沙布洛夫写完信，拿起面前一张照片，在未放入信封以前，看了看照片。这是在萨拉托夫市他们队伍组建时，在街上由摄影师拍照的。小个子帕尔费诺夫雄赳赳地站着，一手抓着手枪套，大概是摄影师建议他这样照的。

　　另一封信是一连塔拉索夫中士的家信。沙布洛夫隐约知道，塔拉索夫也是在这里的第一次战斗中牺牲的，但是他怎样牺牲，在什么情况下牺牲的，他却不清楚。这是一封从农村写来的信，在一张格纸上用大字写的，信上谈到全家人的情形，在这封简短而普通的信里，虽然文字表达得并不流畅，但仍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爱和思念…… 沙布洛夫在回复这封信时，虽不知塔拉索夫牺牲时的情形，但还是写道：他是个好战士，死得很英勇，指挥官以他为自豪。

　　沙布洛夫写完这封信后，又写第三封，他把第三封信写完，就打电话到一连，此刻政治委员与阿弗杰耶夫刚刚到过那里。

　　“他们已经回营部去了。”连长哥尔坚科在电话里说。

　　“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吗？”沙布洛夫问。

　　“去的地方不少。 ”

　　沙布洛夫听到哥尔坚科在电话里笑了，于是放下话筒，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四个人在一块进午餐：除政治委员与阿弗杰耶夫外，马斯林尼可夫也到了。瓦宁还是平时那样。阿弗杰耶夫很疲倦，但是他回到营部后感到轻松愉快，当一个人在战争中已经觉不出危险，只感觉到相当安全时，才会表现出这种愉快的情绪。

　　他在吃午饭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吗，坦白地说，怕危险和怕死的感觉是很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人疲倦，你们说对吗？ ”

　　“对。”沙布洛夫说。

　　“有时我觉得，”阿弗杰耶夫说，“士兵好像潜水员，当他被一点点地放到水里时，压力逐渐增大。这里也是一样，危险逐渐增大，对危险也越来越习惯。后方的人往往不了解，他们以为，并不总是那样危险，前线上一切都带有相对性。譬如，士兵攻击后回到战壕时，他觉得战壕是安全的；我从连里回到营部时，觉得战壕简直是个要塞；如果您到了集团军总指挥部，您一定觉得那里平静无事，至于在伏尔加河东岸，虽然敌人也向那里炮击，您一定认为那简直是，或者几乎是疗养所，但是一个从后方刚刚到这里来的人，即使在东岸，也觉得有莫大危险。您认为我这话对不对？ ”

　　“对，当然对。”沙布洛夫说。“不过在斯大林格勒这里，情况却不同，在这里，连集团军总指挥部有时也同我们一样距离敌人很近，处境很危险，如果按今天我们这里的平静气氛来衡量，它甚至比我们更危险。”

　　饭后，沙布洛夫穿上大衣，坦白地说：

　　“我到二连去…… ”

　　可是阿弗杰耶夫感觉这是在请他一同去，或许甚至是在向他挑战。他也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穿上军大衣。

　　“您到哪里去？ ”

　　“同您一块走。”阿弗杰耶夫说。

　　沙布洛夫向他疲倦的脸上望了望，本想反驳，但随即明白了，既然这人把与他无关的话理解为请他一同去，现在就阻止不了他，所以沙布洛夫懒得费话，只是简单说道：

　　“好，那就一起走吧。 ”

　　二连连长仍旧是西伯利亚人波塔波夫。他看见沙布洛夫带着一个也许是从某司令部来的生人，就按照前线战士的习惯，请他们到他掩蔽部去吃点东西：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吃，只有点我们西伯利亚的饺子。”

　　沙布洛夫晓得，如果波塔波夫有饺子，一定是最好吃的。波塔波夫所说的“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吃”的口气，是前线下级军官请上级军官吃饭时都喜欢讲的话，从连里一直到集团军总指挥部，无一例外。只要环境允许，他们总是力图找到比上级司令部更好的厨师，准备出更好吃的东西来。可以说，这一点他们常常是做到了。

　　沙布洛夫与阿弗杰耶夫谢绝了饺子，到各战壕去了。

　　孔纽科夫带领的一班人，就在该楼房墙外的战壕里，战壕就在墙边，沿墙脚一带挖掘的，并用倒塌的砖块和沙土隐蔽得极好。

　　战壕后面，有两条很好的交通壕，从墙脚下通进楼房内，那里挖有一个地窖，地窖顶上盖着战火烧过的大木料。两个机关枪巢修筑的特别精致，射击手的地方也布置得很妙，左边挖了许多土隔板，那里放着士兵们常用的东西：小锅，烟草等等。

　　“抽吧，抽吧。”当聚集在一块吸烟的战士们看见营长来到，急忙立正的时候，沙布洛夫说。

　　“老乡，卷支烟抽吧。”孔纽科夫拿腔拿调地说，周围的人都笑了，沙布洛夫感到，孔纽科夫讲话的语调不是偶然的，他常常以此炫耀自己。

　　“您好吗，孔纽科夫？”沙布洛夫问。

　　“很好，大尉同志。 ”

　　孔纽科夫还是那样纪律严明，但是经过半个月的战斗之后，原先的乡土气减少多了。虽然处在危难中，他仍然感觉到不能与首长讲话太随便。

　　“怎么样，对飞机炸弹习惯了吗？ ”

　　“是，习惯了。如果在这里再不习惯，报告大尉，——那就该淹死在伏尔加河里。既然他…… （“他”是士兵的普通话，经常指德寇），既然他总在扔炸弹，逼得你适应，你又怎么能不习惯呢。”

　　“这就是孔纽科夫上士，”沙布洛夫转向阿弗杰耶夫说，“因为他作战勇敢，我已在27日替他请功了。 ”

　　孔纽科夫幸福地微微一笑。本来，他已经从连长口里听说为他请功了，但此刻营长正式当着他全班战士的面，大声重述这一点，他感到心里特别舒服。像所有的人在兴奋时刻的心情一样，这时他脱口而出的，并不是此刻应该说出的“效忠苏联”的话，却是高呼道：“誓死效劳…… ”说到这里，他很难为情地咬一下舌头，没说出“大人”二字。

　　“这位营政治委员是从莫斯科来的，”沙布洛夫说，“孔纽科夫，你把27日的战功讲给他听听，把望远镜暂时给我用一用。”

　　孔纽科夫摘下挂在胸前的德国望远镜，这是他在占领这座楼房的头一天搞到的。他一刻不离地挂在胸前，几乎像一个军官，至少不完全像个士兵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所以他此刻把望远镜交给沙布洛夫的时候，心里有几分惶惑不安，因为他从第一次大战时就知道，凡是有意义和有用的战利品，上级首长总爱从部下的手里拿去供自己使用。

　　沙布洛夫站在墙壁突出部分，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邻街倒塌的地方，孔纽科夫则不慌不忙地开始讲述这段经历。甚至他自己也认为27日是他最得意的一天，他讲起这一天的事情总是非常高兴。

　　27日这一天，他担任通讯员，在从二连到一连去的开阔地上，当时其余的通讯员都被打死了，而他却在白天来回爬了七次。他带着老兵们讲话时的一种特别风度讲述这件事。

　　“我爬着，子弹老在我头上飞，我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的是烟叶和食品，本来丢掉这些东西爬起来要轻松些，但是不能丢下——不晓得向哪里爬，万一需要往回爬又爬不回去时…… 在半路上可以抽点烟，吃点面包…… 还有，我的包袱上系着一个小锅，如果不带锅，就得不到吃喝，”他又拿腔拿调了，“我一面爬，锅往两边晃着叮叮当当地响，这并不是系得不紧，是因为锅悬在上面，子弹打得它乒乒乓乓响…… 我爬着爬着，突然觉到背上热辣辣的……我连忙掏出刀，在皮带上一撩，割掉了那个包。包落在我身上，黑烟直冒，这是燃烧弹搞的，我在那里忍不住笑，我觉得好笑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坦克了，把我的包当作坦克塔来烧…… 我丢下包，继续往前爬，糟糕，火烧着了烟草。我再往前爬…… 平坦的地上到处是泥巴，我紧靠着地上爬，连靴筒里都钻进了泥渣。他还在开枪打。逼得我只好紧贴在地上。 ” 他说到这里，向周围那些聚精会神听他讲述的战士们望了一望。他们并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述，可是当他说到这里时，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他们已预见到，马上就会讲到众所周知的笑话了。

　　“我爬着，紧贴在地上，连新婚第一年，在我那位年轻的老婆身上，都没贴得这样紧…… 上帝啊！”孔纽科夫在哄堂大笑声中，庄严地连连画着十字。“后来我爬过一块废墟，他的机关枪打不中我，又不愿意让我活着爬过去；真把他气坏了，第二次战斗中也打我，但总打不中，子弹都打飞了。他马上又向我开迫击炮。周围都是泥…… 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地炸，弹片在我周围乱飞，好像一群绵羊在污泥里践踏一般…… ”

　　“你们继续谈吧，”沙布洛夫打断孔纽科夫的话，“我一会儿就来。”他把望远镜还给兴致勃勃的孔纽科夫，钻出战壕，到其他排去了。

　　经过三十分钟左右，当沙布洛夫准备转回去时，听到左边孔纽科夫班那边响了几排“马克西姆”机关枪声。他还没来得及考虑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德寇接连打来五六个迫击炮弹，从他头顶上吱吱飞过，大概就在孔纽科夫所在的地方爆炸。沙布洛夫待了半晌，又爬回原地。他见到孔纽科夫与阿弗杰耶夫，还面对面地坐在战壕里谈天。

　　“看，我说的对吧。”孔纽科夫煞有介事地说。“我们打了他，所以他也来打我们。”

　　“对的，”还有点兴奋的阿弗杰耶夫回答说，“对的，应该这样…… ”

　　“怎么回事？”沙布洛夫问。“没有打到人吧？ ”

　　“没有，只是把他的军帽打烂了。”孔纽科夫说着，同时站起身来，笑着用两个手指拿起倒放在战壕边缘上的阿弗杰耶夫的帽子。“他们开始瞄准时，就瞄准了帽子，并且击中了，德国人就像把鸡蛋放进提篮里一样，把炮弹投向这里。 ”

　　果然，军帽底下有两粒迫击炮弹的弹片，弹片落下来时已经没有力量，没把帽子打穿，只是擦破了点，好像是虫子吃了似的。沙布洛夫扔去弹片，看了看帽子。

　　“谁都会以为这是虫子吃的，如果您说是弹片打的，任何人也不会相信。 ”

　　“我也不能向别人讲。”阿弗杰耶夫说。

　　“这么说是您开的枪吗？”沙布洛夫问。

　　“是的…… 我向那片废墟开了枪，都说那里有德寇…… ”

　　“没错，”孔纽科夫证实说，“是有德寇，因此才回击了。 ”

　　“您看，”阿弗杰耶夫说，“本来很平静，一下子就不平静了。为什么你们很少射击？是为了节省子弹吗？ ”

　　“节省什么子弹，”孔纽科夫回答，“我们并不是节省子弹，而是没看见德国人，又何必开枪呢？只要一发现，我们就开枪，要是没有发现…… ”

　　“话谈完了吗？”沙布洛夫问。

　　“谈完了吗？好，那我们走吧。”

　　当他俩朝波塔波夫连走去的时候，阿弗杰耶夫扭转身来，忽然对沙布洛夫说：

　　“您知道吗，我是故意打机关枪的。”

　　“怎么，您想亲自打死几个德寇吗？ ”

　　“不，请您不要生气，也许我干扰了您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不对…… ”

　　“什么不对？ ”

　　“这样平静。好像休战一样。”

　　“为什么？ ”

　　“不，”阿弗杰耶夫说，“也许这是对的，没有发现德国人，就用不着射击，但我觉得

　　我们之所以不射击，还有另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

　　“因为不愿意敌人来还击，总想平静无事。看，我只打了几排子弹，德国人就立刻开炮

　　了。如果再打几排子弹，他们又会开迫击炮的。你看：我方既不射击，他们也不射击，我认

　　为这样不好。您觉得怎样？”

　　“差不多。 ”

　　“我为什么这样想？”阿弗杰耶夫说。“今年春天，我在西方面军时观察到，进攻结束

　　后，就是一度平静，也像这里一样，寂静无声，在我看来，有时甚至有些过分…… ”

　　“也许您的意见是对的。”沙布洛夫沉思地说，自己却在想：显然，这个人实际上说

　　的没错。士兵们，想必连他自己也一样，经过每分钟都能死去的苦战之后，有时也许不由自

　　主地想稍微保持一下平静，尽可能不用机关枪和迫击炮互射。这样做虽然可以理解，但同时

　　又是不应该的。“他说的对。”沙布洛夫想道。“应当命令大家，除夜袭外，白天不仅要还击

　　敌人，甚至也要用盲目射击，随时来扰乱敌军，就是要使敌人坐立不安”。

　　他俩来到波塔波夫的掩蔽部时，波塔波夫站在门前迎接他们，又提起饺子的事情。

　　原来他们从这里走后，他就在鼓励他的厨师，决意要请他们吃饭。

　　“我诚心诚意地请求您，就算是招待客人吧，大尉同志，怎么样？“波塔波夫说，正在

　　这时，敌人打来三四个重炮弹，落在掩蔽部后面爆炸了。

　　沙布洛夫把阿弗杰耶夫推进掩蔽部，自己贴墙等待着。第一批炮弹打过来后，又是十五

　　六枚大炮弹，在掩蔽部前后爆炸，接着是迫击炮弹，随后又是大炮弹，又是迫击炮弹，这样

　　一直继续了１５分钟。

　　波塔波夫在一片轰隆声中已经把命令告诉了各通讯员，他们急忙沿交通壕跑到各排传达

　　去了。

　　沙布洛夫抬头向天空一望。德寇轰炸机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群人字形的大雁飞来了。

　　虽然远远望去难于分辨，但是根据肉眼看来，大概有五六十架。

　　经过一分钟的沉寂，大炮又响起来了。掩蔽部后面，腾起一片片的黑烟。

　　“平静结束了，”沙布洛夫并没告诉阿弗杰耶夫，而是轻声自语道，“波塔

　　波夫！”他叫了一声。

　　“到！”

　　“敌人攻击的炮火未平息前，营政治委员就留在你这里。炮火一停，马上派一位

　　自动枪手把他送回营部。现在我回去了。”

　　“沙布洛夫同志，我同您一块去。”

　　“不。”沙布洛夫断然说道。“此刻，我不同您争论。波塔波夫一有机会，就派自动枪手

　　送您回去。 ”

　　“最好……”

　　“行了。不用争论：这事由我做主。别佳，我们走吧…… ”

　　沙布洛夫同别佳一跳出战壕，就急步向营部所在的座楼房跑去。

　　平静的时光真的是结束了，沙布洛夫沿着弹坑爬进时就想到，如果德寇至迟再过１５分

　　钟不开始攻击，那他在这次战争中就什么东西也没有学会。

第十二章

　　清晨。自从平静时光结束后，已经激战了五天五夜。第五天夜里，沙布洛夫总算睡了一觉，他被炮声惊醒，还没有睁开眼睛就顺手抓起地上的军大衣披到身上，当他起身坐在床缘时才睁开眼。参战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头晕：只见前面火花飞舞，接着变成火圈在眼前旋转。今天发生这种事情真是特别不凑巧，因为今天是十分艰难的一天，除了通常的艰难外，今夜还得出去侦察。昨晚，营里一个侦察员，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喀山鞑靼人尤苏波夫，不仅捉到了“舌头”，还搞到有意义的情报。他说，在南面“火场”（营里这样称呼先前工厂俱乐部那座楼房）那里，有一个过道，敌人没有设防。尤苏波夫已经在那里自由地出入了两个夜晚，他肯定地说，如果能用软东西缠着皮靴，自动枪不弄出响声，就能够经过这个过道，穿进院子，钻入敌人的后面，趁着夜色把那里的一连人全部歼灭。消灭德寇整整一连人，这是一件多么诱人的事，虽然沙布洛夫相信尤苏波夫的报告，但他总想在做这件事以前，亲自查明一下，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他决定今晚十一点去进行侦察，除尤苏波夫外，他自己也去。看，现在他又没有睡足，虽然他准备今夜去侦察之前，好好睡一觉。现在他又感到头晕目眩…… 而一天的时间刚刚开始，不过，一般情况下，清晨的感觉就是不太好，因为筋骨还没有活动开。

　　他站起身，走到小灯跟前，拿起桌上的镜子照了照。“今天可以不刮脸，”——他想道。他觉得自己的脸已经不是苍白，而是紫色的。掩蔽部里闷得很，同时又很潮湿，满墙流水。他把镜子搁到桌上时，失手落地，摔得粉碎。他拾起那块最大的，还可照脸的镜片，放到桌上。

　　“据说，打破镜子是不祥之兆”。他奚落一笑。实际上，现在的战争也就是如此，所有噩梦都应验了。一天之内，该发生多少不幸与不祥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做到不迷信。他记起前天，阿弗杰耶夫已经走出掩蔽部，因为忘记拿战地挂包，又回到了掩蔽部来，那时他也笑了，说这是不祥之兆，当天晚上他手肘上部就受了伤，于是只得把他送到河对岸去。

　　他卷好一支烟，开始擦火柴。火柴点不着，一连擦了十来根。他呸的一声，连烟带火柴盒都抛到地上。掩蔽部里积聚了许多碳酸，火柴点不着。他前天才迁移到这里。当平静过后的第一天德寇进攻时，几个炮弹落下来，把他的地下锅炉房打坏了。他迁到另一个地下室里去，可是第二天晚上，这个地下室又被摧毁，于是他搬到这里来。

　　这个掩蔽部比地下室还要深。原先这里安设过排水管。工兵们在夜里加宽了入口，建成掩蔽部。这是五天之内的第三个指挥所。

　　他走出掩蔽部，沿着交通壕走到观测所，在那里指挥击退敌人的攻击。同各连的电话联络被截断了三次，一小时牺牲了两个通讯员。但最后还是将德寇击退了。这一天本来就知道是很艰难的一天。沙布洛夫回到掩蔽部向马斯林尼可夫下达了阻击敌人的命令。他刚刚同马斯林尼科夫谈完话，一位熟悉的军法官，检察院的侦察员从师部赶来，钻进掩蔽部来找他。沙布洛夫从床上起身，同他握手问好。

　　“怎么样，”沙布洛夫问，“要审问斯捷潘诺夫吗？ ”

　　“是。 ”

　　“今天战斗激烈，不是时候。 ”

　　“怎能说‘不是时候’。任何时候都不是时候，这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时候了。”侦察员反驳地说。“那有什么办法。 ”

　　“请拍掉身上的泥土吧。”沙布洛夫说。

　　侦察员此刻才看出自己满身是泥。

　　“爬来的吗？ ”

　　“是。”

　　“没事就好。 ”

　　“是，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侦察员说。“您营里有靴匠吗？ ”

　　“干什么？ ”

　　“看，一个弹片，像嘲弄人一样，把皮靴后跟削掉一半。 ”

　　他翘起一只脚来：皮靴上的一半后跟，真的整整齐齐地给打掉了。

　　“现在没有靴匠。以前有一个鞋匠，昨天受了伤。斯捷潘诺夫在哪里？别佳！”沙布洛夫点了点头说，“你把这位首长同志，领到值班员那里…… 他那里有个当副值班的斯捷潘诺夫，是个战士，你认识吗？ ”

　　“认识。 ”

　　“怎么，他当了副值班？”侦察员惊讶地问道。

　　“我能把他怎么办呢？难道派卫兵看守他吗？我这里很缺人。”

　　“他的案件，不是还在审查吗？ ”

　　“审查又怎样。老实对您说，——没有人。我不可能在等您的判决前派人来看守他，说句良心话，我看也没有必要…… ”

　　侦察员同别佳一块出去了。沙布洛夫盯着他们，想道：战争中真是无奇不有，几乎是怪诞百出。当然，这位侦察员是在尽他的职责。斯捷潘诺夫也许应该交法庭审判，但侦察员亲自爬到这里来审讯，为了查明案情，直至冒着生命危险…… 他在路上时多次可能被打死，当他审讯时，也可能被打死；而当他返回师部的路上，或许还把斯捷潘诺夫带上，那时无论他，还是斯捷潘诺夫，同样都有可能被打死。这一切似乎都是按着一定条例进行的。

　　侦察员从值班室带走斯捷潘诺夫，并正式带着一个卫兵来押送，于是在一间半地下室内进行审讯。这里窗户都倒塌了，顶盖上透着光，正面墙上有两处被炮弹打穿，砖石地上凝结有黑色的血斑，——此地肯定有人被打死或打伤。

　　斯捷潘诺夫靠墙蹲坐着，侦察员坐在地窖中间的砖块上，膝上放有一个皮挂包，边问边写。

　　斯捷潘诺夫——第二连战士，奔萨城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成员。三十岁。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小孩。他被征入伍后，立刻就开到斯大林格勒来了。昨天晚上，德寇最后一次攻击时，他带着他的副手斯梅什利亚耶夫，坐在深“燕窝”里，用反坦克枪射击敌人坦克，一连两枪都没有打中。一辆从战壕里冲出的坦克，履带在他头上猛的一轰，战壕内一阵汽油味，坦克就这样爬过去了。斯梅什利亚耶夫大喊一声，爬起来，拿一个重重的反坦克手榴弹，向坦克后面的履带投去，手榴弹轰地一声爆炸，坦克不动弹了。恰巧这时，第二辆坦克也同样轰鸣着向战壕开来。斯捷潘诺夫及时钻进战壕，身上只撒了些尘土。斯梅什利亚耶夫却来不及躲藏进去。当斯捷潘诺夫微微抬起身子时，斯梅什利亚耶夫连土一齐倒塌在“燕窝”内，准确些说，是下半节身子埋在土里，而上半节身子完全被坦克轧碎了。鲜血淋淋的肉块落进战壕，落在斯捷潘诺夫身边，他怎样也忍受不住，于是就不顾一切地爬出战壕，一直往伏尔加河岸爬去，不顾一切地向后爬着，希望爬得愈远愈好。

　　当夜在团部附近把他找着。他没有隐瞒事情的经过，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巴柏琴科派人带着文件把他押送回沙布洛夫这里，并正式向师部报告他是临阵脱逃。

　　沙布洛夫已经知道这一消息，但是因战斗繁忙，没来得及同斯捷潘诺夫谈话。现在师部根据巴柏琴科的报告，已派侦察员到这里来审明案情了……

　　斯捷潘诺夫坐在侦察员面前，他的回答，与昨天夜里回答巴柏琴科时一样。侦察员这次却与平素不同，慢条斯理地提出许多问题。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确实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处理斯捷潘诺夫。斯捷潘诺夫的确是临阵脱逃，但并非蓄意的。他是吓晕了，因为受不住惊吓，才往后爬的。假如他真的爬到伏尔加河岸，清醒过来后，也许就能返回来。侦察员这样想，此刻清醒了的斯捷潘诺夫也这样想。但临阵脱逃已成为事实；为了保障军纪，他必须受到惩治。

　　“说实在的，我会返回来的。”斯捷潘诺夫在经过一度沉默后，不等侦察员提出新问题，就肯定地说。“我一定会自己返回来的。 ”

　　这时四周轰隆不断的炮声已停止了，自动枪的排射打得又近又急。别佳从沙布洛夫身旁，经地下室往值班人那里跑去，一面跑，一面叫道：

　　“德寇快突破到这里了。大尉命令：凡是有武器的人，一律参加作战。”他继续向前跑着。

　　侦察员并不年轻，实际上是个弃笔从戎的文人，他取下眼镜，擦擦镜片，戴上之后就拿起身旁的自动枪，即师里任何人都不离身的武器，不慌不忙地经过缺口钻到外边去。看守斯捷潘诺夫的那个红军战士，犹豫不决地望望他，望望墙洞，随后又望望斯捷潘诺夫，于是心平气和地说一声，“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就跟随侦察员出去了。

　　这是当天德寇第二次猛烈攻击，敌人二三十个自动枪手，已经过墙壁，冲到楼房院内来了。院里正在对射，营部和营部周围的人全都在奋起作战。

　　沙布洛夫亲自跑到上面，尽一切可能来指挥白刃战。

　　二十分钟后，这里大部分德寇被打死，其余的被击退到院墙以外，侦察员与卫兵又从缺口里钻进来，疲乏地坐到砖块上。侦察员的手腕，被子弹擦伤，还在流血。

　　“应该包上绷带。”卫兵说。

　　“我没有绷带包。 ”

　　“没有？”斯捷潘诺夫说了一声，急忙从军服口袋里，掏出个人的绷带包。

　　他和卫兵一齐给侦察员包扎受伤的手。随后斯捷潘诺夫又退回去，坐在墙边。只是现在，他们才想起来，审讯被攻击打断。显然还要继续下去。但侦察员不愿意继续审讯了。为了拖延时间，休息休息，他用没受伤的手，掏出衣兜里的烟口袋，用包扎绷带的手指，吃力地卷了一支烟，然后望了望斯捷潘诺夫和卫兵，用战场上的人们所固有的习惯，把烟袋子递他们，

　　“拿点烟去抽吧。 ”

　　斯捷潘诺夫跟着卫兵，也捻出一点烟，然后掏出一块精心保存的报纸，撕下一条，卷了一支烟，三个人都抽起来。他们默默地抽了十来分钟之后，炮声又作。侦察员在炮声下想赶紧审完，用一只伤手艰难地支撑着写字的皮挂包。很快就要结束审讯了。只待做出结论。恰巧这时，炮声再次停息下来，德寇又开始攻击了。

　　侦察员一听到自动枪声，又默然拿起自动枪，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抓着，头也不回地从地下室钻出去了。卫兵也一同跟去。

　　斯捷潘诺夫又是一个人了。他不知所措地向四面望着。枪声就在墙外很近的地方。斯捷潘诺夫再环顾了一下，也随着卫兵从缺口里钻出去。他一跳到外边，就望见地上一个阵亡的红军战士身边放有一支步枪，他马上拿起这支步枪，往前跑了几步，卧倒在一堆瓦砾后面，同侦察员相隔不远，那里还有几个战士卧倒。当他左面的德寇从墙那边跳出来时，他就同所有的人一起向敌人射击。以后他站起身来，向前跑了几步，掉转步枪，用枪托猛向迎面扑来的德国自动枪手头上打去。接着他又卧倒到废墟上，瞄准在院子里跑动的德冠，射了几枪。

　　德寇们也在射击。这次有十来个敌人冲进院子里，几分钟的光景，全被打死或击伤了。

　　敌人的进攻被击退下去，枪击声在距离墙壁很远的地方响着。斯捷潘诺夫站起来，不知所措，他走近侦察员和卫兵卧着的墙跟前。卫兵起来了，但侦察员还继续躺着：他脚上受了伤。斯捷潘诺夫扶起他来时，看见他一只腿几乎被自动枪打断，血流得厉害，于是背起他，来到地下室，让他躺到地上，他垫起两三块砖，放在他的头下，让他枕得高些。

　　“去找卫生员来。”侦察员对斯捷潘诺夫说。

　　几分钟后，斯捷潘诺夫带来一个卫生员，后者弯着身子在替他裹伤。他一声也不叫喊，默默地躺着，忍着伤痛。

　　卫兵从靴子里掏出一个白铁烟盒，内面装有马合烟，他替自己卷了一支，然后又捻了一点给斯捷潘诺夫，并向受伤人问道：

　　“给您卷一支烟吗？ ”

　　“卷吧。”他说。

　　卫兵卷好烟后，舔了一舔，放在受伤者口里，擦燃了火柴，伤员一连猛吸了几口。

　　沙布洛夫顺路经过地下室，回自己掩蔽部去。今天他疲惫到极点。虽然他身体很壮实，但是现在连拿自动枪都吃力，枪托就在地上拖着。

　　“吸烟吗？”他说。他嘴里含着一支熄灭了的卷烟，这是他战斗前吸的，以后一直把它忘记了。“吸烟吗？”他重复一句，并想起自己已经熄灭的烟卷。“让我接个火吧。 ”

　　直到他从卫兵那里把烟点燃之后，他才明白这些人在干什么。他望了望斯捷潘诺夫，又望了望受伤的人，问道：

　　“伤得很重吗？ ”

　　“不轻。 ”

　　“我马上叫人把你送走，不然敌人又要进攻了。”他同情地看了看侦察员的苍白面孔，不知再说什么，只补问了一句：——审讯怎样，结束了吗？

　　“结束了。”侦察员向斯捷潘诺夫把头一翘说。

　　“什么结论？ ”

　　“能有什么结论？”军法官说。“继续去作战。就这样。”

　　他拿起皮挂包，掏出记录本，在下面批道：“没有发现移交军事法庭的充分罪状，决定派往前线作战”，侦察员署了名，又大声重复说：“派往前线作战”，他抑制着自己的疼痛，回忆起刚才发生的全部情景，微微笑了。

　　“是，”沙布洛夫说，接着也淡淡一笑，“前线并不远，只隔一百步。好，”他转过身来，对斯捷潘诺夫说道，“回到连上去吧。你这支步枪是什么人的？ ”

　　“从阵亡人手上拿来的，大尉同志。 ”

　　“好吧，这支枪就算是你的。可以回去了…… 你报告波塔波夫，说是我派你回来的。 ”

　　这是特别艰巨的一天，有些人的精神和体力已疲惫到了极点，甚至在战斗炽烈之际也能突然倒下睡着，实在熬不住了。早晨敌人作过两次攻击后，中午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座楼房面向德寇方向的部份，乃是一半已被破坏的小库房。这间房屋筑得非常坚固，墙壁很厚，地下室很深。在沙布洛夫营坚守的楼房中，这间库房是孤立的，微微突出在前面。因此敌人第三次的攻击目标正对准这里。

　　当敌人的四五辆坦克终于冲到库房跟前，凭借着墙壁的隐蔽，避开我方的炮火，用大炮向库房内部射击时，德寇自动枪手们经过墙洞钻进了库房，十五分钟后，那里就停止了射击。沙布洛夫起初本想在白天立即把占领库房的敌人击退。但是他克制住自己。他做出了理智的决定：集中全部火力于库房后面，不让德寇在天黑以前调动强大兵力到这里，天黑后即行反攻，那时可以凭借勇敢精神和夜战的本事弥补人力的不足。

　　沙布洛夫把库房失守的消息，用电话报告巴柏琴科。巴柏琴科听到报告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接着凶狠地骂了一阵之后，终于说他自己马上过来。自然，沙布洛夫是很不高兴的。他事先就觉得会同巴柏琴科发生争执，此刻，他的担心被证实了。巴柏琴科弯着腰，钻进掩蔽部，他面色凶暴，满脸是汗，从头到脚粘满了污泥。

　　“看，钻洞。”巴柏琴科说。“这里有几米深？ ”

　　“三米。”沙布洛夫回答。

　　“你如果再钻得深些，就好了。 ”

　　“用不着再深，”沙布洛夫说，“这个深度也是打不穿的。 ”

　　“要像田鼠钻到地里一样。”巴柏琴科仍在恶狠狠地说。

　　实际上他没什么可指责的。这个掩蔽部，并不是沙布洛夫专门挖成的，只是把原有的地下管道通道扩大而已。这个掩蔽部已经很深了，就是炮弹或炸弹直落在上面，也万无一失，这本是好事。但是因为德寇占去了库房，巴柏琴科想借此挖苦沙布洛夫。

　　“钻地洞了。”他重复地说。

　　沙布洛夫今天太疲乏了，加之库房失守，非常懊丧，情绪之坏并不亚于巴柏琴科。他觉得，在天黑之前，也就是未夺回库房之前，这种情绪会始终折磨着他，于是他针对“钻地洞了”的挖苦语言，索性带着挑衅的口吻说：

　　“怎么样，中校同志，难道您命令我把指挥所搬到上面去不成？ ”

　　“不，”巴柏琴科觉察到沙布洛夫的话中带有讥讽味道，就打断他说，“我说的是，库房不应该失守。 ”

　　沙布洛夫没有说话。他在等待团长往下说。

　　“您打算怎样办？”

　　沙布洛夫把自己准备夜间袭击的计划，报告了他。

　　“不行。”巴柏琴科望了望表说。“现在是下午两点钟。难道让他们在那里呆到天黑吗？不许后退一步，你读过这命令没有？或者你不同意这道命令，是不是？ ”

　　“晚上六点钟，我开始攻击，”沙布洛夫极力忍耐地说，“七点钟时，一定把库房夺回来。 ”

　　“你用不着向我说这番话。不许后退一步的命令，你读过吗？ ”

　　“读过。”沙布洛夫说。

　　“库房失守了吗？ ”

　　“失守了。”沙布洛夫回答。

　　“那就立刻夺回来。”巴柏琴科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厉声叫道。“不是七点钟，而是立刻。 ”

　　沙布洛夫根据巴柏琴科的脸色和举动，知道他今天和自己一样，也是疲惫至极，也是怒不可遏。这种时候同他争论是无益的；如果问题只在于，此刻白天命令他沙布洛夫一人去冲击这间房子，他会去的；如果只有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向团长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管他妈的，我沙布洛夫宁愿以死来证明这点吧。但是实施反攻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他还要率领其他人一同去，既然如此，那就不仅要牺牲他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要牺牲其他人的生命，才能证明巴柏琴科是错误的。

　　“报告中校同志…… ”

　　“怎么样？ ”

　　沙布洛夫又将他决定把反攻行动安排在天黑时的全部理由，重复了一遍，并补充说，他保证在天黑前用强大的火力控制住库房后面的全部广场，不让德寇增加一兵一卒到库房里去。

　　“不许后退一步的命令，你到底读过没有？”巴柏琴科仍旧那么固执，又一次问道。

　　“读过。”沙布洛夫一面说，一面挺身立正，同样凶恶，目不转睛地盯着巴柏琴科。“读过。但是我不愿意让人们在此刻无谓地去送死，因为不久后可以几乎毫无损失地将它夺回来。”

　　“不愿意吗？我命令你。 ”

　　沙布洛夫脑海中忽然闪过一种念头：要立刻使巴伯琴科缄默下去，不让他再来重复这样的话；为了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应该打电话给普罗琴科，报告他说，按照巴柏琴科的想法做是不行的，至于往后的事，就让他们来处理他沙布洛夫好了。但是根深蒂因的纪律性妨碍了他这样作。

　　“好吧。”他仍然凶恨地盯着巴柏琴科说。“请允许我去执行吗？ ”

　　“执行吧。 ”

　　此后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场噩梦，长久地留在沙布洛夫的记忆中。他们钻出掩蔽部后，沙布洛夫在半小时内把可以集结的全部人员集合好了，巴柏瑟科用电话命令还留在团部的五门平射炮前来支援，但是对此地来说，这几门炮也未必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反攻开始了。

　　虽然该营二十天前开始加入战斗时，其编制几乎是满员的，但此刻要在白天的战斗过程中组织反攻，沙布洛夫所能集结的只有三十人。这是他可以指望的全部预备队。

　　巴柏琴科在催促。他对“不许后退一步”几个字的理解是机械的，全然不顾今天这种无谓的损失，在明天德寇又来攻击时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攻击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开始的，攻击开始之际，甚至那几尊多少有些帮助的迫击炮都没来得及从左翼拉过来。而沙布洛夫以及他的三十名战士，就开始沿着墙壁，沿着废墟，跑去攻击这间库房了。

　　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十个战士倒毙在废墟间，其余的人则在距库房不远的地方各自隐蔽着，任何力量也无法让他们抬起身来。攻击没有奏效，在这种条件下显然不可能奏效。

　　当战士们卧倒时，德寇开始用迫击炮向他们猛击。他们分别爬在各处，利用不可靠的东西做掩护必死无疑。炮火越来越猛。有颗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沙布洛夫被震伤。他左半边脸忽然麻木，仿佛里面塞满棉花。砖块打到他脸上，满脸流血，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当敌人火力猛烈得完全无法承受时，沙布洛夫就向其余的人发出撤退的信号。

　　在返回的路上，又阵亡了一个战士。这次战斗开始一个小时后，沙布洛夫在一个倒塌的楼房的突出部位站在巴柏琴科面前。巴柏琴科站在那里，差不多没有任何隐蔽，距离敌人也很近，始终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观察攻击行动。

　　沙布洛夫行了一个军礼，把自动枪往地上使劲一放。大概因为他脸上沾淤血和污泥，样子很吓人，竟使巴柏琴科起初一句话也没讲，后来才说：

　　“去休息吧。”

　　“什么？”沙布洛夫没有听清楚，问道。

　　“去休息。”巴柏琴科重复地说。

　　沙布洛夫又没有听清楚。于是巴柏琴科就附着他的耳朵，大叫了一声。

　　“我被震伤了。”沙布洛夫说。

　　“您去休息。”巴柏琴科又说了第四次，然后向掩蔽部走去。

　　沙布洛夫跟在他后面。他俩并没有下到掩蔽部里，而是在墙壁旁边的值班棚里蹲坐下来。两个人默不做声，也不愿互望一下……

　　“血……”巴柏琴科说。“受伤了。”

　　沙布洛夫掏出衣袋里一个带土色的脏污手帕，唾上几口唾液，在脸上擦擦。然后又摸了摸头。

　　“没有，是擦破了的。”他说。

　　“把各连能叫来的人，通通叫来，”巴柏琴科命令道，“我亲自带领他们去攻击。 ”

　　“去多少人？”沙布洛夫问。

　　“有多少就去多少。 ”

　　“不会超过４０人。”沙布洛夫说。

　　“我已说过，有多少，去多少。”巴柏琴科重复地说。

　　沙布洛夫一面下命令召集人来，同时又命令把迫击炮移近一点，这多少可以解决点问题。巴柏琴科虽然固执，但是也认识到这次攻击失利是他的过错，即使再进行一次攻击，也未必能奏效。但是，当他亲眼看见人们按照他的命令做出无谓的牺牲之后，他认为，他自己必须亲自去尝试一下他的下属未做到的，而他认为能做到的事。

　　在搬运迫击炮，集合人员，发布攻击前最后的命令时，巴柏琴科又回到他观察第一次攻击的墙外边。他仔细观察前面院子里那片空地，计算着从哪里爬更方便些，更安全。沙布洛夫默不做声地站在他的旁边。敌人的一颗重迫击炮弹在附近四十步远的地方爆炸。

　　“敌人发觉了。”沙布洛夫说。“中校同志，请向后退。 ”

　　巴柏琴科没有做声，也没有走开。第二发从另一方向打来的迫击炮弹，也在离他们４０步远的地方爆炸。

　　“中校同志，请向后退。敌人已经发觉了。”沙布洛夫又重复地说。

　　巴柏琴科仍然站在那里。这是一种号召。他想在派遣人们前去冲锋的时候给大家做个榜样，要求大家和他一样，也要有这种牺牲的精神。

　　“离开吧。”当又一颗迫击炮弹在他附近爆炸时，沙布洛夫第三次几乎大声喊道。

　　巴柏琴科默默地转过身来，望一下沙布洛夫，朝自己脚下呸了一口，用坚定而不颤抖的指头，从烟袋里捻出一点烟叶，卷了一支烟。

　　又一个迫击炮弹在墙壁前面爆炸，有些弹片就在他们头上飞过，打得尘土直喷。沙布洛夫看出，巴柏琴科战抖了一下，这种平常人所常有的自然动作迫使沙布洛夫不得不用极普通的话，向巴柏琴科说：

　　“巴柏琴科同志，离开这里吧！ ”

　　巴柏琴科仍不做声。后来他想起手上已经卷好的烟，于是掏出衣袋里的打火机打了几次，接着转过身去，背对着风，弯下腰去，以便把烟点燃。如果他不转过身，也许不会被打死，但是他转过身来，距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迫击炮弹爆炸，弹片恰好打到他头上。他一声不吭地倒在沙布洛夫脚边，他的身子只颤抖了一下，就丧命了。沙布洛夫两手伏在他身旁，翻转他那被打烂了的，鲜血淋淋的头，带着异常的冷淡心情想道，也该如此。他把耳朵放在巴柏琴科胸前听了听：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被打死了。”他说。

　　他随后就转过身来，向趴在墙外四五步远的别佳命令：

　　“别佳，来，帮帮忙。 ”

　　别佳爬到他面前。他们抓着他的臂和脚，弯着身子，迅速把他抬到掩蔽部跟前去。

　　“迫击炮都拖过来了。”一个中尉跑到沙布洛夫面前报告。“命令开炮吗？ ”

　　“不。”沙布洛夫说。“立刻把大炮拖回原地。 ”

　　他叫来了马斯林尼可夫，要他取消一切准备攻击的命令，并让人们回到各自的阵地。然后他下到掩蔽部里，打电话到团部。团政治委员接电话。沙布洛夫报告道，巴柏琴科被打死了，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并说明到天黑时，才能把他的尸体运到团部来。

　　当然，巴柏琴科被打死，他感到很惋惜，但是同时，他又有一种明显轻松的感觉，因为他现在能够合理安排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巴柏琴科为了个人威信臆想出来的那种愚蠢的攻击，不会再重复了。他下达命令，帮助受伤战士，并准备在夜间攻击库房。

　　德寇暂时还未采取什么新的行动。沙布洛夫根据习惯的感觉推测，今天敌人方面大概已经结束行动，明早以前敌人不会再来攻击。他通过电话向各连队讲清楚情况之后，命令傍晚前，即下午五点钟叫醒他，于是就躺下睡觉了。

第十三章

　　他醒了，并不是由于喧嚷嘈杂，而是由于凝聚的视线。安娜站在他的面前。她睁着一对又圆又大、安静的、孩子式的眼睛望着他。他起身默默地坐着，也看着她。

　　“我请您的通讯员把您叫醒，”安娜说，“但是他不愿意。我在这里已经很久，本该走了。可是很想见您。”她伸出手去向沙布洛夫握手。“您好吗？”

　　“请坐。”沙布洛夫说，身子往床边移一下，让出位置。安娜坐下了。

　　“我看，您已经痊愈了。”

　　“是，完全好了，”安娜说，“本来，我受的是轻伤。只是血流的很多。您知道吗？”她没等他说话，急忙补充说，：“我遇见妈妈了。现在我同她在一起。 ”

　　“在一起？ ”

　　“还不完全在一块。她住在一间木房子里，就在我们卫生营驻扎的那个村里。我在那儿同她一块过夜。不是过夜，而是每天早晨渡过河，过去睡一会儿。 ”

　　“您早就开始渡河了吗？ ”

　　“第四天了，不过到您这里来，这是第一次。我把您的事说给妈妈听过。”

　　“您说了些什么？ ”

　　“凡是我所知道的。 ”

　　“您知道我些什么？ ”

　　“很多。”安娜说。

　　“究竟是什么？ ”

　　“很多，很多，几乎什么都知道。 ”

　　“都知道吗？ ”

　　“甚至知道您多大年纪。那时您说的是真话。您２９岁。您的通讯员对我说过。 ”

　　“那我一定要处罚他，因为他泄露了军事秘密。”沙布洛夫带着戏谑式的严肃态度说道。“他还向您说了些什么？ ”

　　“说您今天险些被打死。”

　　“还有什么？ ”

　　“还有？没什么了。我没有时间去问他。此刻我们把伤员都运到一处。您这里伤员很多吗？ ”

　　“是，很多。”沙布洛夫忧郁地说。“很多。这就是说，您没有时间，是不是？如果有时间，您还得问下去吗？ ”

　　“是，一定是。 ”

　　“那您就来问我自己好了。”他看了看表。“我有时间。 ”

　　“您最好去睡觉吧。我把您弄醒了。 ”

　　“怎么是您把我弄醒的，我是自己醒来的。”

　　“不，是我把您弄醒的。因为我望着您，望了这么久，所以您才醒来了。我故意这样，想把您望醒。 ”

　　“这就是说，您的眼光有吸引力，”沙布洛夫说道，同时觉得，他所说的完全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于是立刻改变口气，补充一句：“我见到您，真是很高兴。 ”

　　“我也是。”安娜说，并望着他的眼睛。

　　他明白了，她没有忘记那天夜里躺在担架上时他那突如其来的吻，其实她一点也没忘记他们之间仅有的几次，实际上很重要的交往。此刻，他望着她，感觉到了这点。

　　“我在这里几乎不睡觉。”他说。“我甚至很少想起您来，这里的一切真是太…… ”

　　“我知道。”安娜说。“我们卫生营里来过几次您营的战士。关于您这里的情形，我常问他们。 ”

　　安娜用手指头拧着军服的边缘。沙布洛夫明白，这并非由于她局促不安，而是因为她想说出很重要的话，正在找合适的语言。

　　“怎么了？”他突然问道。

　　她默不做声。

　　“关于您的事，我想得很多，多极了！”她带着平素那种特别爽直的态度说。

　　“想什么？ ”

　　“我什么也没想。就是想您。我很想再同您谈谈。 ”

　　她以期待的心情望着他，等待他的回答，而他也觉得，她在等待他说出什么美妙的，聪慧的，安慰她的话，譬如：将来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两人都会安然无恙，再说点成年人的话，使她感觉到，自己乃是他保护下的一个小女孩。但是他什么也不想说，只是想坐到她身旁，拥抱她。他像在小火轮上一样，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把她微微揽到自己身边，说道：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的。 ”

　　她从这句话中认定他也清楚地记得担架上的吻，所以他才说：“我就知道。”。

　　“您知道吗？”她说，“每个人的生活中，大概都有像我现在这样的情形，总有一天特别期待某件事情。看，我今天从清早起，整天等着要见您，对四周一切全无觉察。白天射击得那么激烈，我几乎一点也没觉察到。如果我到您这里来，大概也会成为勇敢的人，是吗？ ”

　　“您本来就很勇敢。 ”

　　“不，原来并不勇敢，但今天却很勇敢。 ”

　　他看了看表。

　　“外面天开始黑了吗？ ”

　　“是的，”她说，“大概开始黑了。我还没发现。大概是的。”她惊讶起来。“该运伤员了。我该走了。”

　　他很高兴她说这句话：“我该走了”，因为到准备攻击的时候了，他很高兴她先离开。

　　“恐怕您不能一次把所有的伤员都运走吧？”他问。

　　“不能。”她说。“今天我还要运两次。黎明前，能把所有的伤员运走，就不错了……”

　　沙布洛夫站起身来，说道：

　　“我们团长今天被打死了，您知道吗？ ”

　　“知道，听说就死在您旁边。您今天也受了震伤，是吗？”

　　“有一点。 ”

　　他望了望她，现在才发现，她今天说话的声音比平时要高，大概是因为知道他受了震伤。

　　“也是别佳告诉您的吗？ ”

　　“是的…… 我今天还能见到您吗？ ”

　　“是，是，当然。”沙布洛夫急忙回答。“当然，您见得到。哪能见不到。不过…… ”

　　“什么？”

　　他想说，要她小心些，但是他止住了。她怎么能小心呢？每天总在夜里同一个时间，走同一条路来回运送伤员。她怎么能小心呢？向她说这样的话，简直是愚蠢。

　　“没有什么。”他说。“当然，我们还能见面。一定能够见面。 ”

　　她走出去后，沙布洛夫缄默地坐了一会，然后站起身来，穿好大衣。他希望尽快结束攻击库房的行动，这次不仅仅是因为必须把库房攻下，还因为只有攻下库房之后他才可以见到安娜。他一想到这点，连自己也吓一跳，他很惊异自己会产生这个念头，因为他不能欺骗自己，这就是爱情。

　　可是，这个念头一产生就再也消失不了。在下达攻击前的最后命令时，在前去攻击时，在开始沿着废墟爬行，继而在敌人炮火下奔跑时，在他投掷两个手榴弹后立即率众冲进木屋时，以及在那里开始枪战，喊声与呻吟声混成一片，展开白刃战时，这一念头始终伴随着他。

　　这一次，他终于把库房夺回来了，总共只阵亡一人，受伤五人。虽然他同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从良心上来讲，对故去的人不谈缺点，但此时他仍然气愤地回想起巴柏琴科。

　　瓦宁白天从第二连回来后同营长一块参加了这次攻击行动。虽然让他参加这次攻击不大合适，但他坚持要去，沙布洛夫也没有办法拒绝他。总的说来，他此刻的心情是，只要是好事，他都无法拒绝他人。他俩随时都在一块，此刻也一同回到掩蔽部。

　　“这个木屋，”瓦宁一边坐一边说，“原来是为存放舞台道具用的。前面那座楼房是戏院，旁边这个木屋是堆置道具的。还有院子。里面还铺过小铁轨，以便把舞台道具装上小型货车运走。真精彩，是吧？ ”

　　“是的。”沙布洛夫说，不由地微微一笑。

　　“你笑什么？”瓦宁问。

　　“我在想，大概周围每一座楼房的细节，你都熟悉。 ”

　　“可不是吗？我参加了所有的建设工作。我不仅了解房屋，还了解这里几乎所有的人，我知道。此地有个女护士到过你这里，是不是？ ”

　　“是。”沙布洛夫很警惕地说。他以为此刻瓦宁要开点什么玩笑，随即准备好了对策。

　　“所以啊，”瓦宁说，“连她，我也知道。她原在拖拉机工厂工作…… 在工具车间当计算员。我们曾想任命她为该车间的青年团组长。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她。”

　　原来这就是他关于这女子所想说的一切。

　　“所有的人，我都记得。”他已忘记这个姑娘的事，又说起其他的事了。“至于拖拉

　　机工厂，我印象中的拖拉机厂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以前那样的。以前机床旁边都是人。我至今甚至还记得他们的面貌…… 你今天怎么愁闷不乐？疲倦了吗？ ”

　　“没有。”沙布洛夫说。“我已休息好了，白天睡过。 ”

　　“可脸上还是有点忧郁。 ”

　　“不，我不是忧郁。不过在想事情罢了。”

　　“想什么事？想巴柏琴科吗？ ”

　　“也想到巴柏琴科。 ”

　　“唉，”瓦宁说，“被打死了。不知道会指定谁来当团长。也许指定你？ ”

　　“不，”沙布洛夫说，“大概会指定第一营营长弗拉索夫。他是少校。 ”

　　“唉…… 巴柏琴科被打死了。”瓦宁又重复一句。“你今天同他争吵过吗？”

　　“吵过。”

　　电话铃响了。

　　“有人请您讲话。”电话兵说。

　　他走近电话前。是普罗琴科打来的。沙布洛夫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很高兴。

　　“你好吗？”普罗琴科问。

　　“很好。 ”

　　“怎么连自己的主人也没保护住呀？ ”

　　“做不到。”沙布洛夫说。“想做，但做不到。 ”

　　“库房很容易就夺回来了吗？ ”

　　“还算容易，伤亡很少。 ”

　　“开始就应该这样，——截断敌人增援的进路，夜里再把它夺来。以后必须这样做。 ”

　　这话是在责备他，虽然责备得很轻，但毕竟是责备。沙布洛夫本想说，不是他坚持要白天攻击，而是巴柏琴科，可是随后他又想到，巴柏琴科已经牺牲了，无论他对与错，他毕竟是为斯大林格勒殉难了，因此他只好一字不提。

　　安娜并未食言，夜里很晚，又跑来了一次。她非常忙，只在这里呆了一分钟。虽然他俩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促，但是沙布洛夫知道，今后他俩将努力找机会见面，哪怕只能见一分钟。

　　她又急匆匆地走了，他非常替她担心，他来到斯大林格勒后第一次感觉到，他俩面临的危险是完全不同的，不言而喻，一种危险是他自己要面对的，——另一种更可怕、更出人意料的危险则是姑娘要面对的。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到，现在他真的要永远为安娜担忧了。

　　白天晚上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就等十一点钟的到来，这是沙布洛夫命令尤苏波夫前来一同去侦查的时间。今天如果侦察清楚，明天夜里就能去歼灭德寇一连人——这点，他此刻觉得特别诱人。一想到这件事情，他就特别愉快，相信一定能够成功。他又躺到床上。他想尽快把今天最后一件事情做完，好让他一个人独自，哪怕只有半小时，想想自己的心事。他向别佳喊道：

　　“尤苏波夫来了没有？ ”

　　“还没有来。”别佳回答。

　　“叫他过来。最好快一点。”

　　五分钟后，尤苏波夫到了。他一切都准备好了：颈上挂着自动枪，腰间挂着用小口袋装的两颗手榴弹。没穿军大衣，为了轻装，只穿一件紧扣的短棉袄。这是他侦察时的通常装束。

　　“我们马上出发。”沙布洛夫起身说道。“别佳，叫彼得洛夫来，和我一同去。 ”

　　彼得洛夫是沙布洛夫手下的一个自动枪手，当别佳留在营部时，他就护送沙布洛夫。沙布洛夫从墙上取下自己的自动枪，也同尤苏波夫一样，穿了一件短棉袄，把皮带勒紧，他把心爱的、小巧而威力巨大的柠檬式手榴弹，装到两个衣袋里，把自动步枪挂到脖子上。

　　他们出发了。尤苏波夫走在前面，沙布洛夫走在中间，后面是彼得洛夫。这是10月里的一个潮湿漆黑的夜晚。细雨蒙蒙。开始时，他们觉得自己不是走到街上，而是走进一个乌黑的门廊。墙壁与天色混成一片，仿佛废墟之上的高空中也是房屋。

　　沙布洛夫走出隐蔽部时曾想，其实把这次侦察工作移到明天去做，也没有什么过失，因为今天的事太多，而今天又不是最后一天。可是这个清爽的夜晚，蒙蒙的细雨，在漆黑的雨夜中仿佛比地面更显得温暖的低空，都使他的精神为之一震。

　　“这个夜晚真好！”沙布洛夫说。“对吗？ ”

　　“对，大尉同志。”尤苏波夫证实道。

　　沙布洛夫想起，他的母亲和姊妹们居住的米列洛沃附近那个车站大概也处在同一个纬度上，那里此刻也应当是，或者几乎同样是这么漫长的，漆黑的秋雨之夜。他问：

　　“尤苏波夫，您家在什么地方？很远吗？ ”

　　“很远。”尤苏波夫说。

　　“在喀山吗？”沙布洛夫记得尤苏波夫是喀山鞑靼人，因而问道。

　　“不，是伊尔库茨克。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已经住了十五年。 ”

　　“远得很。”沙布洛夫沉思地说，同时想起伊尔库茨克城来，那里大概没有实行灯火管制，街上的电灯全都亮着。他突然想到，假如把那里灯光全部移到斯大林格勒这里，移到他们现在走的地方，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那时这里所有的角落上都将闪耀着灯光。各家窗户都将灯火通明。

　　他瞧了瞧夜光表：已是十点半钟，哎，如果这时到处都有电灯光就好了。他不由地对自己这个想法笑了笑。

　　五分钟后，他们来到二连，波塔波夫与马斯林尼可夫在楼房废墟附近迎接他们。马斯林尼可夫已经知道沙布洛夫要去进行侦察，他不赞同这样做，认为去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应当是沙布洛夫，而应当是他——马斯林尼可夫。可是，既然沙布洛夫已经这样决定，就很难改变他的决定，于是马斯林尼可夫找借口提前到了第二连波塔波夫这里，来到沙布洛夫出发的地方。对于马斯林尼可夫的迎接，沙布洛夫虽然感到意外，但并不惊讶，只在黑暗中微微地笑了笑。

　　“米沙，你已经在这里啦？ ”

　　“是的，大尉同志，我…… ”

　　马斯林尼可夫想说明，为什么他要先到二连来，但是沙布洛夫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他说，脸上还带着黑暗中看不到的微笑。“一切我都知道。 ”

　　他觉得很惬意的是，马斯林尼可夫为他担心，特意跑到这里，尽可能离他近些。

　　他们出发时，马斯林尼可夫又走到沙布洛夫跟前，抓住他的手，低声说道：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

　　“什么？ ”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马斯林尼可夫重复地说。

　　“什么事？ ”

　　忽然间，沙布洛夫明白了。马斯林尼可夫伸出手来是想拥抱他。沙布洛夫发觉后，先拥抱了他，随后急速转过身走了。马斯林尼可夫望着他的背影。自从一清早知道这次侦察行动的消息后，马斯林尼可夫就始终安不下心来，这并不是由于什么预感，甚至也不是担忧，而是前线上通常出现的一种不可名状的烦躁。

　　起初，他们向前走着，并没有隐蔽，因为漆黑的夜色下允许他们这样行动。后来彼得洛夫不小心地把自动枪筒碰到墙壁上，发出了声响。猛然间，三个人都停住脚步，屏住呼吸，等待对方向这里射击，但是谁也没有射击。于是他们继续前进。

　　雨一直下着。天更冷了。夜已不像开始那样平静。左侧，在房屋的远处，闪着夜间对射的火光。

　　他们需要爬过街上的废墟。街上的废墟像是遭受过地震一样，墙壁都被毁坏，街道几乎变成沟谷，此外，在瓦砾场中堆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破烂家具，杯盘碎片，打破的浴盆，毁坏的茶炉，沙布洛夫就在茶炉破口处把手擦破了。

　　他们这样爬了七八分钟。虽然敌我两方的阵线相距不远，有的地方约二百米，有的地方只有五十米，但是必须以迂回的方法爬到敌人阵地上，在瓦砾杂物中间爬行，每秒钟都很难判断：此刻他们爬到了什么地方，究竟离敌方近些，还是离我方近些。

　　沙布洛夫走一会儿，爬一会儿，甚至有点漫不经心了，——当一个人事先已洞悉一切，只是要去机械地做应该做的事情时，难免出现这种散漫状态，现在他只需爬到目的地，探明情况，决定明天的行动，然后再这样悄悄地爬回来。

　　他们这样走着，爬着，突然发生了战争中经常发生的意外事件；这种意外，无论德军，还是俄军，无论尤苏波夫，还是沙布洛夫，都未能预见到，但它还是发生了。当时，按尤苏波夫的计算，他们已爬到距离目的地只有五十步远的地方，忽然间，他们头上发出了一种熟悉的，如摩托车的声响，这是夜间“Y-2”式飞机引擎的啸声。接着，一些小炸弹像是从罐子里撒下来一样，吱吱地掠空而下，在他们四周爆炸。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现在是处在“无主”的地段上，飞行员没把炸弹掷中，都扔到这块空地上了。

　　当炸弹在他们近旁爆炸的瞬间，尤苏波夫在前面爬，彼得洛夫与他并列，而沙布洛夫则在一半倒塌的墙边，正准备跪下，跟随他们爬过去。这时最近一个炸弹刚好落到旁边的墙脚上，墙壁的砖土被击落下来，盖住了沙布洛夫。砖头像小孩玩的积木一样崩塌下来，全打到沙布洛夫腰上。沙布洛夫倒下去，闭上了眼。在爆炸气浪冲击时，他以为一切都完了，自己被打死了。但他倒下之后，又立刻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没有死，也没有感到浑身无力，只是砖块重重地压在他身上，鼻子里和嘴里都有砖灰味。

　　“尤苏波夫，”他小声喊，“尤苏波夫！ ”

　　尤苏波夫没有回答。

　　“彼得洛夫！”沙布洛夫又喊道。

　　没有人答应。他觉得前面有个人在动弹，但是砖块压得他不能移动一步。他听了一会，不，这是他的错觉。他觉得身上被束缚得难受极了，仿佛除了左手和头部尚能自由活动外，周身其余部位都像被绳索捆绑一样。一个砖块打到他脸上，鲜血流到眼睛上。他吃力地伸出手，擦了擦眼睛上的血，满脸涂得都是血。然后又用手往周围一摸，五个指头一下碰上已经死去的彼得洛夫血肉模糊的头。他咬着牙齿，轻轻地叫了一声，痉挛似地一动，想离开死人。但他的身体挤在砖土中间，怎么也不能动弹，只能把手收回来。

　　头顶上的天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此刻他才发现，——还在继续下着，一只手已麻木了。他把手移近身边，用指头探触压在他身上的砖块。虽然他身上很痛，但是他知道，既不能喊叫，也不能呻吟。夜色里，他弄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只是大概觉得，是在俱乐部废墟附近。但是现在他被砖头打倒之后，甚至连自己的头朝哪个方向躺着，现在哪方是敌人，哪方是自己人，都分辨不清。头上，是一片乌黑的天空。他想，只有等到黎明时，他才能够搞清楚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到天亮时…… 他一想到这点，不禁为之一惊。天一亮就迟了；那时，他会完全暴露在外面，敌人会发觉他，一定会发觉他的。自战争以来，虽然他两次被包围，但是被俘的念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怕。白天他被发觉之后，如果他距离敌人比自己人近，敌人就会把他俘掳去，他无论如何也无力反抗。他应当，应当，应当，——他再三小声地重复这个字眼，——应当想办法。

　　他闭上眼睛，忽而失去知觉，忽而又清醒过来，这样又躺了十来分钟。然后他把牙齿一咬，抽出一只麻木的手，伸到砖块上面，悄悄地将它往一旁推着。他痛得咬紧牙关，又抽回这只手，抓住另一块砖头，再一次推到一旁。

　　雨点不断地打着他的脸面。他很想把它擦掉，但是又不愿意为这个举动抬起手来。这只手只能用来做一件事：把手抽到身边，抓住一块砖头，悄悄地把它推到旁边，然后把手拖回来，再拿起一块砖，再把它推到旁边，这样循环往复，—直到最后，一直到死，一直到失去知觉为止。他不知道能做到什么地步，只是觉得，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这样反复动作——手拖近身边，抓住一块砖头，把它推到旁边。

　　这是1942年10月12日的寒雨交加之夜，自沙布洛夫率领该营渡过伏尔加河爬上斯大林格勒这岸的最初一夜起，已经是第３０个夜晚了。

第十四章

　　静寂。这是他首先觉察到的情景。无论是躺在附近床上伤员们的窃窃私语声，还是快要死去的人断断续续的喘息声，亦或药瓶的碰撞声，任何声音都不能扰乱他所感觉的静寂。也许因为这是军医院，有很多白被罩和白罩衫，沙布洛夫竟觉得，静寂也是白色的。

　　静寂已经持续了八天，仿佛它是没有止境的，任何事物也不能扰乱它。窗外降下第一场湿润的秋雪，雪也如同静寂一样，是白色的。

　　身上还继续在痛，不过也是轻轻的痛，——并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是隐约的，酸痒痒的痛。本来军医院里并不这么静寂；伤员不时被运进和送走，有时有人叫喊，但沙布洛夫在经过斯大林格勒战斗之后，总觉得这是静寂。

　　医院也在给他治疗，给他吃喝，给他沐浴，但他不过是许多受伤人中的一个，自然谁也没有特别注意他。当他被人从河对岸运到这里来时，浑身都是青伤和紫斑。现在伤势已有好转。这些都在他的病历中记载着。但是他究竟怎样受伤，人们怎样把他救出来，他又怎样活了，怎样被运到河这边来，所有这些细节，谁也不知道。卫生员们轮流转运他，一直把他转运到军医院，当他问到医生：他是怎样来到这里时，医生两手一摊，说：

　　“您回到部队，就会知道的。我又怎能答复您呢？ ”

　　沙布洛夫竭力想回忆起发生的一切，但是白费气力。他只记得，起初他怎样把砖块向一旁推，以后的事，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军医院里的静寂，大概是沙布洛夫此刻所需要的良药。这静寂是这么美妙，这么安宁，所以他虽然觉得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也不愿意打破这种静寂。最近几个星期，他在斯大林格勒下打命令，叫喊，解释，争论，忙碌万分，现在他觉得沉默是最惬意的，他成了这个病房里最不爱讲话的病人。他默默不语地躺着，一句话也不想说。

　　甚至在第八天早上，当安娜悄悄地走进病房，从两列病床中间走过来，坐在他的脚旁时，他都不愿意说话。他望着她那疲劳的可爱的脸，望着她那轻轻搁在膝上的手，又望着她那样盯住他的眼睛，仿佛她是从千里之外一口气跑到这里来的，而他却不愿意说一句话。她在起初一分钟内，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忽然开口了，并且立刻滔滔不绝地谈起来。首先她说到，马斯林尼可夫因为他迟迟没回来，特别担心，于是跟着去寻找，结果在我军阵地与彼得洛夫和尤苏波夫牺牲的地方之间，找着了他，他已失去知觉，躺在那里。

　　安娜对他说这些细节时，沙布洛夫还是记不起来，他是怎样往后爬的。也许他终于掀开压在身上的砖块，爬出去了。奇怪得很，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随后安娜又说到怎样把他抬到营部，以及她看见他躺在担架上，并走到他跟前去。

　　现在她讲这些事情时，是以毫无顾忌，毫不害怕的眼光望着她。

　　“我看见您躺在担架上时的情形，”她说，“我真害怕，以为您已经死了。我开始吻您。随后您睁开了眼，立刻又闭上了。我又吻了您一下，但您再也不睁开眼睛了。 ”

　　随后，安娜又讲道，她同卫生员们怎样把他抬到河边，他们怎样乘驳船渡河，敌人又怎样开炮射击，因为这时几乎天亮了。

　　“完全同那次射击一样，记不记得？”她问。

　　“记得。”

　　“我真害怕极了！”她说。“这是最近时期第一次感到害怕。渡过河后，我就对卫生员们说，要他们必须把您送到这个军医院来，因为我要到这里来，要让人们特别关心您。但是这一点他们大概忘记了，他们要照看所有的人。”

　　“为什么您这么久都没来？”沙布洛夫问。

　　“我来不了。”她抱歉地说。“我渡过河去后就想，第二天夜晚上一定到这里来。哪知当天渡口被炸毁了，后来那里的伤员又非常多，在他们未完全渡过河之前，我被留在他们那里了。留了整整六天。现在您感觉得好一些吗？ ”

　　“是的。”沙布洛夫说。“今天我已经坐起来，试着走路了。 ”

　　他俩沉默了一会，她又说：

　　“您知道吗，妈妈也在这里。 ”

　　“那时，您就对我说过……”沙布洛夫说，好像是在说很遥远的事情。“她就在这个村里吗？ ”

　　“是的。我把您的情形讲给她听了。她也想到这里来看您，可是我一个人来了。 ”

　　“关于我的情形，您对她说了些什么？ ”

　　“全部都说了。 ”

　　她说到“全部”时，沙布洛夫感觉到她的确说得很多。

　　“至于我，”安娜说，“您知道吗？现在我也得了勋章。 ”

　　“真的吗？”沙布洛夫说。“勋章在哪里？已经领到了吗？ ”

　　“是的。 ”

　　“给我看看。 ”

　　她稍微揭开罩衫，他立刻看到军服上的“红旗”勋章，只是不像沙布洛夫所佩带的那样布满灰尘，失去光泽，而是全新放光的。

　　安娜也歪着眼睛，望了望勋章。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他稍微抬起身来，把手肘支在枕头上。

　　“亲爱的！”安娜说，温柔地把双手伸到他的肩上。“亲爱的！”她又说一遍。

　　他拿下她的手，长时间地亲吻着，弄得她脸上绯红，可是她没有抽下手来，甚至没有缩回，只是聚精会神地，幸福地望着她。

　　“安娜，”他说，这时他觉得内心激动万分，如果此刻不向她表白自己的爱，那么几分钟后，等她走后，无论是谁先到他这里，护士也好，医生也好，他一定会忍不住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安娜，假如不是战争的话…… ”

　　他想说假如不是战争的话，他会立刻把她从这里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永世也不离开她。

　　“假如不是战争，我们也不会见面啊，是不是？一定是的！”她坚持地重复一句，好像怕他要同她争论一样。

　　“就是。”他说着。“我正想说这句话，你却猜中了我的心思。 ”

　　他第一次称呼她为“你”。

　　“我知道，我会做到的。”她说着，依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今天给了我一昼夜的假。我一定把您……”她哽住了。当她听到他不称她为“您”，而称她“你”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字眼变化的意义，她也想称他为“你”，但是看到他在生病，脸变瘦了，胡须也没刮，神色疲倦，显得年纪很大，好像是个老人，使她没有这样称呼她。

　　“我一定把您从这里带走。”她说。

　　“带走？带到哪里去？”

　　“到妈妈那里去。您在妈妈那里继续治病…… 妈妈那里，就是我们那里，她纠正说。——大概您已经能够转到那里去了。妈妈可以照顾您。我在家里时，我也可以照顾您。每天晚上我从家里出去，依然是在夜里运送伤员，早上回家来照顾您。”

　　“那你什么时候睡觉呢？”沙布洛夫轻轻一笑。

　　“等您病好的时候。”

　　她想对他说，难道他不懂得，他在她身旁时，她是睡不着觉的；难道他不懂得，他在她身边时，她是多么幸福，而且他也那么爱她。

　　但是她没有说这些，只是突然离开病床，向房门走了一步，然后又折转回来，在他的唇上急忙吻了一下，就跑出去了。

　　沙布洛夫以忧郁和期待的目光看了看同病房的人，看他们对他说些什么亦或讥笑一番。但是谁也没有做声，更没有嗤笑。只有躺在沙布洛夫旁边一个上年纪的，被截去一条腿的中尉，扭转身来，用和蔼动人的微笑，迎接他那忧郁的目光，沙布洛夫也不由自主地报以微笑。于是中尉完全转过身来，对沙布洛夫说道：

　　“您知道，失去世上的一切真是痛苦。我比任何人都失去得多，——谁也没有失去这么多，实在很痛苦…… ”

　　“是的。”沙布洛夫说，他想，大概此刻病友想起自己一条腿被截掉的事，应该对他说点好听的话和安慰的话。但沙布洛夫又能说出什么安慰的话呢？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中尉用手摸了摸盖在断腿上的毯子说。“我是翻译员，按我的职业说来，没有这条腿也可以生活。甚至也许还能在某个司令部里做事，打仗。我说的是另一件事…… 在明斯克，我的老婆和女儿都被打死了，都牺牲了。但是很多人有同样的遭遇，有我这样经历的人，真是多极了。我想说的也还不是这个意思。除这些外，他们还把我一生从事的事业，毁得干干净净。您知道，近１５年来我在研究什么？”他冷笑地说。

　　沙布洛夫沉默不语，等待他的下文。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在研究德意志近代史。不，我此刻连谈也不愿意谈，关于这个问题我写了些什么，哪些对，哪些不对。我只知道，我永远不会再研究这个问题了，我一辈子也不干了。当我看见这一切和失去的一切之后，我再也不能研究他们的历史了。不能研究，不愿研究。我宁愿进残废合作社去做工，战争结束后，宁愿在小摊上卖啤酒，这比回忆我在什么时候研究过德国历史，要好得多。他妈的！也许，其他人会研究这些问题，甚至一定会有人研究的，但我决不研究它了。您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沙布洛夫说。

　　“您今后一切都会好的。”中尉忽然叹了口气，静静地把身子从枕头上一抬，低声说道。“会好的。她马上就要回来。您不要因为我在这里碍事而生我的气，她坐在这里时，我始终看着你们。现在我这个样子是可以原谅的。 ”

　　他气愤地伸出一只手，往截肢的地方猛地一击，粗暴地骂了一声，接着闭上眼睛，转过身去。他紧紧地闭着眼睛，默默地躺着。

　　沙布洛夫也闭起眼睛。他觉得，这样闭着眼睛等安娜回来会轻松些。他躺在那里，始终在漫无边际地想安娜。同时他又想到躺在他旁边的这个人，也许，自战争开始以来，他此刻第一次这样强烈地感到幸福的人对不幸者的同情。虽然此时他人的痛苦离他很遥远，但是他内心深处充满怜悯之心。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什么也说不出来。即使他此刻说出什么同情的话，躺在他身边的人也不会相信他的，因为他此刻满脸都是幸福的神色，这一点他自己已感觉到了。

　　沙布洛夫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想安娜的时候，安娜正在同一栋楼里，在学校下层一个小房间里，站在主任医生面前。

　　外科医生中，有很多人是虚无主义者，主任医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个子不高，体格健壮，体态微胖，脸色红润，眉毛胡子整齐得像墨笔画成的。他是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曾救活了不少的人。但是他认为，他对医学持怀疑态度；在施行手术的过程中，他总是特别冷静，谈到截肢时也开玩笑；他还爱说一些带双关语的笑话，哪怕有女人在场。安娜知道这一点。安娜认为，主任医生是最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和冷酷无情的人。

　　因此，她鼓起勇气，坚定地向主任医生房里走去，决定直截了当地向他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让他给自己难堪，也不让沙布洛夫受委屈，更重要的是，不让他影响她获得的美满的新生活。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她在走进房门时说。“我求您一件事。”

　　“我相信，您用不着截掉什么。”他微笑地说。“可惜，所有来求我的人，常常都是关于这类的事。对不对？”

　　“不对。”她说。“这里有个…… 大尉，沙布洛夫大尉…… ”

　　“沙布洛夫？啊，记得，记得。是碰伤。怎么？”

　　‘他快好了。”

　　“也许是的。那很好。这能怎么样？”

　　“我妈妈就住在这个村庄里…… ”

　　“这也很好。可是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我请求您。”她一面说，一面抬起眼来望着他，“我想，在他的伤还没有痊愈以前，让他到我们家里去。”

　　她瞪起咄咄逼人的眼睛，使主任医生把已经到嘴边的笑话收回去了。

　　“我想让他到家里去。恳求您……”

　　“为什么？”他认真地问。

　　“他在那里要好些。”

　　“什么原因？”

　　“他在那里会好些。”安娜倔强地重复说。“我知道，他在那里会好些。恳求您了。”

　　“怎么，他是您的亲戚吗？”

　　“不，但是…… 我需要这样。不然，我就不能…… 我很想同他在一起。”她不顾一切地说，决心在紧急关头说出任何话来，如果他逼着她说，她可以承认任何关系，甚至撒谎也在所不惜。

　　主任医生认为，他的护士和卫生员常同伤员或康复的人有一点浪漫的事情是很自然的，这不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用不着去追究，不过他经常针对这些小秘密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而像这样坦白、公开、毫无顾忌地来请求他，还是第一次。

　　突然，他想起了遥远的伊尔库茨克的家，想起了孩子以及他在大学时代就钟爱的妻子，——关于这一切，他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谈过。可是从这次谈话中，从这突如其来的请求中，从安娜的目光中，他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了，安娜用凶狠的、充满希望的目光盯着他，使他觉得自己仿佛站在手术台旁，正在施行复杂的手术。

　　很明显，现在他要来决定别人的生活命运。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说“让我看看，他自己感觉身体怎样”，或者说“按院规不能这样处置”，或者说“应该考虑考虑”，幸好，他没有打算说这样的话。在这里只需说：“可以”或是“不行”，他终于说道：

　　“可以，好吧。”

　　谈话出乎意外地短暂。其实主任医生也好，安娜也好，都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特别是准备来争辩的安娜。她茫然地，完全沉默地在主任面前站了半分钟，甚至没道谢一声，就悄悄地走出门去。

　　一小时后，沙布洛夫被医生用小汽车转送到村子的另一端，河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小屋下面，静静地流淌着碧蓝的河水。这是伏尔加河无数支流之一。从河边通往小屋子的小路两旁是排小柳树，潺潺的流水，光秃秃的村庄，低矮的茅舍，在沙布洛夫看来，这里几乎也同军医院里一样静寂。

　　房间被隔成两半，很干净，一半是昏暗的，也很幽静。晚秋的苍蝇，低声地嗡嗡叫着；在门口迎接他们的那个孩子，静静地站着；两个不年轻的女人，一个是房东，另一个是安娜的母亲，头上裹着黑头巾，在桌旁静静地坐着。在沙布洛夫寄居这里的整整十天内，军医院里那种静寂的感觉一点也没有变。

　　当他跟着安娜走进屋子时，房东慢慢对他弯下腰去，谦恭地说一声“请进”，而安娜的母亲开始双手一拍，说一声“主啊”，又说道“哎，您变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才说：“您好！”

　　卫生员们把沙布洛夫扶到桌旁一个农村的凳子上，他们犹豫了。

　　“不要紧。”沙布洛夫说，“我可以自己走到床边。你们回去吧。”

　　卫生员走后，房东也回到她那半间屋里去了。沙布洛夫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回到了早已熟悉的舒适的家里。他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的凳子上，窗外是清新的流水和腐烂叶子的气味。

　　“您不会受寒吧？”安娜问。“可以关上吗？”

　　“不，不会受寒的，你说哪里的话？”他说，特别强调这个心爱的“你”字。

　　安娜走到俄国式火炉边的大床跟前，火炉把房屋分成两半。她像在军医院日常做护士时那样，揭开毯子，把枕头抖蓬松，但沙布洛夫觉得，她的一举一动，特别富有滋味。他钟情地望着她，当她说“看，都铺好了”时，他竟有些惋惜。

　　“等等，我马上就过去。”他说。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从她的眼神看，他知道，她已同女儿谈到他了。安娜母亲此刻的外貌，完全与在爱尔屯时不一样。现在她默默地坐着，好像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但同时眼神又是那么宁静而豁亮，她一切都见到了，心里也盘算好了，现在只等待这一切的结局。

　　“这里比在爱尔屯要好些。”沙布洛夫沉默一会儿后说。

　　“是好些。”她附和道。“那时我简直晕头转向，连亲戚都忘了。直到找到爱尔屯来。这里是我丈夫妹妹的家。当然好啦。简直不能比。如果全家都住在这一个屋子里，才惬意咧。”

　　“您瘦了。”她补充说，同时向沙布洛夫脸上望了望。（沙布洛夫觉得，她是想说他“老了”）。“瘦了。”她重复地说，并转过头去，望着默默地坐在对面桌子旁的安娜。

　　沙布洛夫知道，母亲这时在想，他俩将怎样在一块生活：他这么苍老，安娜却这么年轻。这一天他第二次想说，他并没有这样苍老。可是他没有说。

　　“她总在渡河。”母亲向安娜摆一下头，说道。“总在渡河，总在渡，一天五次。也不知道哪一天是头？”

　　她站起来，把头巾扎好，向门口走去。

　　“妈妈，妈妈，等一等。”安娜跑到她跟前。“等一等。帮我把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放到床上。”

　　“我自己来。”他勇敢地试着，表示不同意。

　　他想站起来，但是安娜已从一边走过来，母亲从另一边走近，他两手搭在她们的肩上，挪到了床边。双脚还很痛，不过有一只脚已经能够走动了，另一只脚还痛得站不住。当他伸直腿躺在床上时，一连擦了几次额头上的汗。

　　母亲出去了。安娜移近一个小凳，坐在床边。

　　“怎么样？”他说。

　　“怎么样？”安娜反问道。

　　沙布洛夫向安娜伸出双手，她握住他的手，坐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轻轻摇着小凳，时而靠近他，时而离开他。忽然，她停住不动了。

　　“手完全不痛了吗？”

　　“完全不痛了。”

　　她又开始摇动起来，用火辣辣的眼神望着他的脸，仔细窥测他脸上的每一个皱纹。这是她的人，完全属于她了。看，他躺在这里，在她房子里，虽然这房子实际上不是她的，并且明天她又要渡河到斯大林格勒去，几天后他也要去。但此刻她抓住他的手，望着他的眼睛，这一切发生的那么意外，又是那么期待已久，她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眼泪竟夺眶而出。

　　“你怎么啦？”他问。

　　“没有什么。”她不放开他的手，在他的肩上擦去眼泪。‘没有什么。我是太高兴了。”

　　她移开小凳，坐到床上，靠近他身边，接着把脸埋在他胸前，哭泣起来。她哭了很久，然后抬起泪流满面的脸，微微一笑，又扑在他胸上。她哭，是因为她在追忆往事，她回忆起伏尔加河上的夜渡，回忆起她受伤时的情景，她怎样痛楚，他怎样亲吻她，她怎样兴奋起来，以后又怎样很久没看见他，当找到他的时候，他那样子又怎样可怕，此后六天内她又怎样不能赶到他那里去。

　　他瞧着她的头发，慢慢用指头抚摩，随后就双手紧紧地，默默地把她抱在自己胸前。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稍稍扭转头来，一看是母亲走进来，就不自然地动了一下，想让安娜离开一点，但安娜紧紧地拥抱着他，随后才抬起头来，望了望母亲，莞尔一笑，重新又抱着他，抱得更紧，这时他深切地感觉到（这种感觉以后再也没有消失过），这是他永远的伴侣了。

　　整天都像在梦里度过的。安娜的母亲出出进进地在准备饭食。她忙前忙后，一举一动都极力表示出，孩子们不会因为她在这里而感到受拘束。沙布洛夫正是从她的嘴唇上看到了“孩子”的字样 ；他很奇怪，除他的母亲外，居然旁的女人也能用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

　　虽然沙布洛夫总是想留住安娜，但她终于还是跑出去，到军医院找烧酒去了。她无论如何要让他在吃午饭时哪怕稍微喝点酒。她想把一切都办得像个样子。她从军医院里拿来一小瓶酒精，眯缝着眼睛，仔细地把酒精倒在酒瓶里，渗上水。她跑来跑去，给酒精对水，以及眯缝眼的样子，——所有这些细节，在沙布洛夫看来，都是非常可爱的。随后，把桌子移到他床铺跟前，安娜跑去请房东，让她也来。房东不肯坐下，礼貌地同沙布洛夫碰碰杯之后，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乡下女人那样从容地一饮而尽，随后就告辞走了。

　　吃饭时，安娜坐在母亲一边，匆忙向沙布洛夫讲述着各种事情，讲他们从前的生活，讲自己，父亲，弟兄，——总之，把有生以来的一切，都一股脑地对她唯一心爱的人讲了。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支撑着，半卧地躺着，欣赏着她的谈话。同时他想道，有朝一日，当她脱掉这双吱吱做响的皮靴，不再抬担架，也不用在伏尔加河上运送伤员时，他俩要一同走得远远的。到哪里去呢？难道他能知道到哪里去吗？他只知道，这样一定会很好。沙布洛夫想，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到斯大林格勒，他觉得，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也许还可以把安娜调到本营，同他一块工作，这一点只要同普罗琴科说就行。他又回忆起普罗琴科那副调皮的和蔼的面孔，想到，如果换个时间，普罗琴科大概还会来参加他的结婚典礼。“结婚”…… ——沙布洛夫微微笑了。

　　“你笑什么？”安娜问，她说到“你”字时总有点绕口，“为什么笑。”

　　“有件心事很好笑。”他说。

　　“什么心事？”

　　“以后再说。你不要生气，好吗？”

　　“好的。”

　　他一想到“结婚”，就想起了自己的掩蔽部，忽然间仿佛看见自己已经回到营部，他同安娜并肩坐在桌旁，身边是他们能够请来的客人：马斯林尼可夫，瓦宁，也许还有波塔波夫…… 可是他一想到他们的面孔，不由地又想到掩蔽部，掩蔽部是否完整，他离去后他们的情况如何。

　　吃罢午饭，母亲来收拾桌子，安娜又坐到床上沙布洛夫身边。房东送给他们一个安东诺夫品种的大苹果，于是他们像人们千百次做过的那样，两人共吃一个，轮流咬，每个人都想少咬点，多给对方留点。

　　后来，安娜忽然跳起来，大声叫道：

　　“妈妈，你来给算算命吧。”

　　母亲拒绝了。

　　“不，你给算一算吧。”

　　桌子本来已经从床边挪开，现在又拖近床边，母亲说了几句客套的话：她已好久没有算过了；反正他们都不相信迷信，用不着算，等等。虽然如此，她还是把扑克牌摊开了。

　　沙布洛夫始终不懂，为什么黑“6”指的是道路漫长，而黑“A”指官家房屋，又为什么黑桃“Q”同黑“10”在一块，乃是不祥之兆，而如果四张“J”同时出现，就是大吉大利，但是当占卜的人在解释摊开的扑克牌的意思时，他非常欣赏那种自信而庄重的神情。

　　安娜也在注视母亲洗牌的一举一动。由于这一天她和沙布洛夫都觉得他们的前途已经明朗，所以他们对母亲所说的一切，都找到了解释。他们解释道，道路漫长——就是渡伏尔加河，官家房屋——就是沙布洛夫的掩蔽部；当母亲抽出一张黑桃“Q”摆在很明显的位置上，黑桃“Q”恰巧与方块“K”结合时，这就是说，沙布洛夫有“十字”之喜，按理说，虽然安娜不是梅花“皇后”，但这无疑是指安娜；因为她是医务人员，——也带有十字符号，他们觉得这种解释很有趣，笑了很久，一直笑得母亲难为情。也许她不想再玩儿，没有再洗牌。

　　母亲按照战时乡下的习惯，用麻布袋罩上窗户后，就走出去了。

　　因为坐了很久，谈了很久，沙布洛夫感到有些累了，于是倒到枕头上，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安娜从褥子下抽出一件短皮袄，拿了一个枕头，替自己铺在墙边的宽凳子上。沙布洛夫默默地望着她的一举一动。母亲因为家务事，还进来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这时安娜走近沙布洛夫身旁，跪在床边，俯下头去听他的心脏，然后小声说道：“在跳动”，仿佛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其实特别之处就是周围的一片静寂。母亲已经出去，此地只剩下一对情侣，但最重要的是，今后他俩将长久共处——今天，明天，以至永远。

　　安娜跪着，连连吻他。现在她对他已经全然不害羞了，爱慕地缠着他，而他这时也感觉到，她这是初恋，此刻她全部的爱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且她的爱是奔放的，除了爱，其余的一切，比如：害怕，羞涩，惊悸等种种感觉全部都淹没到爱的海洋里了。她往前移了移，坐到他身边，然后拥抱着他，紧贴着他。他也是紧紧地抱着她，由于抱得很紧，他觉得手掌胸脯都有些酸痛，但是他非常愉快：因为痛，他感觉到她距离他更近。

　　“你知道吗？”安娜说，“我的心脏也跳得很厉害。来，你听听。”

　　于是她凑上前去，使他能听到她心脏的跳动。只有这样纯洁、爽直、天真的少女，才能不顾一切地说出：“你听听，我的心脏在怎样跳动”。她现在的确真心地想让他听她心脏的跳动。当其他的一切都过去之后，她凑在他耳旁，也是温柔地说出同样率真的话来，而他更加感觉到，他是多么爱她，他宁愿砍断自己的手，也不愿意让她受委屈。但是现在，无论他亲吻她，还是拥抱她，她都不会觉得受委屈。

第十五章

　　早晨，茶炉里水沸的声音把他闹醒。奇怪，他所看见的依然是这个房间，母亲依然在桌旁忙碌着，可他却觉得似乎不应该发生这种改变。

　　听到水沸的声音，安娜从外屋跑进来。

　　“你醒了？”她说，“我马上来。”她在拧自己湿漉漉的长发，把长发拿在手里卷着，那姿态完全同他在小火轮上第一次看见她时一样。

　　接着她又到外屋去了。沙布洛夫闭上眼睛开始回忆。从昨天早上起——早晨，白天，夜里——直到现在，这中间每一分钟的情节，都回忆到了。他觉得，除了已经对他讲过的爱情言语，除了证实这一爱情的举动外，还有一些事情足以让他此刻绝对相信她的爱。这是当她接触他伤痛的身体时的本能的感觉。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向她说明，但她却觉察到了，知道他身体里哪儿痛，哪儿不痛，怎样拥抱他才行，怎样拥抱他不行。她温柔的双手凝集着无限的柔情，竟使沙布洛夫深深地陶醉于这种回忆中，一时无法醒来。

　　下午四点钟，安娜该出去工作了。她穿上皮靴，穿上有三处被迫击炮弹打破、已经缝补得很好的军大衣，戴上军帽，急匆匆地一步走近床前，毅然而严肃地撅起嘴唇，重重地吻了吻沙布洛夫，然后同样毅然地走出门。

　　从现时起一直到明天，关于安娜的情形，他一点也不会知道。自战争以来，他似乎已经习惯于各种最骇人听闻的事，譬如一个很健康，刚才还在交谈，还在同他开玩笑的人，十分钟后就离开了人世。但此刻他所思考的决不是这种司空见惯的事。这一天，这天夜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惊恐，疑神疑鬼，他害怕在一切都这么美好的时刻她会突然遭遇不测。他回想着他平时没有觉察到的千百种危险情况。他想起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地轰炸渡口与河岸，想起交通壕非常窄浅，如果不弯腰走路，头部就会暴露在外面，而安娜在那里面走，大概是不会弯下身子的。他根据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推算，大概她何时到达岸边，何时驳船开走，要多少时候渡过河去，什么时候上岸，什么时候到达营里，需要多少分钟把伤员抬上担架，又需要多少分钟转回家来。但是这种无聊的推算（所以说“无聊”，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战争中是无法推测准确时间的），并不能安慰他。

　　从这里到斯大林格勒，大约十八公里。整夜，他都听见时远时近的炮声。炮声好像是计算时间的钟表声，不停地在响。虽然他知道，炮声有时响亮，有时因风向的关系　　而变弱，但这丝毫不能消除他的惊恐。炮声愈大，他就愈不安，仿佛这种轰隆的炮声能够成为测量安娜危险的尺度。

　　当晚，安娜的母亲长时间在另外半间房子里，用缝纫机缝补衣服。后来她拿着一支蜡烛，走进这半边房里，把蜡烛放在桌上，向沙布洛夫望了一下。

　　“没睡着吗？”她问。

　　“没睡着。”

　　“开始的时候，她走后我也睡不着，现在我睡得着了。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在前线，如果为他们每个人担心，睡不着觉，那么一个星期就会死掉的。您家里有什么人呀？”

　　“有母亲。”

　　“她在哪里？”

　　“在那里。”

　　沙布洛夫也像很多人那样，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机械的手势，任何人都能立刻明白，所谓 “那里”，就是指德寇占据的地方。

　　“这里有什么人呢？”

　　“没有亲人。只有她一个…… 您在缝什么？”

　　“我吗？这家，我丈夫的妹妹送我一点花布，我为安娜做件衣服。她毕竟是个姑娘。她想穿连衣裙，哪怕一个月只穿一次。既然找到一块布，我就替她缝一件吧。她连一双皮鞋也没有，将来会打赤脚的。她如果要，就把我这双给她吧。”`

　　她坐在椅子上，脚交叉放着，沉思地望着自己穿旧的低跟皮鞋。然后抬头看着沙布洛夫，她想必记起了相逢的往事，便说道：

　　“这也不是我自己的皮鞋。是善良的人们送给我的。以前我的脚比她的小，后来烧坏了，双脚肿了，现在她一定穿得上。您看怎么样？”

　　她问这话的口气，似乎沙布洛夫比她当母亲的更了解她女儿，而这个小小的、可笑的问题却意味着对他所思考的一切问题的一种承认。

　　沙布洛夫没直接回答，他说：

　　“等我痊愈了，我们就结婚。”他说到这两个字时，自己也笑了。“我们在那里结婚，你老人家该不生气吧？”

　　“在对岸吗？”她简单地问。

　　“是的。”

　　“你们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办好了。”她调和地说。“在对岸”这几个字并不使她惊奇，因为对她说来，所谓“对岸” 就是斯大林格勒，就是她原来居住的城市。尽管现在关于它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她还是想象不出这座城市的真实情况。

　　“只要不是每天渡河就好了，一天三次。”她说。“她在那里同您在一块就行。”

　　她在沙布洛夫旁边坐了很久，讲了一些岳母通常喜欢同女婿说的话，谈到安娜怎样长大， 怎样患过猩红热和天花症，怎样剪掉辫子以及后来又怎样留起来，母亲怎样把她从小带到现在，因为她只有一个女儿，此外还兴致勃勃地谈到许多其他琐碎的事情。

　　沙布洛夫听她叙述时，心里既甜美又惋惜，甜美的是他了解了这么多甜蜜的事，惋惜的是这一切他都未曾亲眼见过，而他像所有的热恋的人一样，希望亲眼看到恋人以前生活中的一切。

　　在同母亲交谈的过程中，他觉得，坐在对面的这位年老的女人比他坚强。她善于更巧妙地期待女儿，比他冷静得多，甚至她和他谈话也是在安慰他。

　　她终于走出去了。沙布洛夫一夜没睡着，只是到上午11点钟，阳光已经照进窗户，金色的阳光映在床上时，他才出乎自己意料地朦胧入睡了。他醒来时，和上次在掩蔽部一样，也是被凝聚的目光注视着苏醒的。安娜坐在床边他的腿旁，盯着她。他睁开眼，一看见她，就从床上坐起来，向她伸出手去。她拥抱他后，又用力安置他再躺下去。

　　“躺下，我亲爱的，躺下吧。你睡得怎样？”

　　他没有等她回来就朦胧睡了15分钟，他为此感到惭愧，但是他不想说他一夜都不曾睡着，因为这样不会使她快乐，只会令她失望。

　　“挺好的，睡了。”他说。“那里怎么样？”

　　“很好。”安娜说。“很好。”

　　她兴奋地说着，但是他在她兴奋的脸色上发觉了她疲惫已极的痕迹。眼皮浮肿，好像一个很久没有睡眠，虽然不想睡，但随时能够入睡的人。他看一看表，已快十二点钟，而下午四点钟她又要出去。

　　‘你马上躺下睡吧。”他说。“立刻躺下吧！”

　　“不想谈谈吗？”她微微一笑。“我很想谈谈。我坐在渡船上还一直在想，还有什么事没有对你说。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她急忙喝了一碗茶，就躺在他身旁，圈起身子，一分钟后，她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躺在那里，胳膊枕在她的头下，思索着。他有时斜着眼睛看看她，他觉得，好像发生了不可能的事——时间竟停滞不前了。

　　这种时间停滞的感觉，从他住到这里直到返回斯大林格勒以前，持续了整整十天。他既没有为了留恋幸福而夸大或隐瞒病情，也不希望提前归队。他善于克服急躁情绪，总是抑制自己，不去想此刻他营里发生的事情。他记得这一切，但他不想折磨自己，——反正他现在不能到那里去；时刻去想能有什么好处，因为他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在他的潜意识中，斯大林格勒此刻战斗正酣。并且他离开的时间越久，这种感觉越强烈，越使他不安。他突然明白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名词，在人们的心中是多么惊心动魄啊！

　　各种消息无意之中经过安娜，经过房东，经过偶尔从军医院里来的伤员的口中，传到他耳朵里，而且都是不大好的消息。几乎每天他都听到有新的街道被德寇占领。敌人到伏尔加河的距离一天比一天近了。他总是克制自己，不向安娜详细追问各种消息。他不想从远处打听这些细节，一切都等到他亲自去现场再了解。但是每当安娜出现时，他根据她的眼色，举动，疲倦程度，都在默默地做总结，并深信自己的结论，即关于这几天外面形势的结论，是正确的。

　　有一次，大概是在第六七天的光景，安娜出门两三个小时后，他听见台阶上有人叫他的姓，接着，来人快步地走进屋子，原来是马斯林尼可夫。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亲爱的。”马斯林尼可夫还没走进屋，就急忙大叫一声，不是走，而是跑到他跟前，停了半晌，不顾一切地拥抱他，吻他，然后脱下军大衣，移近凳子，在他对面坐下，兴奋地掏出香烟，送一支给他，擦根火柴，把烟点燃，——这些全部过程，只用了半分钟，——最后用自己好奇的、温柔的黑色眸子，凝视着他。

　　“你怎么把一营人扔掉不管了，啊？”沙布洛夫微笑说道。

　　“是普罗琴科的命令。”马斯林尼可夫说，“他跑到团部，又来到营部命令我，让我夜里到你这儿看看。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您怎么样？”

　　“没有什么。”沙布洛夫说，并看着马斯林尼可夫凝视的目光问道：“我瘦得厉害吗？”

　　“瘦了。”

　　马斯林尼可夫站起身来，从他军大衣袋里，掏了一包饼干，一包白糖，三个美国罐头，急忙放在桌上，又坐下来。

　　“这是优待首长吗？”

　　“现在我们那里这些东西很多。供给很好。”

　　“路上升火取暖吗？”

　　“升火。一切都像您在那里时一样，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那么，我离开后，你有什么英勇的奇迹呢？”

　　“哪儿有什么新的。还不是同您在那里时一样。”马斯林尼可夫说。他想说，他和大家都在等他回去，但是他看一眼大尉瘦弱疲倦的脸，没有做声。

　　“怎么，你们在等着我？”

　　“我们都在等。”

　　“我过三天就回去。”

　　“不早吗？”

　　“不早，这样正好。”沙布洛夫安静地说道。“你们此刻在什么地方？还在那里吗？”

　　“还在那里。”马斯林尼可夫说，“不过在我们的左翼，敌人已经完全推进到河边，去团部的通道现在很窄，夜里才能通过。”

　　“那有什么办法，只好夜里到你们那里。那时我要检查检查。瓦宁作战怎么样？”

　　“很好。我同他已任命孔纽科夫当排长了。”

　　“他干得怎么样？”

　　“不错…… ”

　　“谁还活着，谁牺牲了呢？”

　　“差不多都活着。不过受伤的也很多。哥尔坚科受伤了。”

　　“送到这里来了没有？”

　　“没有，还留在那里。虽然是轻伤，但一次就有四处受伤。我一直没有受伤。”马斯林尼可夫兴奋地说。“”我有时甚至想，大概我始终不会受伤，或者一下子就被打死。”

　　“您不要这样想。”沙布洛夫说。“你只要想一次，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以后就不要每天想了。”

　　“我在努力这样做。”

　　关于营里的情况，他们谈了整整一小时，谈到谁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已经移动位置了，什么东西还在原地未动。

　　“掩蔽部怎样？”沙布洛夫问，“还是在原来地方吗？”

　　“还在原地。”马斯林尼可夫说。

　　沙布洛夫很高兴他的掩蔽部还在老地方。这一点很重要，此外，他想到了安娜，想到了自己说要在掩蔽部结婚的话。

　　“米沙。”他突然转向马斯林尼可夫：

　　“我不在军医院，却在这里，你不奇怪吗？”

　　“不，我听说过。”

　　“听到些什么？”

　　“所有的一切。”

　　“是的…… 我很幸福……”沙布洛夫沉默一会儿后说道。“非常幸福。那次她坐在驳船上扭湿头发，我对你说，替她披上一件大衣，您还记得吗？”

　　“记得。”

　　“后来我们下船时，她已经走了。”

　　“这我可不记得了。”

　　“但我却记得。一切我都记得…… 。我想向上级要求。”他停顿一会，又补充说，“把她弄到我们营里来当护士，不过说完后心里有点后悔。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害怕命运多劫。看，她每天这样渡来渡去，现在倒还无恙，可是在那里…… 我却不知道。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有什么变动。”

　　沙布洛夫很想无止境地继续谈安娜的事，但他克制住了，他撇开这个话头，问道：

　　“普罗琴科近来怎么样？”

　　“也不错。”马斯林尼可夫说。“他仍旧笑，甚至比以前笑得更多了。”

　　“这不妙。”沙布洛夫说。“说明他在发急。”

　　“为什么是发急呢？”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比平常笑得更多。啊，主要的事还没有问你。现在谁当团长？”

　　“是新来的波波夫少校。”

　　“他怎么样？”

　　“不错，看来很好。比巴柏琴科强。”

　　“也很勇敢吗？”

　　“也很勇敢。不仅勇敢，还很沉着。又活泼，不愁眉苦脸，同将军一样。他俩以前大概还在什么地方共过事。”

　　“大概是的。我们将军任何时候都不忘记他的部下。这很好。有时我们缺少这些。”

　　“什么。”

　　“记忆力。”

　　他们这样又继续了十来分钟。接着马斯林尼可夫忽然站起身来，沙布洛夫在他脸上看出成年人那种富于责任心的表情。马斯林尼可夫对自己很久不在营里感到不安。他很着急，好像他已离开了此地，人已在河对岸了。

　　“再过３天。”沙布洛夫说，“３天后的晚上回到营部。到时给我烧点茶喝。我想在这里弄一个茶炉。”他用头指着屋子角落里的茶炉。“我想把这个带到掩蔽部送给你们。但又怕人家不给。好，你走吧，走吧。代我问候大家。她今天到师部去了，也许会到你们那里。”

　　“要转告她些什么吗？”

　　“转告什么？给她点茶喝，她自己想不起来喝茶。去吧。不送了。”

　　马斯林尼可夫走后，过了一天，沙布洛夫第一次试着站起来走路。他感到双脚酸痛，软弱无力。他感到虚弱，头昏。他走出室外，在小门旁站了一会，听了听远处的炮声。

　　安娜每天回来得越来越晚，出去得越来越早。从她疲乏的面色上，他看出她是如何困难，但是他俩都未谈这一点。谈有什么用处？

　　安娜请来一个医生，他抽空从军医院来到沙布洛夫这里，并没有详细看他的病，只是以职业的动作摸摸他的膝盖和后踝，望着他问痛不痛。虽然实际上还痛，但沙布洛夫对此早有准备，回答说：“不痛”。接着他问医生，明天什么时候有卡车开往渡口。医生回答说，照例是下午５点钟。

　　“怎么，准备离开我们这里吗？”

　　“是的。”沙布洛夫说。

　　医生并不感到奇怪，没有同他争辩，也没有表示反对。医生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已经习惯这种现象了，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卡车５点钟出发，但您得记着，您的身体并没有完全养好。”

　　“我记得。”

　　“也罢，再见。”医生说，起身同沙布洛夫握手。

　　沙布洛夫忽然想调调皮：他握着医生的手，虽不是竭尽全力，但握得很紧。

　　“哎哟，您怎么啦！”医生说。“我不是讲过，让你走吗？为什么您还要这样？”他揉了揉指头，转身出门走了。

　　安娜一回到家来，沙布洛夫就对她说，他明天要回斯大林格勒。安娜不做声。她甚至没有同他争辩，没有说回去还太早，也没有要求他再住一天。因为这些话，在他俩看来，都是多余的。

　　“只是我们要在一块。”她说。“好吗？”

　　“我也是这样想。”

　　这一天，她很安静，很忧郁，虽然疲倦已极，但她不想睡。她默默地坐在他的身旁，抚摩着他的头发，聚精会神地望着他的脸，仿佛要努力把它牢记在心。

　　她最终也没有睡，而他大约朦胧地睡了半个钟头，她要走时，才叫醒了他，忧郁地再次抚摩他的头发，说道：“我该走了”。他起身把她送到门口，久久地望着她沿街匆匆走去。

　　早晨，沙布洛夫把东西收拾到自己的行囊里。安娜很久没回来。他几次到路上去望，看不见她的身影。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她还没回来；三点钟，四点钟…… 四点半他就该动身，否则就赶不上这趟医务卡车。他又到路上望了好久，然后才回到屋子里来，坐在桌旁，写了个小条子，说他等不到她，就走了。起初他本想署名为“沙布洛夫”，但这又太正式了，以后想写“阿列克塞”，但是又觉得不大习惯，于是只好写个字母“Ａ”后，写一个句号。

　　随后他同安娜的母亲告别。她对于他的离去，既不惊异，也不惋惜，态度上很安静。大概这种安静乃是她家的特点。

　　“不等她了？”

　　“不等了，该走了。”

　　“好吧，您走吧。”

　　她挨近他，向他面颊上吻了一吻。这个动作表示她在替他，替女儿担心和不安。

　　四点五十分，他望着每个迎面来的人，向军医院方向走去。前一天，小孩们替他砍了一根粗大的樱桃木手杖，他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着。

　　五点钟过后，卡车来了。人们劝他坐在司机棚里，可他却坐到后车厢里，希望在这里能看见安娜，如果她沿大路迎面走来的话。他躺在车厢里，从左面的板缝仔细望着所有迎面驶来的汽车。但是这些车里都没有安娜。傍晚了，一片凉气，他把军帽戴得更低，大衣也竖起来了。

　　经过三公里后，汽车走上了从爱尔屯通往渡口的大路。公路多次被炸坏，又多次修好了。路上坑坑洼洼，卡车颠得很厉害。脚在车厢底板上被碰得很痛。高空里，还在进行傍晚的最后空战。德寇飞机很多。我方飞机，偶尔才有一两架出现。这里的空战也像地面战一样，显然打得也很艰苦。沙布洛夫在路上，两次遇到德寇空袭车队。有很多卡车开往渡口去，满载着装有炮弹、牛肉的箱子和各种袋子。

　　沙布洛夫在渡口附近的村镇里，看到街上有德寇飞机的残片，还在冒烟。卡车绕过飞机

　　残骸向渡口开去。德寇用重迫击炮向村镇射击。这里的一切表面上同沙布洛夫第一次由此渡河时差不多，只是天气冷了一些。伏尔加河的水仍在流泻，不过河水好像凝固了，沉沉的，使人觉得最近一两天内就会结成薄冰。

　　卡车停下，大家下车向渡口走去，这时拖着驳船的小火轮靠近码头，沙布洛夫想，在这个岸边已经见不到安娜了。他坐在沙地上，也不看四周的情况，安然地吸起烟来。他总是觉得，抽烟会感到暖和些。

　　火轮靠近码头了。几个迫击炮弹在后面岸上百十来米远的地方爆炸。一列列的伤员担架，从轮船和驳船上抬下来。沙布洛夫默然地坐在那里等着。人们上船下船，忙个不停，但周围的喧嚷声，没有他第一次渡河时厉害。“大家都习惯了”——他想。四周人们的行动非常迅速，非常有序。他举目望去，岸上的城市也觉得很熟悉；他很奇怪，怎么离开这座城市这么久，——足足１８天。

　　他把文件给渡河指挥看过后，就沿着跳板向一半已被打毁的驳船走去。这时他听到安娜在叫他。

　　“我知道会在这里遇见你的。”她说道，“我知道你不会等我，反正５点钟时要动身的。对吗？”

　　“对。”

　　“我还是坐上一班驳船过来的，我把伤员安置好了，就在这里等你。现在我们一同渡河去吧。”

　　“好，你看。”他挽着她的手，指着对岸说，‘烽烟比以前少些了，是不是？”

　　“是的，少了一些。”

　　“炮声却更厉害了。”

　　“是的，更厉害一些。”她同意地说。“你听不惯它了。”

　　“没关系，我会听惯的。”

　　他俩从遥遥晃晃的跳板走上驳船，然后到轮船上去。安娜先跳到轮船边缘，伸手来牵他过去。他抓着她的手，出乎自己意料地，轻巧地就跳过去了。他现在到前线去是对的：身体已经痊愈，差不多是健康的。

　　轮船开动了。他俩坐在甲板上，双脚垂在船边，手支在栏杆上，下面的伏尔加河水湍急地流着，不时飘来一些晚秋结成的冰块。

　　“天气冷了。”安娜说。

　　“是的。”

　　他俩都不愿说话。只是拥在一起，默默地坐着。

　　轮船快靠岸了。外表上一切如旧，从这里望去，城市也几乎同以前一样。仿佛城市的景

　　色一点也没有改变，如果不考虑他们生活中，无论他还是她的生活中，当时都未曾有过的东西，可以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们各自心里都知道这点，所以默默无言。

　　“很好。”他小声地说。

　　她也声音不大地回答：

　　“很好。”

　　岸愈来愈近。

　　“准备靠岸。”一个伏尔加河人嘶哑的声音喊道，与一个半月前的声音完全一样。

　　轮船靠码头了，这个码头比对岸的码头毁得更厉害。沙布洛夫与安娜最后下船，虽然此刻他俩要一同到团部去，但是沙布洛夫觉得，他现在想做的事情，以后很长时间里他都做不到了。于是他把安娜揽过来，先抚摩她的头发，然后亲吻了她。他俩并肩走去，他们要攀登那条黑暗的，弹坑密布的斜坡路。他有时跌跌撞撞，但是走得很快，几乎未落在她的后面。他又走在斯大林格勒的土地上，——那块冰冷、坚硬、没有改变、没有向德寇屈服的斯大林格勒的土地上。

第十六章

　　１１月初。雪下的很少，因为没有雪，楼房废墟中的冷风尤其刺骨。飞行员从天空往下看，大地到处是黑白相兼的斑点。

　　伏尔加河上飘流着薄冰。渡河几乎不可能了。大家在焦急地等待伏尔加河封冻。虽然军队里有粮食，子弹和炮弹储备，但是由于敌人猛烈不断的攻击，储备在不断减少。

　　此刻除普罗琴科师，还有一师人也和集团军司令部断绝了联络。德寇不仅在斯大林格勒北部，而且在城里也有三个地方推进到伏尔加河。如果说战斗只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沿岸一带几乎到处都在打仗，德寇距离伏尔加河只有一公里半，有时更近，只有几百米。任何安全的概念都已经不存在。整个地区毫无例外地在敌人的射击范围内。

　　在许多地方，整个街区可以一眼望到尽头，因为敌机轰炸和双方的炮火已经把这些街区荡平了。此时在这块土地上，不知道是砖石多还是钢铁多。实际上一个炮弹，甚至一个重型炮弹对高大楼房的破坏力已经很小，只有知道这一点的人才能了解，有多少钢铁落到这座城市。

　　司令部地图上测量的距离，不是以公里，甚至不是以街道而是以一栋栋的房屋来计算了。此刻在为争夺每一栋房屋而战斗，这些房屋不仅在团部和师部的战地报告中提到，而且在集团军司令部给方面军司令部的战报里也提到。

　　集团军司令部与被截断的各师团的电话联络，只能从东岸到西岸，再从西岸到东岸。有些师团已经各自设法到对面东岸码头领取供给品。

　　集团军司令部工作人员已经两三次亲自拿起武器保卫司令部，至于各师司令部更不用说了，在那里，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沙布洛夫从医院回来三四天后，普罗琴科被叫到集团军司令部去。虽然普罗琴科对战地情况有所了解，但对于司令部距德寇这样近，至多不过４００米远，也表示惊异。

　　总司令问普罗琴科，他还有多少人？普罗琴科回答有1500人，请求可否还能稍微增加一点人，总司令不待他讲完就说，他，普罗琴科，是斯大林格勒最富有的人，如果什么地方需要增援的话，一定要从他那里抽人。普罗琴科这次虚报了人数，把他最近从河对岸后方部队调来入编的100人隐瞒下来，于是他只好不再做声，再也不提这个问题。

　　司令在正式谈话结束后走了，晚饭时，军委委员马特维也夫打开收音机，他们一起长时间地听德国无线电广播。普罗琴科很惊奇，马特维也夫的德语说得不错，虽然他从来没说起过，但德国人广播的内容，他差不多全能够翻译出来。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你发觉了吗？”马特维也夫说，“他们说话开始谨慎了。要知道，以前他们一冲到某城市近郊，例如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就向全世界叫喊：‘已经占领了’。又比如，当他们推进到莫斯科附近，距离莫斯科还有３０公里时就说：‘明天就举行阅兵’了。而此刻他们真的在城里，而且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城市，——这是真的，——但还不说他们已占领了斯大林格勒。也不说确切的占领日期。你看，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在我们身上。”普罗琴科说。

　　“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你身上，也在你师里，虽然此刻你们师全只剩下１６００个战斗员。”

　　普罗琴科对这个真实数字，并不惊奇，而且感到有些不愉快，于是装着诧异的样子。

　　“１６００人。”马特维也夫重复说。“我并没有在总司令面前揭发你隐瞒100人的事。不然，他会骂起来的。但实际上的确是１６００人，请不要争论吧。”

　　他很满意地笑了，因为他竟拿住了鬼计多端的普罗琴科。普罗琴科也笑了。

　　“所以，”马特维也夫继续说，“他们害怕宣布日期。这很好…… 谢尼亚！”他叫副官说，“拿瓶白兰地来。还不知道普罗琴科什么时候会再来。伏尔加河结薄冰了吗？”

　　“是的，已结冰了。”普罗琴科说。“船桨已经能碰到冰块了。大概明天，就根本不能渡河了。”

　　“我们预见到这一点了。”马特维也夫说。“只要它快点封冻就好。此刻全俄罗斯人唯一的请求，是请它快点结冰。”

　　“它也许会不听话。”普罗琴科说。

　　“也许。”马特维也夫同意地说。“那时会很困难。但是……”他举起一个指头。“为这个‘但是’痛饮一杯吧。”

　　他给自己和普罗琴科斟满酒，碰一下杯，一饮而尽。普罗琴科也照样喝了。

　　“这个‘但是’，”马特维也夫说，“毕竟是指我和你而言。不管伏尔加河听不听话，我们都要守住。”

　　普罗琴科带着愉快的，甚至有点兴奋的情绪回到了师里。他今天最终放弃了补充人员的念头，真奇怪，这竟使他的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以前，他每天都不安地计算自己的损失，焦急地等待补充人员。现在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人了，他应以现有的力量作战，而且只有指靠自己的力量。有什么法子，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正是那些已渡过伏尔加河，此刻和他坐在这里的人，应该为国捐躯，决不能放弃他们所捍卫的五个街区。普罗琴科非常清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自己和师里他所知道的大多数人，显然，要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战死。可是即使此刻，他也没有战栗，没有灰心。“好，即使这样，又能怎么样呢？虽然他们可以杀死他和其他很多人，但他们决不会得逞”，——他这样大声地重复说，跟在他后面的副官立即向他奔来。

　　“将军同志，有什么吩咐？”

　　“决不会得逞。”普罗琴科又重复一次说。“他们决不会得逞的，明白吗？”

　　“是这样的。”副官说。

　　他们坐上小船。当船夫把桨放下水时，冰渐渐地钳住了它。

　　“要结冰了。”普罗琴科说。

　　“是的，有薄冰了。”那个持桨的红军战士回答。

　　“你觉得薄冰会浮得很久吗？”普罗琴科问。

　　黎明时分，沙布洛夫走出掩蔽部，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别佳坐在掩蔽部入口处。现在营里的人非常少，他近来要身兼数职：通讯员，厨师和哨兵。别佳一见大尉，立即要站起来。

　　“你坐着吧。”沙布洛夫说道，接着靠在支撑掩蔽部入口的木头旁默然地站着，静听了几分钟。射击声稀少了，只是偶尔有个别德国迫击炮弹掠空而过，落在岸边上很远的地方或掉进水里。

　　“别佳，我很久不在这里了吗？”

　　“大尉同志，很久了。”

　　别佳打了个冷战。

　　“怎么，冷吗？”

　　“是的，有点冷。”

　　“到掩蔽部里暖和暖和吧。我暂时在这里站一会儿。”

　　外面只剩了沙布洛夫一人，他向左右望了望。他很惊讶，由于事情太多，他这些天来甚至没来得及仔细看一下斯大林格勒的夜景。

　　他没在的这段时间里，斯大林格勒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整个视线望得不远，眼前都是楼房，即使遭到严重破坏，但毕竟还是楼房。而现在有的地方，放眼望去，几乎是一片空旷地。沙布洛夫营保卫的三座楼房，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地基，断壁残垣和毁坏的窗框。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像锯成半截的小孩玩具。楼房左右都是废墟。某些地方还耸立着烟囱。其余的东西，此刻都湮没在茫茫黑夜中，就像石头构成的起伏原野。似乎楼房已钻入地里，地面上是一片砖砌的荒冢。

　　沙布洛夫很惊讶，他不在的１８天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第一次感觉到，在他的周围他所参与的这场战争具有如此巨大的规模。

　　回到掩蔽部后，沙布洛夫连衣服也没脱就躺到床上，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睡着了。沙布洛夫醒来时惊讶地发现，掩蔽部门口已经透进了光亮。他算算时间，自己至少睡了四个钟头，显然，瓦宁和马斯林尼可夫，还把他当作病人，所以在离开时没有叫醒他。他仔细听了一下，似乎四周很宁静，几乎没有枪炮声。没什么奇怪，这毕竟是很自然的：经过这些日子的不断攻击，应该有一个宁静日子。他再次听了一下：虽然很奇怪，但的确是寂然无声。

　　门开了，瓦宁像往常一样，沿着台阶跑进掩蔽部。

　　“醒了？”

　　“为什么不把我叫醒？”

　　“为什么？难得有这样宁静的机会。”

　　“到连里去过没有？”

　　“去过，到过第三连。”

　　“上面情形怎样？没发生特别事件吗？”

　　“暂时没有。”瓦宁微微一笑。“像报上常登载的那样：‘在斯大林格勒区作战’。”

　　“今天的伤亡情况怎样？”沙布洛夫问。

　　“暂时只有１人阵亡，５人受伤。”

　　“太多了。”

　　“是的。和以前比较，并不算多，现在看来却很多。但５个伤员中，我们只送一个人到后方去，其余的全留下了。”

　　“他们能够留下吗？”

　　“怎么说呢？一般讲来，是不能留下的，但是按目前情况，却是可以的…… 你自己怎样，感觉好些吗？”

　　“好些了。马斯林尼可夫在哪里？”

　　“到第一连去了。”

　　瓦宁笑了笑。

　　“大尉，我们总是不习惯，现在的营已经不成为营了。但还总在称：‘连、排、班’。总计起来，营早已经成为连了，可是还是不习惯。”

　　“用不着去习惯。”沙布洛夫说。“亲爱的，如果我们习惯我们不是营，而是连，那我们就得从三座楼房中放弃两座，因为我们保卫三座楼房，不能用连，只能用一个营来保卫。一旦我们设想自己是连，我们就觉得力量不够了。”

　　“现在有时也不够啊。”

　　“我看，你陷入悲观了。”

　　“有一点儿。望望这座先前的城市，实在有些心痛。难道这不行吗？”

　　“不行。”

　　“不行就不行吧…… 马斯林尼可夫对我说，你似乎打算娶老婆。”瓦宁停顿了一下补充说道。

　　瓦宁早在沙布洛夫回来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但是直到现在沙布洛夫也没有漏出一个字来。

　　“是的。”沙布洛夫说。

　　“什么时候结婚？”

　　“总有一个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

　　“战后。”

　　“为什么？”

　　“因为战后你不会请我参加婚礼。”

　　“我会请的。”

　　“你不会的。战时总是说：‘我们战后再见’。其实是不会相见的，你我各在一方。但是我很想喝你的喜酒。你不知道，你不在这里时我真的非常想你。这是什么原因呢？虽然我们只谈过５次话，但是你不在时，我非常想你，所以还是不要拖延吧。”

　　瓦宁脸上表现出一种忧郁的神色。这个人，就其职位而言，是注定要去关注别人，抚慰别人和同情别人的。但却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人自己有时也需要抚慰，需要同情，他也会有同别人一样的灾难和不幸。瓦宁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同情心，尽管这个人自己也很痛苦，很艰难，他是个好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更加希望别人幸福。

　　“好吧。”沙布洛夫说。“政治委员：你命令在这里结婚，那我就在这里结婚。我们共同选个日子吧？”

　　“一起来选吧。”

　　“要不要问问德国人？”

　　“不要。”瓦宁摇了摇头。“问他们干什么？如果问他们，那你就会活不到结婚的那天。”

　　“你的又在什么地方呢？”沙布洛夫问，同时内心很愧疚，他虽然和瓦宁并肩作战，但却像巴柏琴科一样，直到现在也没有时间问一下，他有没有家眷，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的什么？”瓦宁反问一句，他的脸色立即暗淡下来，现出愁眉不展的样子。

　　“你的家庭，家里人在什么地方，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不谈这个。”瓦宁说。

　　“为什么？”

　　“不要谈。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没什么可讲的。”

　　他转过身去开始翻阅文件。沙布洛夫不说话了，他在床上坐好，靠着墙，卷好一支烟，抽了起来。

　　瓦宁督促他结婚的话不由使他想起安娜来，他近来已不知第几次想到她了。自从他们在河岸上分手后，他只见到她一次。沙布洛夫来到这里三四个小时后，已经感觉到战斗的激烈程度。沙布洛夫明白了，他和安娜所想的一切，在现实中却完全两样；他们要求在一起工作的打算，在目前环境下是不可能的。他曾经觉得，请求普罗琴科允许安娜在他营里当护士，这在卫生营是非常简单的事，但是这个似乎简单的请求，此刻在这里竟如此不合时宜，令他难于向普罗琴科开口。

　　安娜只在第三天晚上来过一次。虽然有十五分钟的谈话机会，但他们却一句话没提起在河那边的打算。他万分感激安娜没在这里提起这个话题。他和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一样，最不喜欢感觉到自己软弱无能，不管他在河那边对她说了什么话，他在这里都暂时无法做到，一切只能顺应形势。

　　安娜是在他击退德寇的一次进攻后来的，当时他正和马斯林尼可夫两人坐在掩蔽部。她一进掩蔽部，急忙跑到沙布洛夫那里，不待他站起来就紧紧抱着他，用干枯而热热的嘴唇在他唇上吻了几次。然后就转过身来，向马斯林尼可夫走去和他握手。她全部动作和她的目光使沙布洛夫顿时明白了，她不会提那次谈话，但她毕竟是他的妻子，她是要他了解，在这个时期内什么也没忘记，什么也没改变。

　　马斯林尼可夫走出去了。无论是沙布洛夫，还是安娜都没有去阻止他。沙布洛夫知道，如果他处于马斯林尼可夫的地位，也会这样作的。他俩拥抱着，一起在床上靠着墙坐了十来分钟。他们什么也不想说，——大概是因为，不管他们说什么，较之他们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并肩坐在一起这点说来，都是次要的。这是他们没有受关于将来的许多想法困惑的幸福的十分钟。他既没有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他知道，是救护伤员），他没有对她说，今天他营里多少人受伤（他不说，她也会知道这一点），甚至也没有问她吃了饭没有。他感觉到，这十分钟就是让他俩这样默默地坐着。当安娜站起身来准备走时，他也没有阻止她。

　　她站起来，抓住他的双手，稍微拉向自己身边，然后又松开了，再一次把嘴唇紧紧地贴到他的嘴上，默默地出去了。

　　此后她就再没有来了。昨天来救护伤员的是另一个护士，并给沙布洛夫带来一个纸条，小纸条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我在列米佐夫团。安娜”。沙布洛夫并没有因字条简短而生气。他知道，任何言词都不能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安娜只是用这个字条告诉他，她现在安全无恙和此刻在什么地方。虽然她现在大概还在列米佐夫团，距他不过四五百步，可却如同咫尺天涯。

　　一阵猛烈的炮弹同时打在掩蔽部上面很近的地方，接着又是一阵阵地响个不停，震天动地。沙布洛夫看看表，微笑着想道，德国人真是遵守时间。他们很少在几点零几分，差不多总是在正点开始炮击。此刻也是这样。炮击接连不断。

　　沙布洛夫没穿军大衣，走出掩蔽部，跑到交通壕里去了。周围炮声隆隆。

　　“瓦宁，看样子，大概要开始什么了。打电话问问团部。”他弯腰向掩蔽部进口喊道。

　　“我在打。电话线断了。”瓦宁说。

　　“别佳，派通讯员去。”

　　别佳钻出战壕，跑向十来米外通讯员驻扎的掩蔽部，半分钟后，掩蔽部里两个通讯员跟着他出来，飞快地跨越废墟，沿着电话线向团部方向跑去。沙布洛夫注视着他们。他们迅速地向前走去，也不隐蔽自己。后来一批炮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他们卧倒了。随后又爬起来，又卧倒，又爬起来。他连续几分钟注视他们小小的身影，直到完全消逝在废墟中。

　　“联系恢复了。”瓦宁在掩蔽部里叫喊。

　　“他们怎么说。”沙布洛夫一边走进掩蔽部，一边问。

　　“他们说，全师阵地上都在遭受炮击。大概会有总攻击。”

　　“马斯林尼可夫在第一连吗？”沙布洛夫问。

　　“是的。”

　　“你留在这里。”他对瓦宁说，“我去二连。”

　　瓦宁试图抗议，但沙布洛夫忍住伤痛，穿上大衣走了。

　　此后４小时里发生的一切，沙布洛夫后来甚至难于回忆起详情细节。幸好该营阵地和德寇阵地相距很近，德寇不敢动用空军。但是该营却遭到所有其他武器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

　　被德寇毁坏的房屋的瓦砾，把街道塞得通不过坦克了，但是坦克还是几乎开到沙布洛夫营的房屋跟前。几门５５毫米口径的大炮，从断壁残垣的突出部位进行猛烈射击。炮声与机关枪的射击声汇成了一片。

　　在这４个小时里，沙布洛夫被附近炮弹爆炸掀起来的泥土掩埋了几次。他和大家一样，通常情况下，即使在困难时刻也还保存着对危险的感觉，而此时这种感觉却因危险连续不断而消失了。显然，他所指挥的士兵也失去了这种感觉。这时，如果说他在指挥他们，大概不完全准确。他在与他们并肩作战，即使没有他的指挥，他们也会做一切应该做的事。而此刻所要做的，只是留在原地并尽可能地抬起头来向不停地爬着，跑着，从一堆瓦砾跳到另一堆瓦砾的德寇射击。

　　一开始沙布洛夫觉得，敌人是在向他这里发起攻击，好象落下的，倒下的，走着的，跑着的，这一切的一切，全是以他的阵地为目标。但是他逐渐地，虽然还没完全了解到，但已经感觉到，敌人打击的主要方向是右侧，而德寇显然企图在今天彻底截断他们与邻近部队的联系，推进到伏尔加河。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这个企图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沙布洛夫从二连出来，来到位于战场右翼的一连，一连现在处在与邻近部队接壤的最危险地段，他命令营迫击炮连跟他同去。

　　“大尉同志。”二连连长波塔波夫不满意地说。

　　“什么？”

　　“你把最后的东西也带走吗？”波塔波夫两手一摊，恼怨地说。

　　“什么地方最困难，我就带到什么地方去。”

　　“今天的情况是这样：此刻那里最困难，一小时后我这里也会最困难。”

　　“波塔波夫同志，不要只顾自己。”

　　如果在其他场合，他也许一定要严厉地痛骂波塔波夫一顿，但现在他觉得，波塔波夫没有这些迫击炮，的确是很可怕，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全连着想。

　　“你知道，波塔波夫。”他说，“我看，列米佐夫团在遭到围攻，敌人要从那里突破到伏尔加河。应该从侧翼攻击他们。你下令，赶快把迫击炮拖来。”

　　他望了望波塔波夫的脸，很满意他已经理解了他的话，于是握住他的手说：

　　“坚持住，我知道你，没有迫击炮你也会坚守住的。”当他来到一连时，那里真像个地狱。马斯林尼可夫急得汗流满面，兴奋得面红耳赤，虽然天气寒冷，但他没穿大衣，敞着制服领子，背靠墙坐着，拿着匙子匆忙地从罐头盒里挖荤油覆盖着的肉吃。他旁边地上躺着两个战士和一挺机关枪。

　　“给大尉一把匙子。”他看见沙布洛夫后说道。“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坐下吃点吧。”

　　沙布洛夫坐下，往盒子里挖了几下，吃起面包来。

　　“这机关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里？”

　　“看！”马斯林尼可夫指着他们前面５０米左右的地方，那里有个高耸着的断墙残壁，还有一节梯子，两个窗户朝向德方。“我命令从阵地上取下机关枪。过一会儿我们３个人爬到那里去。从窗户里射击。从那里看得清楚，简直了如指掌。”

　　“会被打中的。”沙布洛夫说。

　　“不会的。”

　　“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打死的。”

　　“不会的。”马斯林尼科夫固执地说。

　　他和沙布洛夫一样，也知道会被打中，正因为知道会被打中，所以他一定要去那里，他下意识地感觉到，极有可能不会打中他，而且他完全能够得手。

　　“敌人占领了右侧的七号楼。”他说。“他们正向列米佐夫团围攻。”

　　“七号楼里面不射击了吗？”沙布洛夫问。

　　“没有人射击，大概全被打死了。”马斯林尼可夫向机关枪一瞥。“而我们把它架到窗前，从那里扫射敌人。多少会有些帮助，好吗？”

　　“好。”沙布洛夫说。

　　“我可以走吗？”马斯林尼可夫问。

　　“可以。”

　　马斯林尼可夫转向两个等着他的战士，把头一翘，他们三人就走出掩蔽部，向房屋废墟进发，跑一会儿，趴一会儿，然后又向前跑去。

　　沙布洛夫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平安地到达了楼房跟前，越过了废墟，传递机关枪，沿残存的梯子往上爬。此时有几颗迫击炮弹在沙布洛夫所在的战壕旁边爆炸了，于是他只得卧倒。

　　他抬起头时，看见马斯林尼可夫和两名战士已经在窗户上安好机关枪，正从那里开火了。几分钟后敌人的炮弹开始在墙壁废墟旁爆炸。马斯林尼可夫继续射击。后来墙壁周围卷起了烟尘。烟尘散去后，沙布洛夫看见他们三个人还在射击，但是他们脚下的墙壁已经被德国炮弹打穿一个大窟窿。还有一颗炮弹打穿了他们下面的墙壁。马斯林尼可夫仍旧继续射击。随即又一颗炮弹在他们上面爆炸，沙布洛夫看见，一个机关枪手，散开双手，像跳水一样，只不过是背朝下，从三层楼凸出部分掉到石头上。即使他刚才只是受伤，那现在也一定摔死了。

　　沙布洛夫看见，马斯林尼可夫伏在凸出部位，把手掌合成话筒，往下叫喊了两句，尔后就转到机关枪处，又开始射击。虽然德寇发现马斯林尼可夫后，直接从近距离向他射击，但是始终没有击中到枪眼。

　　又有一颗炮弹打穿了马斯林尼可夫脚步下三层楼和二层楼间的墙壁。后来，过了十来分钟，不知什么原因，不知是被弹片，还是被子弹击中，第二机枪手也离开了机关枪，摇晃几下，几乎跌下去，勉强站稳以后，站在墙壁凸出部的边上。马斯林尼可夫放入机关枪，爬到伤员跟前，扶着他的头部把他放倒，使其不至于掉下去。他俯身看看伤员几秒钟后，又回到机关枪处。现在他是一个人在射击。

　　此时，已从波塔波夫处拖来三尊迫击炮，——第四尊在路上被打坏了。沙布洛夫和迫击炮手一同向前爬去，把迫击炮安在砖墙废墟上，立即向射击马斯林尼可夫的德国炮队开火。迫击炮刚一开始射击，德寇立即发现它们的位置，几十发炮弹一齐在它们周围爆炸。

　　迫击炮连连长被一块弹片击伤。于是沙布洛夫代替他来指挥。此刻他已不去瞧马斯林尼可夫，只在发出命令的空隙间，有时向那边望望。德寇已经把火力转向迫击炮了，因而马斯林尼可夫那里轻松了一些。他还照旧趴着射击。后来，当沙布洛夫往那里看时，只看见一架机关枪，却没看见马斯林尼可夫。“难道他被打死了？”——他这样想着。可是几分钟后，马斯林尼可夫又在墙上出现了：也许子弹盘打光了，他爬去拿子弹盘。

　　已经是傍晚时分，天快黑了。沙布洛夫被泥土紧紧地埋住了。他吃力地站了起来，眼里不断地闪着火花。他坐下来，双手抱着头。眼睛里的火花已开始稀少，他仿佛透过云雾在观察周围的一切。

　　别佳爬到他跟前，向他问了句什么话。

　　“什么？”沙布洛夫反问道。

　　别佳又喊了一声，他还是没听见。

　　沙布洛夫把另一只耳朵转向他。

　　“没受伤吗？”别佳问，他的声音这样意外的宏亮，沙布洛夫明白了，他的另一只耳朵几乎聋了。

　　“没有受伤。”他说完就低下头去，看见他的大衣胸襟已被割开，里面的制服也被撕破。弹片擦身穿过：旁边架着的迫击炮被打歪，炮筒全打掉了。

　　德寇继续在射击，但炮声已经稀少了。从他们的火力判断，他们终于截断了列米佐夫团，因为此刻是在沙布洛夫右侧更远和更下面的地方，在靠近伏尔加河的地带射击。他试图同瓦宁通电话，但是没有接通，所有的电话线都断了。

　　战斗似乎开始平息下来。

　　“马斯林尼可夫在哪里？”沙布洛夫问。

　　“在这里。”

　　沙布洛夫看见马斯林尼可夫，他比起两个小时前，更加汗流浃背，更加激动万分，更加疲惫不堪。

　　“我在那里把他们杀得够惨的。”他说。

　　沙布洛夫现在才看出，沿着马斯林尼可夫的额角和整个腮夹，有一条长长的污血迹。

　　“受了震伤吗？”他问。

　　“没有，被气浪震倒了，你看，机关枪都打坏了，而我却并没有怎么样。”

　　“我要打报告。”沙布洛夫想。“我一定要打报告。最好是授予他英雄。让他们去决定吧。他实际上就是英雄。”而他嘴上却只说：

　　“战士呢？”

　　“有一个战士摔死了，另一个拖出来了。”

　　“好。”沙布洛夫说。“静下来了，是不是？”

　　“静下来了。”马斯林尼可夫附和着说。“只是他们，好象还是推进到了伏尔加河。”

　　“好像是。”沙布洛夫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

　　一个胖乎乎的，短鼻子的护士，气喘吁吁地爬到他们跟前，问还有没有受伤的人。

　　“前面那里还有。”沙布洛夫说。“请你在天完全黑时，把他们抬走。”

　　他想，安娜此刻在列米佐夫团，也一定是爬到某个人跟前，此刻他们已和这一团人隔断。

　　“我现在就去抬。”护士说。

　　“不要去。”沙布洛夫厉声说道。“不要去。”他很希望现在也有某个指挥官这样来阻止安娜。“１０分钟后，等天黑时再去抬好了。”

　　这个护士和两个卫生员就伏在砖石后面。如果沙布洛夫不说“不要去”的话，那他们现在就会向前爬去了，现在不让他们这样作，他们很满意，还能在这里躺十来分钟。

　　一连十来个迫击炮弹，几乎同时在他们后面爆炸。

　　“天黑前的最后一次袭击。”马斯林尼可夫说。“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对不对？”

　　“对。”沙布洛夫同意道。

　　“听说，伏尔加河到处是浮冰。”

　　“听说是这样。”沙布洛夫往砖石上一靠，面朝着天，此刻他才看出，雪花仍在飞舞。湿茸茸的雪花浸润在热燥的脸上，他感到很惬意。

　　“这样转过身来。”他向马斯林尼可夫说。

　　“怎么样？”

　　“像我这样。真好！”

　　马斯林尼可夫也转过身来了。沙布洛夫看到雪花落在他的脸上。

　　“舒服吗？”

　　“很舒服。”马斯林尼可夫说。“你以为浮冰会流得很久吗？”

　　“不知道。”沙布洛夫说。“与瓦宁的电话联络还没有恢复吗？”

　　“没有，还没有恢复。”

　　“那么，你暂且留在这里，我去。”

　　“等等。”马斯林尼可夫说。“现在就要天黑了。”

　　“不要多嘴。我不是护士。你要好好的关心他们，天黑前不要让他们去。”

　　沙布洛夫从战壕里钻出来，跳过废墟，借着墙壁的掩护，向营部走去。

第十七章

　　“和团里的电话又通了，”萨布罗夫走进掩蔽部的时候，瓦宁高兴地说。

　　“是吗？”

　　“列米佐夫被切断了。”

　　“他们打算怎么办？”

　　“他们没有说。大概在等普罗岑科的命令。”

　　他们沉默了一会。

　　“喝点茶吗？”

　　“难道有茶？”

　　在方才的全部经历之后，似乎世上通常的、习惯的东西都不复有了。

　　“有。不过已经凉了。”

　　“没关系。”

　　瓦宁从地板上拿起茶壶倒了两大杯。

　　“不想喝伏特加？”

　　“伏特加？来点伏特加。”

　　瓦宁把茶倒回茶壶，倒了两个半杯伏特加。萨布罗夫漠然地把酒喝干，甚至不感到酒的滋味。此刻它不过是消除疲劳的药物。后来瓦宁又去拿茶壶。他们慢慢地喝着凉茶。不愿意说话。他们俩都知道、今天发生的那件事以后在前线战报上会写着：“某日情况大大恶化”或者简单地写：“恶化”。喝完了茶，他们还不开口。发布明天的命令嫌早，而关于已经发生的和过去的事情，又不愿意谈。

　　“想听广播吗？”瓦宁问。

　　“想听。”

　　瓦宁坐在角落里，开始调整一只旧收音机。远远地奏起音乐，可是马上就结束了。瓦宁转动著调节器，可是收音机里没有声音。后来他们听到不知是保加利亚还是南斯拉夫的广播的片断．听到熟悉的、好像是俄语、同时又听不懂的话。

　　“—点也收不到，”瓦宁抱怨说。

　　“你拨到莫斯科台上。”

　　瓦宁转动调节器，它转到有着“莫斯科”字样的线上。两人都静听着。收音机里发出一种长时间的、不肯静止的僻啪声；他们一下子不明白，这原来是鼓掌声。后来从这僻啪声和嗡嗡声里出现了一个很近的声音，说话的人显然在激动。

　　“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会同党和苏维埃组织举行的会议宣布开幕。由斯大林同志做报告。”

　　重又开始了掌声，

　　“难道今天是６号？”萨布罗夫惊奇起来。

　　“可不是。”

　　“我从早就以为今天是５号呢。”

　　“怎么会是５号呢？”瓦宁说。“正是６号。去年也没有漏掉。”

　　“去年我没有听。我趴在战壕里。”

　　“可是我听了，”瓦宁说。“那时候我们这儿过的是和平生活。我们在替莫斯科人担心。我们是站在这儿的扩音器旁听的。”

　　“是啊，那时候你们替莫斯科人担心，现在是他们替我们担心了，”萨布罗夫沉思地说，他想起了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在６月里的第一次演说。

　　“我的朋友们，我在对你们说话！”当时斯大林说话的声音，使萨布罗夫听了为之颤傈。

　　除了平时的坚定，当时这声音里还有一种语调，听到它，萨布罗夫感到讲话的人心里非常沉痛。这是后来他在战争中几次面临致命危险的关头回忆起来的演说，他记忆的甚至不是按字按句，而是按演讲者的声音，按照句子之间长长的停顿时往杯子里倒水的声音。从此他觉得．正是在他听这个演说的时候，他发誓在这次战争中要做到力所能及的—切。他想，斯大林很困难，同时他决心要取得胜利。这正和萨布罗夫本人当时的心情相符；当时他也困难，他也下次心不惜任何代价取得胜利。

　　掌声继续着。萨布罗夫紧紧贴近收音机，肩膀紧挨着瓦宁。此刻他关心的不仅是斯大林要说什么，也关心他要怎么说。掌声是那么响，有一瞬间萨布罗夫竟觉得，这—切都发生在这里的掩蔽部里。后来听到收音机里有咳嗽声，斯大林的从容不迫的声音说：

　　“同志们……”

　　斯大林讲到战争的进程，讲到失败的原因，讲到进犯我方的德军师团的数目，但是萨布罗夫仍旧没有仔细去想话的意义，而是在听说话的声调。他想知道，此刻斯大林心里在想什么，他的情绪如何，一般地他此刻是什么模样。他在寻找他在１９４１年７月听到的那次演说里所熟悉的语调。但是语调不同了。斯大林说话比那时候更清晰，声音更低、更平静。

　　演讲结束之前，萨布罗夫精神上已经平静下来，他感到，斯大林的说法，他说话的声音尽管他并不完全明白这原因何在，却使萨布罗夫心中产生了平静之感，他特别清楚地听到最后一段里的一句：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的军队和它的领导们”——斯大林缓缓地、音调平稳地说，接着是被掌声打断的停息。

　　瓦宁和萨布罗夫在收音机旁默默地坐了好一会。

　　萨布罗夫方才所听到的，他觉得是异常地重要。他想象，这声音不是在此刻一切都寂静的时候，而是在他和马斯连尼科夫并肩在炮声连天的战斗中响着。想到这里，他觉得他在扩声器里听到的那平静的声音似乎很奇怪。说话的人，对这里发生的情形都一清二楚，但他的声音仍然是十分平静。

　　“事实上，我们总归要战胜他们的，”萨布罗夫出乎自己意料地大声说。“总有一天会这样吧？瓦宁，是吗？”

　　“会的。”瓦宁说。

　　“我出院的时候，卫生营里的一个医生对我说，在埃尔顿以及一般在整个支线上在运来大批军队、大炮、坦克和其他的一切。当时我不相信他，可是现在我想，也许是真的吧。”

　　“可能是真的。”

　　“可是连一个人也没有给我们，“萨布罗夫抱怨说。

　　“你不在的时候，普罗岑科给了３０个人。”

　　“不过这是从自己的后勤部队来的，‘剜肉补疮’。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个——什么也没有。”

　　瓦宁转动了调节器。里面发出外语的叫喊声，后来奏起不熟悉的音乐。萨布罗夫突然闷闷不乐起来。

　　“在演奏。怪事，世界上居然还有些什么东西。还有些什么城市、国家、音乐。”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无论如何是奇怪的。虽然，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终究是奇怪的……”

　　马斯连尼科夫钻进了掩蔽部．他身上又脏又湿，结了冰。一天下来，脸变得又黑又瘦。两腮陷了进去，但是眼睛发光，他眼睛里有一种战争绝不能扑灭的、无法遏制的朝气。他没有脱下帽子就要烟抽，他抽两口，坐下来往墙上一靠，转眼就睡着了。

　　“他太累了。”萨布罗夫脱下他的军帽，抬起他的脚放在床上。马斯连尼科夫并没有醒。萨布罗夫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他睡着了。我想呈请给他英雄称号。你认为怎样，瓦宁？”“我不知道，”瓦宁耸耸肩。“他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不过做‘英雄’……”

　　“做‘英雄’，做‘英雄’！”萨布罗夫说，“一定要给他呈请英雄称号。怎么，只有击落飞机的才是‘英雄’？没有这回事。他正是一个英雄。我一定要呈请，你也要签字。你签吗？”

　　“你既然相信他是，我就签字。”

　　“我们就来签字，”萨布罗夫说，“越快越好。活着的时候这一切都是需要的。人死了这也好，不过主要是为了周围的人。到那时候他本人一切都无所谓了。”

　　电话铃响起来。

　　“我是萨布罗夫。我在干什么？我在准备睡觉。是，我就来……波波夫说，普罗岑科叫我去。不知有什么事？”

　　他叹了口气，穿上棉袄，和瓦宁握握手就走了。

第十八章

　　在德军前沿很近的地方，他们的白色信号弹呈半圆形悬挂在上空。萨布罗夫和自动枪手并肩走着，一路上磕磕绊绊，感到他走着走着就会睡着。

　　“等一下，”走到半路他说，“让我坐一会。”

　　他在瓦砾堆上坐了一会，心里忧伤地想，这不是每天到晚就有的那种疲倦，而是许多作战一年半的人已经患有的长期的、不会过去的疲劳开始了。他们坐了几分钟就往前走。

　　他们没有马上找到普罗岑科。人们事先没有对他们说，原来他在萨布罗夫没有来的这４天里，搬了地方。现在他的指挥所也像萨布罗夫的一样，是在一个地下管道里，不过很大，是城市通伏尔加河的一条主要管道。

　　“嗳，你看我的新居怎么样，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普罗岑科问萨布罗夫。“很好，是吗？”

　　“不错，将军同志。主要的是有５米深。”

　　“炸弹落下来，屋子里只有餐具落下来，别的没有什么。坐，正好来喝茶！”

　　萨布罗夫喝了一大杯热茶，烫了嘴。他好不容易克制着不在将军面前打盹。

　　“你还在老地方？”普罗岑科问。

　　“是。”

　　“就是说，还没有被炸掉。”

　　“是这样，将军同志。”

　　萨布罗夫发觉，在这样闲聊的时候，普罗岑科一直注意地瞧着他，好像是第一次看见他。

　　“你好吗？”

　　“好。”

　　“我不是问营里，是问你自己。

　　“复原了。”

　　普罗岑科没有作声，又注意地对萨布罗夫看看。

　　“我要给你一个任务，”他忽然严肃地说，似乎确信，他有权给他这个任务，而萨布罗夫是能够胜任的。“列米佐夫被切

　　断了。”

　　“我知道，将军同志。”

　　“我知道你知道。但这并不使我轻松些。我知道，他被切断了，但是不知道他那边的情形：谁活着，谁被打死了，还剩下多少人，什么事能够办到，什么事不能办到，——我一概不知道。他的广播没有声音，就像死了。一定是被打断了。可我一定要知道，今天就要知道，你明白吗？”

　　“明白。”

　　“以后，等伏尔加上了冻，可以在冰上走过去的时候，就会容易些。今天却需要沿着河岸走到那边去。我考察过，原则上可以过去；

　　德国人到了陡岸，可是没有下去。我们从这里用炮火不让他们做到这一点，列米佐夫从那边也这么干。总之，目前他们没有下去。你要在陡岸底下走过去，沿下面走，”普罗岑科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萨布罗夫的疲倦的险，严厉地补充说：“今天夜里就去。我需要的，并不是随便派一个人去，而是要能够给我准确地探听到一切，如果长官被打死。他就负责指挥。这是万一发生这种情况的命令。”他把桌上的文件推过去。“要看情况而定，我或是等你今夜就回来，如果你留在那边，我就等你派的人来。怎么样——你是一个人去还是带自动枪手去？”

　　萨布罗夫考虑了一下。

　　“岸上没有德国人吗？”

　　“可能性不大。”

　　“如果碰上德国人，两个自动枪手反正也救不了我，”萨布罗夫耸耸肩。“如果他们只是开枪——一个人比较不容易被发觉。在我看，是这样。”

　　“随便你。”

　　萨布罗夫很想在这暖和又安全的地方再坐上５分钟，可是他一眼看到普罗岑科准备要站起来，就先站了起来。

　　“可以走吗？”

　　“走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普罗岑科站起来和他握手，并不比平时重，也不比平时的时间长，好像要以此表示，一切都会平安无事，所以无需怎样特别地告别。

　　萨布罗夫走出来，到了掩蔽部的另一间，他所认识的普罗岑科的副官——沃斯特里科夫坐在那里，这是一个并不聪明，做事永远乱糟糟的年轻人，但是因为无限的勇敢而得到将军的赏识。

　　“沃斯特里科夫，我把自动枪留在你这里。”

　　“好，我来保存。”

　　萨布罗夫把自动枪放在角落里。

　　“你给我两个‘柠檬式’手榴弹，最好给４个。有吗？”

　　“有。”

　　沃斯特里科夫在角落翻了一下，不无几分心疼地给了萨布罗夫４颗“Ф－１”式小手榴弹，手榴弹已经拴着细绳，可以挂在腰带上。萨布罗夫先试了试手榴弹的圈拴得结实不结实，然后不慌不忙地每边挂了两个。

　　“轻些，”沃斯特里科夫说，“要被您拉掉的。”

　　“不要紧。”

　　萨布罗夫弄好手榴弹，解下携带不便的三角形德国手枪套，把它放在自动枪旁边，却把“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塞在怀里的棉袄里。

　　“上路前请您吃点什么了吗？”沃斯特里科夫朝着普罗岑科的房门挤挤眼。

　　“没有。”

　　“他这是怎么啦？”

　　“我不知道。”

　　萨布罗夫和沃斯特里科夫握了手。

　　“沃斯特里科夫！”普罗岑科叫道。

　　“有。”

　　“你们在那里磨蹭什么？”

　　“萨布罗夫大尉在做准备。”

　　“他准备什么？”

　　“他把自动枪留下，跟我拿了几个手榴弹。”

　　“好吧，走吧。”

　　普罗岑科沉思了。老实说，他派萨布罗夫去并非因为萨布罗夫至少可以代替列米佐夫，还因为萨布罗夫已经有一次给他恢复了和集团军指挥部的联络，普罗岑科有一种感觉，认为正是萨布罗夫这一次能走到那边并把事情办妥。尽管很显然，要做到这件事不容易，普罗岑科却相信能够成功。他坐在桌旁，详细考虑着当前的情况。不管萨布罗夫是回来，还是留在那边代替团长而派别人来，不管怎样，被德军占领的这４００米陡岸总要夺回来。普罗岑科召来参谋长，一同拿着铅笔计算，到今天夜里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两星期前，这个数字会使普罗岑科吓一跳，但是目前他对自己的人数之少已经习以为常，计算之后，他觉得情况还不是那么糟。他不知道列米佐夫的情况如何，但是这里两个团今天的损失甚至比预期的少。

　　用什么，用什么力量去击退岸边的敌人呢？要从阵地上抽调哪怕整个一营人的话，根本不必提：需要从各处，从每个营里抽出人来建起明夜的混合突击队。只好这样，没有别的办法。

　　“将军同志，您怎样决定？”参谋长问。

　　普罗岑科拿了一张纸，计算突击队的人员。

　　“您看，”他说，“这上面写着，从哪儿抽调多少人。夜里把这些人调到这儿的峡谷里。白天把他们组织起来，做准备工作，明天夜里我们如果活着，我们要夺回河岸。”

　　普罗岑科面色阴沉。他脸上一次也没有露出平时那种调皮的微笑。

　　“您在送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上签个字，”参谋长从纸夹里取出一张文件。

　　“报告上说些什么？”

　　“像平时一样，关于发生的事件。”

　　“关于哪些事件？”

　　“关于今天的事件。”

　　“哪一些？”

　　“怎么叫哪一些？”参谋长带着几分不解和愠怒反问道。“关于德军到了伏尔加河岸，关于列米佐夫被切断的事。”

　　“我不签，”普罗岑科头也不抬地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到河岸，也没有切断。把报告留下。”

　　“那么报告什么呢？”

　　“今天不报告什么。”

　　参谋长把双手一摊。

　　“我知道，”普罗岑科说。“把报告耽误了—昼夜的责任由我来担当。等我们夺回河岸以后再一齐报告。如果我们夺了回来，他们会原谅我们的这次沉默的。”

　　“要是夺不回来呢？”

　　“要是夺不回来，”普罗岑科带看平时不是他固有的阴郁的严肃说，”那就没有人可以被宽恕了。我就亲自来带领突击队。明白吗？你看我干什么，叶戈尔·彼得罗维奇？你休以为我怕负责任？我不怕。以前没害怕过，现在也不怕。可是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德国人连在这里也到了岸边。我不愿意。我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集团军司令部报告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再报告大本营。我不愿意。这会使全俄罗斯伤心。如果我报告了，他们反正要说：‘普罗岑科，去夺回来。’连一个兵也不给。那我还不如不用下令就自己去夺回来。所有的悲痛全由我一人来承担。你懂吗？”

　　参谋长没有作声。

　　“你要是做得—一那好。你要是不懂——那也随你。你反正是要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完了。去执行吧。”

　　普罗岑科走出掩蔽部。夜色漆黑，风呼呼地响，下着大雪。普罗岑科朝下面看看，在废墟中间透亮的空隙．可以看到结了冰的伏尔加。从上面看下去，伏尔加河仿佛是凝固的，一片皎白。地上，有的地方的坑洼里，已经覆着落了整天的积雪。河岸的右面有迫击炮声。

　　普罗岑科想起了萨布罗夫，他此刻大概已经在那里爬行。不由打了个寒噤。

　　萨布罗夫从驻在岸上的那个连里要了一个自动枪手，和他—同走到孤零部零地耸立在前面的废墟前，夜里已经把最后几架机枪调到那里，从那里需要往下，直奔伏尔加河，在德国人旁边爬过。

　　连长建议他带着自动枪手一直到列米佐夫那里，但萨布罗夫又拒绝了。

　　他攀住突出地面的砖头和冻结的泥块，悄悄地沿着斜坡往下走，现在已经到了岸上。他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地方：刚开始渡河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里上岸。一条坡度不大的窄狭的河岸，上面马上就有—层层土台地通住上面。有的地方立着残剩的码头。岸上到处是烧焦的木头。

　　萨布罗夫刚来到下面，就感到寒气彻骨。

　　河是白色的。寒风凛冽。如果他想挨着岸边走，从上面就可以看出他映在白色背景上的身影。因此他决定在稍微高一些的地方，靠近悬崖走。他出发的时候跟连长约定，只要德国人一朝他开火，这个连也要用机枪向整个斜坡扫射。这种帮助虽不可靠，不过对于整个前半段路程总有些帮助。再往前就是最艰难的。不能用任何方法预先通知列米佐夫。而那边一发现有人，是会开枪甚至应该开枪的。现在只好靠自己的运气了。

　　他走了最初的１００米，没有伏在地上，他要尽可能无声地、迅速地走过去。没有人开枪。岸上一片荒凉，有一次他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用手撑住。他抬起身来的时候，摸到了障碍物——这是一个冻僵了的死人，黑暗中难以辨别是白己人还是德国人，萨布罗夫跨过了死尸。

　　他刚走了两步，从上面就有一梭曳光弹斜着在他前面飞过。

　　他赶快爬到一旁，躺到抛在岸上被烧焦的木头后面。

　　德国人又发了几梭子弹，照亮了萨布罗夫后面的河岸上死人躺的地方。德国人把死尸当做是活人。枪弹越来越逼近，最后一梭子弹直接命中死尸。萨布罗夫躺在木头后面等着。德国人显然认为破坏寂静的人已被打死，便停止射击。

　　萨布罗夫又往前爬。现在他紧贴地面爬着，竭力不弄出一点响声。他又有两三次撞在死尸上。后来重重地在石头上撞了一下，便轻轻地、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声。他觉得，前面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停下来凝神听着。听见水的激溅声。他又俏悄地爬了几步。水声现在听得更清楚了。这好像是用桶打水的声音。他忽然想起来，童年和同学们打赌，夜里穿过整个市立公墓，并且拿来挂在公墓尽头花圈上的一束磁花作为证明。此刻他觉得差不多和当时那样毛骨悚然。

　　他爬近了些，看见从破碎的小船后面露出弯着腰的人形。那人起初仿佛是从旁边走过，可是后来却绕过那堆木头，笔直向他走过来。

　　萨布罗夫等着。他一点主意也没有，只好等待：现在那人近了一步，后来又迈一步，后来伸手可以够到他了。等那人又跨了一步，萨布罗夫就伸出手臂，抓住他的脚，朝跟前一拉。

　　那人跌倒的时候，拼命地喊起来，在这同一瞬间，有一样东西敲着萨布罗夫的头，泼了他一身冰冷的水。那人喊的既非俄语，又非德语，只是拼命地喊：“啊—啊—咽……”。萨布罗夫用尽全身之力朝他脸上揍了一拳。那人喊了一句德国话，抓住他的手，下口咬它。萨布罗夫明白，现在发不发出响声反正是一样，便用空着的手掏出手枪，把枪口对着德国人身上接连开了几枪。那人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从上面发出几排自动枪声，几颗子弹嘭嘭地打在水桶上。萨布罗夫摸到了拴在水桶上的绳子：被打死的德国人是到伏尔加河上来打水的。

　　从上面继续射击。

　　“他们会下来还是害怕？”萨布罗夫想。

　　他用肩膀靠着死尸躺着，那死尸现在半躺在他身上，给他挡住子弹。

　　“这几时才能完呢？”他感到他要冻僵了；那德国人跌倒的时候，把一桶水都倒在他身上。上面继续射击，他们可以这样射击一整夜。萨布罗夫掀掉身上的死尸，向前爬。子弹时前时后地落在地上，当他爬了３０来步的时候，几乎是沿着整个河岸在继续射击，这使他恢复了他不会被打中的感觉。

　　他爬了５０步。还在朝岸上射击。又爬了几步……

　　他的手已经冻得麻木，不能感到土地了。悬崖上开枪的地方，射击的火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在后面从他来的地方和前面列米佐夫那边，都可以看到向开枪的德国人那面飞去的弹道。对射越来越猛烈，德国人朝下开抢的时候越来越少，向左右还射的时候越来越多。这时萨布罗夫就跳起来往前跑——他不能再爬了。他磕磕绊绊地跑着，碰到木头就跳过去。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列米佐夫那边应该懂得，德国人是在朝我们的人射击。他顾不得泥泞和黑暗，拼命地跑。他跌倒了，因为有人绊了他一下；他扑倒在泥泞里，碰伤了肩膀，这时有人坐在他的背上，开始反拧他的胳膊。

　　“什么人？”一个沙哑的声音问。

　　“自己人，”萨布罗夫不知为什么还是低声说，他感到他们在拧他的手指，他便用空着的手向扑到他身上的一个人用力一推，那人竟摔了出去。

　　“你怎么推人？”那人说。

　　“跟你说是自己人。带我去见列米佐夫。”

　　德国人大概听见骚动，放了几梭子弹。有人　泣了。

　　“怎么，受伤了吗？”另一个问。

　　“腿上受了伤，好疼。”

　　“这儿来，”一个人抓住萨布罗夫的手，拖着他向前走。他们跑了几步，躲在残壁后面。

　　“从哪儿来的？”仍旧是他起初听到的那个沙哑的嗓音问。

　　“将军派来的。”

　　“是什么人，黑暗里看不清。”

　　“萨布罗夫大尉。”

　　“啊，萨布罗夫……我是格里戈罗维奇，”萨布罗夫马上就听出这声音是熟悉的。“是你请我吃耳光的吗？挨老朋友的打，没有关系。”

　　格里戈罗维奇是参谋人员．一个月前普罗岑科根据他的请求派他去当连长。

　　“我们到列米佐夫那里去吧，”格里戈罗维奇说。

　　“列米佐夫活着？”

　　“活着，不过是躺着。”

　　“怎么，受了重伤？”

　　“伤倒不重，可是伤的地方很不方便。今天他整整一天都在骂骂咧咧。照科学的说法，他的两边臀部都被自动枪打伤，所以他不是趴着，就是勉勉强强地走动，可是不能坐。”

　　萨布罗夫不由地笑了。

　　“你还笑，”格里戈罗维奇说，“我们都要哭了。”

　　在狭窄的掩蔽部里，萨布罗夫看到列米佐夫趴在床上，头底下和胸部下头都垫着枕头。

　　“是将军派来的吗？”列米佐夫急不可待地问。

　　“是将军派来的，”萨布罗夫说。“您好，上校同志。”

　　“您好，萨布罗夫。我是在想，是将军派人来了，所以我不让他们开枪。你们那里怎么样？”

　　“一切都好，”萨布罗夫回答说。“除了从普罗岑科将军那里一定要爬行才能到列米佐夫上校这里。”

　　“不过要趴着指挥更糟糕，”列米佐夫说了又别出心裁地大骂起来。后来，他怀疑地眯起眼睛从花白的浓眉下看了看萨布罗夫，问道：“我受伤的事，大概已经有人对您说了吧？”

　　“说了。”

　　“当然喽：‘团长受伤的地方很有趣……’慢着，慢着，”他忽然打断自己的话，“您怎么浑身是血？受伤了吗？”

　　“不是，我杀了一个德国人。”

　　“那您总要把棉袄脱掉吧，沙拉波夫，让大尉洗洗脸，把我的棉袄给他！脱吧，脱吧。”

　　萨布罗夫动手解扣子。

　　“将军给了您什么命令？”

　　“准确地了解情况，向他报告，”萨布罗夫说，关于普罗岑科预料到形势会恶化以及万一如此就命令他当团长的话，却避而不谈。

　　“说到情况嘛，”列米佐夫说，“情况与其说是坏，不如说是丢人。我们放弃了一段河岸。团政委牺牲。两个营长被打死。我呢，您看见，还活着。将军怎么样，打算恢复原状吗？”

　　“我想，他预见到这一点，才派我来的。”

　　“我也这么想。当然，要从双方来行动，“列米佐夫说。“就是说，您暖和暖和就要回去吗？”

　　“只好这样，”萨布罗夫同意他的说法。

　　“要不，您留在我这里，我派个指挥员到那里去。是怎么吩咐您的？”

　　“不，我要回去。”

　　“谢苗·谢苗诺维奇！”

　　一位少校参谋长走了进来。

　　“我们的军队配置要图做好了吗？”

　　“马上就好。我们在把它画得更准确。”

　　“那就快点，快干起来……您赶在我前面了，”列米佐夫对萨布罗夫说，”我自己本来想派一个指挥员去。我们在准备一个配置图，就为这事耽误了。马上就好，我派一个通信军官跟您一同去。您认识菲利普丘克吗？”

　　“不，不认识。”

　　“是一个很好的、勇敢的指挥员。他跟您去。”

　　列米佐夫试试要抬起身来，又大骂了好半天。

　　“您想想看，打伤了什么地方。我有这么个坏脾气，我得一直跑来跑去：我不跑就不能想问题，也不能指挥，——什么事都不能做。都５０多岁啦，也该改掉这个习惯啦——可是就改不了。沙拉波夫！”他又喊道。

　　传令兵来了。

　　“帮我下床。”

　　列米佐夫从床上站起来，又是哼，又是骂，又是叹气，这一切似乎是同时来的。他站了起来，疼得苦着脸，一瘸一拐地在掩蔽部里来回走了几趟。

　　“图好了没有？”

　　“好了，”少校回答说，把一张纸递给他。

　　“您看，图上都写着，”列米佐夫几乎是从少校手里把图纸夺过来，继续跛行着说。“我这里布置的情况，我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不知怎么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两个营长被打死，政委被打死，我也受了伤——都是在半小时里。整个事件也恰恰出在这一瞬间。”

　　“损失大吗？”

　　“据守河岸的那一营人，几乎都完了。其他两个营差不多和原来一样。一般地说，还可以作战。”

　　“你们这里运伤员的情形怎样？”萨布罗夫　　地问。

　　他早就准备提出这个问题。他知道阿尼娅在这里，在列米佐夫的团里，可是总不敢提这件事，生怕听到可怕的消息。

　　“哪里算什么运送——伏尔加河上结了薄冰。就在地上挖了洞，住在窑洞里。”

　　“离这儿远吗？”萨布罗夫关心起来。

　　“还算远。右翼比较安全，就让他们待在那里……菲利普丘克，准备好了吗？”列米佐夫喊道。

　　“准备好了，”另外半间小屋里有人答应。

　　“马上就走吧。嗨，我怎么没有请您喝点酒。沙拉波夫！我老了，不记得，你是怎么啦？”

　　沙拉波夫立刻就地从腰带上解下德国式水壶，取下壶上的小杯，倒了一杯递给萨布罗夫。

　　萨布罗夫一口气喝完，咳嗽起来，——这是酒精。

　　“我忘记先告诉您了。我尽可能不喝伏特加，”列米佐夫补充说。“在芬兰战争中，我曾在所谓彼萨姆斯基方向待过。我在那里喝上了酒精。喝了它身上非常暖和。沙拉波夫，给我帮个忙！”

　　沙拉波夫走到列米佐夫跟前，在扶他躺回去的时候，同样的动作又带着叹气，呻吟和咒骂重复了一遍。

　　“走路还是费劲，”列米佐夫躺下说。“我受过几次伤，可是像这样，不客气地说，不成体统的伤……老实说，要是那个把我害成这样的德国人被我捉住，我就不管它什么军法不军法，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顿。图纸交给谁——给您还是给菲利普丘克？菲利普丘克！”

　　“有。”

　　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棉袄，带着自动枪的人走进掩蔽部。

　　“给我吧，”萨布罗夫说，“我既然来到这里，大概也回得去。”

　　“既是这样——您就拿着。报告师长，列米佐夫上校将竭尽全力来收复河岸，亲自赎罪。还要迫使别人来赎罪，”他怒冲冲地补充说。“您去报告：士气昂扬，准备作战。关于我受伤的事本来想叫您不要去报告的。不过您反正是憋不住的，随他们去笑吧。对您，菲利普丘克，“列米佐夫对等待着的指挥员说：“唯一的请求和命令是：到达参谋部，再平安无事的回来。”

　　“是，回来。”菲利普丘克立正说。

　　“完了。哦，还有……”

　　列米佐夫说了半句就停下了，眯着眼睛，咬紧牙齿。他这样躺着了几秒钟，萨布罗夫懂得，老头说话是十分勉强的。

　　“还有就是，”列米佐夫睁开眼，用原来的声调说。“我认为，今天黎明和白天不需要去恢复阵地。德军要等待反攻。今天要守在原地做准备，等到明天夜里，他们以为我们已经甘心忍受这种恶劣处境的时候，我们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予以痛击。把我的这个意见报告将军。菲利普丘克，您准备好了吗？”

　　“是。”

　　“那就走吧！”

　　当他们顺着湿滑的台阶往下滑到河岸的时候，萨布罗夫又问，这次是问菲利普丘克。

　　“你们这里的伤员怎么办？运走吗？”

　　“哪里能运走？河上有薄冰，”菲利普丘克回答他的话和上校一样。“怎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萨布罗夫忽然记起阿尼娅最后一次是多么大大方方地走到他面前，当着马斯连尼科夫拥抱了他，不禁因为自己的窘迫感到惭愧。“事情是这样，我的妻子在你们团里。”

　　“妻子？”菲利普丘克惊讶地反问。“在哪里？”

　　“她是护士。她一般在卫生营，不过现在在你们团里。克利缅科，您不知道？”

　　“克利缅科，”菲利普丘克重复了一遍“克利缅科……”

　　“阿尼娅，”萨布罗夫补充说。

　　“阿尼娅？您一开始就该这么说。我当然知道。”

　　“她平安无事吧?”萨布罗夫问。

　　“我想是平安无事，“菲利普丘克回答说。“傍晚６点钟光景我看见她的，我看她一切正常，”他的口吻里带几分怀疑，因为从他看到阿尼娅已经过了七八个小时，而在七八个小时里，在斯大林格勒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您回去的时候如果看见她，”萨布罗夫说，“请告诉她，萨布罗夫一切都好……我问她好。或者连这也不需要，——就说我一切都好就行。”

　　“好，”菲利普丘克说。“我不但是今天，昨天在列米佐夫那里也看见过她。老头不顾一切地骂了她。”

　　“为了什么？”萨布罗夫问，他已经有些猜着。

　　“因为不该去的地方，她乱钻。老头到现在还不忍看见妇女受伤或是被打死。他大喊大囔，跺看脚，把她赶走。可是后来把他的沙拉波夫叫来，叫他拿来一张奖状。他的事都是说了就做的。”

　　萨布罗夫微笑了，心里感激列米佐夫，与其是为了奖状，不如说是因为他骂了阿尼娅，还对她跺脚。

　　他们走到半小时前萨布罗夫在它附近被抓住的废墟那里。还是格里戈罗维奇坐在那里。

　　“萨布罗夫吗?”他轻声问。

　　“是的。”

　　“往回走吗？”

　　“往回走。”

　　格里戈罗维奇走近些，跟萨布罗夫和菲利普丘克握手。他头上包着白绷带。

　　“你这是怎么啦？”萨布罗夫问。

　　“亏你还问。你的手像个大槌头。使劲把我一推，把整个额头在石头上碰得血淋淋的。”

　　“哦，请原谅。”

　　“得啦。顺便告诉您，德国人到现在都不放心。你看，在整个岸上搜索呢。”

　　萨布罗夫朝前看了看。悬崖上不断有自动枪在扫射。

　　“只好一路上都爬过去了，”他轻轻地对菲利普丘克说。

　　“行啊，”那人回答说。

　　“我把文件直接放在怀里，就在这儿，”萨布罗夫以防万说。他拉着菲利普丘克的手，让他摸摸文件。“您感觉到在什么地

　　方了吗?”

　　“感觉到了，”菲利普丘克回答说。

　　“好，我们就爬吧。”

　　萨布罗夫的记忆力很强，现在他对河岸已经很熟悉。那些能够做掩护的一根根木头和一个个瓦砾堆，他都能一一回忆起来。

　　菲利普丘克在他后面爬，子弹落在近处的时候，萨布罗夫有时就问：“你在这里吗？”菲利普丘克就轻轻地回答：“在这里。”

　　据萨布罗夫估计，他们已经快到那边我们的前沿，这时几梭子弹一下子落在他们周围。

　　“你在这里吗？”萨布罗夫问。

　　菲利普丘克没有作声。萨布罗夫没有抬起身子，往回爬了两步，摸到菲利普丘克的身体。

　　“你活着吗？”

　　“活着，”菲利普丘克几乎听不出地回答。

　　“你怎么啦?”

　　可是菲利普丘克已经不回答。萨布罗夫摸摸他。棉袄底下有两处——头颈上和肋下——被血浸湿。他把耳朵贴近菲利普丘克的嘴。菲利普丘克在呼吸。萨布罗夫用一只手挟着他的腋下，一手着力，用腿撑着往前爬。爬了３０步，他累得筋疲力尽，他放下菲利普丘克，和他并排躺着。

　　“菲利普丘克，菲利普丘克。”

　　萨布罗夫把手伸到菲利普丘克的棉袄和军便服下面，摸到他的身子。身体显然冷了。萨布罗夫解开死者的上衣口袋，掏出一束证件，从手枪套里取出手枪，塞进自己的裤袋，再往前爬。他不愿意让菲利普丘克的尸体留在这里，但是怀里的文件不容许他多考虑。

　　他又爬了４０来步，听到前面有一个呼哨似的低语：“什么人？”

　　“自己人，”萨布罗夫也低声回答，他用麻木的腿站起来，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往前走去。原来，他只需要走三步就到了凸出的墙前，那里有人在等他。“连长在哪里？”他问。

　　“在这里。”

　　“离这儿４０来步的地方，躺着一个和我一同爬来的指挥员。”

　　“他受伤了吗？”连长问。

　　“不，被打死了，”萨布罗夫生气地回答，他感到在这句话里含有是否要去拖的口气。“被打死了，可是反正要拖回来。明白吗？”

　　“明白，大尉同志，”连长说。“他身上的证件您拿来了吗？”

　　“拿来了。”萨布罗夫说。

　　“大尉同志，那还有什么呢？在他反正是一样……不会好受些。可是我要派两个人去——他们可能完蛋。”

　　“我已经命令您去拖，”萨布罗夫又说一遍。

　　“是，大尉同志，”连长说，“不过……”

　　“‘不过’什么？”

　　“如果在别的时候我也不会说了，可是目前每一个人都很宝贵。”

　　“要是您不去拖，”萨布罗夫突然怒不可遏地说，“我去把文件送给将军，再回来自己去拖，可是因为您不执行命令，我要枪毙您。派一个人给我带路到指挥部去。”

　　他转过身去，摇摇晃晃地跟着一个自动枪手向普罗岑科的掩蔽部走去。再待一分钟——他就会揍这个连长。也许，那人有他自己的道理，他的人数有限，但是把牺牲的指挥员的尸体拖回来，对于军队是一件那样重要而神圣的事情，在萨布罗夫看来，即使损失在所不免，这样做也是正确的。

　　萨布罗夫走进掩蔽部的时候，他觉得眼前一阵发黑，马上在长凳上坐下。后来他睁开眼睛想站起来，可是普罗岑科已经站在他身旁，把手按在他的肩上，叫他坐下。

　　“喝点伏特加吗？”

　　“不，将军同志，我不能喝，——我累了，喝了要醉倒的。如果有茶……”

　　“那赶快给他拿茶来！”普罗岑科喊道。“列米佐夫活着吗？”

　　“活着，不过受了伤。这里是他的文件。”萨布罗夫伸手到怀里摸出文件。

　　“好，”普罗岑科戴着眼镜，说。

　　萨布罗夫看见普罗岑科在读文件，就往墙上一靠，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普罗岑科摇他的肩膀，他才明白，他是睡着了。

　　“坐着，坐着。”普罗岑科拦住他。

　　“我睡了很久了吗？”

　　“很长。大约有１０分钟。你说列米佐夫伤了吗？”

　　“受伤了。”

　　“伤了什么地方？”

　　萨布罗夫讲了。果然不出列米佐夫所料，普罗岑科大笑了。

　　“老头多半要骂人了吧？”

　　“那还用说。”

　　“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我看不坏。”

　　“他向我报告说，他可以集结力量，从他们那方面打击德国人。他也不甘心忍受这种形势。”普罗岑科用指头敲敲他拿在手里的文件。“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一个人。”

　　“他怎么不给你一个通信的指挥官，可以派回去？他这个老手也会失算。”

　　“他给了一个指挥员，路上被打死了。”

　　直到现在萨布罗夫才想起来，菲利普丘克的证件和手枪在他身上，便都拿出来放在桌上。

　　“是这样。”普罗岑科皱了皱眉头。“他们的炮火厉害吗？”

　　“厉害。”

　　“白天那边通不过吗？”

　　“白天根本不能通过。”

　　“嗯……”普罗岑科拖长了声音。显然，他想说什么但没有决定，“可是我明天夜里要举行突击。他是怎么被打死的？”

　　“谁？”

　　“就是他。”普罗岑科指指放在他面前的菲利普丘克的证件。

　　“他受了致命的伤，我拖着他，后来他就死了。”

　　“嗯……”普罗岑科又拖长了声音说。

　　萨布罗夫疲倦得眼睛阖起来了。他模糊地感到，普罗岑科想派他回到列米佐夫那里，可是又说不出口。

　　“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普罗岑科对坐在那里的参谋长说。“写个命令给列米佐夫。要预见到我们决定的一切：准确的钟点和信号弹等等——完了。”

　　“我已经在写，”参谋长抬起头来回答说。

　　普罗岑科转脸对着萨布罗夫，差不多是第五次重复说：

　　“嗯……你干吗坐着？你暂时躺一会吧。”他小心地、几乎是胆怯地说出了“暂时”这个字。“暂时躺一会。好啦，好啦，躺下吧。我命令你。”

　　萨布罗夫用力把脚抬到小凳上，脸贴着掩蔽部的冰冷潮湿的墙，转眼就睡着了。他头脑里最后闪过的想法是：大概还是要派他去的。好吧，派就派吧，只要此刻让他睡上半个小时，以后反正是这么回事了。

　　普罗岑科在掩蔽部里来回走着，等参谋长把命令写完。有时他边走边望望萨布罗夫。萨布罗夫在睡着。

　　“叶戈尔·彼得罗维奇，要是派沃斯特里科夫去怎么样？”

　　“派沃斯特里科夫去也行，”参谋长表示同意。“只送命令，口头上您没有什么补充吗？”

　　“有了命令如果口头还要补充，这个命令就太差劲。”

　　“如果口头上不用补充，可以派沃斯特里科夫去。”

　　“我本来想派他去，”普罗岑科指指萨布罗夫，“不过一夜去３趟很困难。”

　　“去虽困难，但是到达却容易些，“参谋长说。“他已经爬过两次，每一个高起来的地方．每一个坑洼他都知道。”

　　“嗯……”普罗岑科又拖长声音说。“只好如此。命令应该送到那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把萨布罗夫推醒，

　　“是，”萨布罗夫带着暂时入睡、随时准备惊醒的神气站了起来。

　　“这儿是命令，你拿去，”普罗岑科说，“你到了列米佐夫那里，叫他们给我们在伏尔加河上空发射一枚绿色和一枚红色的信号火箭。如果没有信号火箭——就用自动抢连发三梭曳光弹。间歇一会再放一枪。从这里可以看见吗？”

　　“可以看见。”萨布罗夫说。

　　“我就可以知道，你到达了，把命令送到了。你在路上不会睡着吗？”普罗牛科拍着萨布罗夫的肩膀，问：“等你忽然醒过来，已经是白天，那怎么办？”

　　“我不会睡着的。德国人不会让我睡着。”

　　“也许只有德国人不让吧，”普罗岑科笑了起来，“你是累得要命了吧？”

　　“不要紧，我不会睡，”萨布罗夫又说了一遍。

　　“那好吧。你在桌旁坐下。”

　　萨布罗夫坐到桌椅板旁，普罗岑科把门打开一点，大声说：

　　“茶准备好了吗？”

　　后来普罗岑科亲自走到门外，轻声吩咐了什么话。过了两分钟，当普罗岑科、萨布罗夫和参谋长都并排坐在桌旁，沃斯特里科夫端来一只铜盘，上面除了三杯茶和一点饼干之外，还有一罐刚打开的樱桃果酱。

　　“你看，”普罗岑科说，“我不能请你吃甜饺子，可是乌克兰的樱桃——请吧。”他把罐头拿在手里转了一下，用指甲在商标纸上“基辅国营罐头食品托拉斯”的下面划了一下。“知道吗？是从基辅带来的。”

　　“从离开基捕就一直带着吗？”

　　“当然，我是撒谎。是在沃罗涅什附近的什么地方发给我们的。我喜欢吃樱桃……好，来喝茶。”

　　现在普罗岑科已经不再踌躇——要不要派萨布罗夫去了。如果表现出过分的担心——那就是向那人提醒，你在想他可能会死，于是普罗岑科突然谈起他在里面学习过的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附设的红色准尉学校。

　　“教得不错。外表很好：制服、马裤。顺便说说，甚至还教跳舞和礼节，虽然当时还不流行那一套。”

　　“怎么样，学会了吗？”参谋长笑了。

　　“怎么，难道看不出来？”

　　“要看在什么时候。”

　　萨布罗夫喝了一大杯热茶，他又想睡。喝了第二杯之后，似乎稍微有些精神。果酱很好吃，没有核——是他从小就喜欢吃的。普罗岑科吩咐拿第三杯来。这时萨布罗夫觉得，该走了，他喝了几口，就站起来。

　　“怎么不喝完？”普罗岑科问。

　　“该走了，将军同志。”

　　“就是说，如果没有信号火箭，就用自动枪放排射，三下和一下。”

　　“明白了，”萨布罗夫说。

　　“朝伏尔加方面……”

　　“明白。”

　　萨布罗夫举手行了个军礼，转过身去走了。普罗岑科和参谋长沉默了一会。

　　“嗳，怎么样，”普罗岑科对走近来的参谋部指挥说。“各营的人都调来了吗?”

　　“正在调。”

　　“您去催催，天快亮了。到那时再调——人员就会损失……你以为他能到达吗？”普罗岑科想起萨布罗夫，问参谋长。

　　“我希望能。”

　　“我也希望能。我派他去的时候，有一瞬我真想对他直说：你第三次到达——给你列宁勋章，这是将军的诺言。他们要是不批准——我就把自己的摘下来给你！”

　　这时萨布罗夫在完全冻结的土地上爬着。也许是因为将近黎明，德国人认为这里不会再有人经过，也许他们只是因为整夜向河岸开枪感到乏味，他已经爬了一半路程，上面一声枪响也没有。这甚至使他害伯起来——会不会有埋伏？他扳上扳机，从腰带上解下一颗柠檬式手榴弹拿在右手里。这样爬起来虽然比较困难，他却不把手榴弹放下，握在手里以便一碰到危险就可以扔过去。后来他想到了命令。有什么办法呢，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第二颗手榴弹扔到自己的脚下。他安全地又爬了５０步之后，就渐渐摈除这些想法。一种下意识的感觉告诉他，这一次也会平安过去。果然，他已经爬到那边的废墟跟前，一路上连一声枪响也没有。

　　“又是你吗，萨布罗夫？”格里戈罗维奇喊了一声。

　　“是我。”

　　“菲利普丘克呢？”

　　“被打死了。”

　　“在什么地方？”

　　“爬了不到70步，”萨布罗夫说，他想起了死去的菲利普丘克的脸，回这边来的时候，他问那个连长有没有把菲利普丘克拖来。听说已经拖来，他要亲自看看尸体停在什么地方，他用手电筒照了照菲利普丘克的脸，脸色是惨白的，有一个战士擦去了他脸上的泥和血迹。萨布罗夫在一生中不知是第几次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仅仅在一小时之前他还和这个人互相低语着。“你在这儿吗？”他说。“我在这儿，”菲利普丘克回答说。

　　萨布罗夫走进列米佐夫的屋子，把命令交给他。列米佐夫读了命令，然后问起菲利普丘克，他几乎把和格里戈罗维奇说的那一番话又重复了一遍。

　　“证件带来了吗？”列米佐夫问。

　　“交给将军了。命令发个信号，表示我到了。你们有绿色的和红色的信号火箭吗？”

　　“应该有的。沙拉波夫，你去看看有信号火箭吗？”

　　“信号火箭都用完了，上校同志。”

　　“那就命令用自动枪在伏尔加河上放三排曳光弹，３发同时放，然后是１发。”

　　“这倒可以，”列米佐夫来了精神，又减道：“沙拉波夫！帮我站起来。”

　　沙拉波夫帮他站了起来，他便叹息着，在掩蔽部里走走活动筋骨。

　　“给我自动枪和装好曳光弹的弹盘。萨布罗夫，我们走吧。即使这样，我也要亲自来放枪。”

　　沙拉波夫和另外一个自动枪手跟着列米佐夫和萨布罗夫走出掩蔽部。

　　“和我并排站着。听到‘一、二、三’的口令，就放一长排枪。我们就算是悼念菲利普丘克放礼炮致敬。“列米佐夫转身对自动枪手说。“把您的自动枪给大尉。萨布罗夫，您拿着。我们一同来纪念同志！”

　　当他们听见“一、二、三”的口令用自动枪发出排射时，天色已经有些灰濛濛的。发光的弹道，高高地飞在伏尔加河的暗灰色的天空，到终点就弯曲了。列米佐夫紧接着又发了一梭子弹，看了看萨布罗夫，正好萨布罗夫这时要说，他该回去了。

　　“我不放您走，天已经亮了。一般地说，我是不会放您的。碰运气３次还可以，多了就不必。明天夜里我们突了围——您，就可以回去。”

　　“我那边营里没有营长呀，”萨布罗夫说。

　　“我这里的两个营都没有营长。您去睡觉吧。沙拉波夫，把大尉安排在政委的床上，我的政委牺牲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月前才从党的区委会振来的。他不会打仗，可是连对我这个打仗的老手，也给了精神上的鼓舞。我非常惋惜。惋惜得叫人奇怪。我们到掩蔽部去吧。”

第十九章

　　萨布罗夫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３点钟了：他差不多睡了８个小时。掩蔽部的角落里有人在动。

　　“是什么人？”萨布罗夫问。

　　“是我。”

　　他面前站着一个胖姑娘，她的袖子卷着，军便服上面戴着围裙。

　　“上校呢？”萨布罗夫问。

　　“在前沿上。”

　　“你们这儿的前沿在哪里？”

　　“就在旁边。”

　　萨布罗夫把脚放到地上，直到现在才发现，有人脱了他的靴子和包脚布。

　　“您坐着，”那姑娘说。“包脚布在烘着，马上就拿来。”

　　“是谁给我脱的靴子？”萨布罗夫问，

　　“明摆着是谁——是沙拉波夫呗。”

　　姑娘出去马上又回来了，一手拿着萨布罗夫的烘干了的歪扭的皮靴，另一只手拿着包脚布。

　　“给您，穿上吧。”

　　“您叫什么名字?”萨布罗夫问。

　　“帕沙。”

　　“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代替所有的人？”

　　“我一个人，”帕沙回答说，“全上前沿去了，电话也在那边。”

　　“这么说，守卫司令部的责任全交给您了？”

　　萨布罗夫问，一面在裹包脚布。

　　帕沙沉默了一会，显然不赞成这无聊的问话。

　　“想吃东西吗？”

　　“想。”

　　“上校吩咐，叫您醒来吃了东西之后，到他那里去，有自动枪手陪着您去。”

　　“您要给我吃什么？”

　　帕沙烦恼地耸耸肩膀：这个问题使她苦恼。

　　“浓缩食品。荞麦的。吃过吗？”

　　“吃过。”

　　“我在里面放了点脂油。明天要弄什么吃的，我可不知道了。”

　　“伏尔加还没有冻上？”萨布罗夫问。

　　“鬼知道。一会儿说——冻上了，一会儿说——没冻上，吃的东西不运来。这才叫人心烦呢。”

　　她走了出去，拿着一个盛着饭的平底锅回来。

　　“吃吧。”

　　后来她走到角落里，拿出一只军用水壶，晃了一下，也不问萨布罗夫，就给他倒了半杯。

　　“沙拉波夫在哪里?”

　　“跟上校在一块。他总跟着上校，寸步不离。”

　　她不等邀请，就在萨布罗夫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手托着下巴，开始仔细地看他。团里的人她一定统统都仔细端详过，而他是个新来的。

　　“嗳，你瞧什么？”萨布罗夫说。

　　“不看什么，随便看看。现在您要待在我们这里了吗？”

　　“不，不待在你们这里。”

　　“那您干吗在这里？”

　　“我是临时到这儿来的。明天就走。怎么样，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她不懂这是开玩笑，说。“也许您还想吃点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了。也许，您还想喝点茶，茶是有的。”

　　“不，不要了。”萨布罗夫回答说。

　　“可是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老要喝茶。”

　　“这个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是谁？”

　　“就是上校。”

　　“可是我不想喝。”

　　“随您的便。也许，给您点巧克力？”

　　“不啦。”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说，叫把所有的东西都请您吃。”

　　“谢谢，我不要。”

　　“好吧，随您的便，要不然，他只剩下一块了，”萨布罗夫觉得，姑娘的口气之中带着几分轻松。

　　“那么自动枪手在哪里？”他吃完浓缩食物，问道。

　　“在那边战壕里。”

　　萨布罗夫站起来。

　　“谢谢。”

　　“再见。您怎么吃得很少。”

　　萨布罗夫走了出来。在掩蔽部旁边的战壕里果然有一个自动枪手在等着他。

　　“那么，我们就到上校那里去吧，”萨布罗夫说。

　　“大尉同志，根本用不着走，”自动枪手说。“抬腿就到了他那里。”

　　在列米佐夫的管辖下，可以看出一切都有条不紊。从掩蔽部往前，有交通战壤穿过废墟，只有在可以伸直身子安全通过的地方才没有交通壕。

　　５分钟后，萨布罗夫来到一个造得相当巧妙的观察所。在这里将列米佐夫的阵地和德军隔开的峭谷边上，耸立着一座被毁的房子。德军的大炮不断对着它的废墟轰击。列米佐夫挖到这所房屋的地基下面，在下面挖了一个相当宽敞的土窑，朝德军方面开了两个掩蔽的小洞眼。

　　一夜过来，土地完全上冻了。谷底躺着１辆从斜坡上翻下来的坦克和许多横七竖八的尸体。

　　“早饭吃得怎么样？”列米佐夫问萨布罗夫，这样来代替问候。

　　“好极了，上校同志。”

　　“看来，帕沙没有叫我丢脸，她这个人很小器：样样都替我节省。怎么也不能教会她款待客人。”

　　“相反，”萨布罗夫说，“她还要请我吃巧克力呢。”

　　“是真的吗？好，这是进步。今天我这里很安静。然而，好像是对将军那边施加压力。您听见吗？”

　　果然，左边可以听到枪声。

　　“听声音，已经两次进行手榴弹战了。换了我，立了这样爬行的大功之后，我要睡上它一天一夜。我命令他们不要叫醒您。当然，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是要叫醒您的，但是目前还不到这地步。活动嘛，这是有的。请看望远镜。”

　　萨布罗夫从列米佐夫手里接过望远镜，朝峡谷那边望了很久。那边不断有人跑来跑去。在房屋的空隙中间闪过１辆坦克，后来又是１辆。

　　“他们已经轰炸过了？”萨布罗夫问。

　　“我们这里没有。左岸那边轰炸过了。他们总想捕捉‘卡秋莎’。‘卡秋莎’一向总是在早上唱歌的。您休息好了吗？”

　　“完全体息好了。”

　　“今天您在我这儿简直像参谋本部临时派来的军官一样——可以观察战斗的全过程。然而……”

　　列米佐夫微微随行着，把萨布罗夫带到一旁，他们走出掩蔽部，两人都靠着战壕的墙。

　　“然而，”列米佐夫重复说，“要是您能到右翼去就好了。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他们今天对我不感兴越，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用不着管的东西。他们认为，随时都可以把我干掉。不过您还是到那边去，以备万一。我的右翼比较弱，——指挥１个营的加雷舍夫中尉完全是个孩子。昨天那里的人都被打死了，有什么办法呢？您代表我到那里去观察观察，待到晚上。如果需要，您就负责指挥。夜里我们要一同突围。在这里我是不会放您的……好吗？”

　　“好，”萨布罗夫同意说，列米佐夫说话的那种毫不做作的温和的口吻使他感到惊奇，尽管他明明是在下命令。

　　“来，我们到掩蔽部去吧，”当一颗重炮弹在离他们１００步的上空爆炸时，列米佐夫连忙说。他拉起萨布罗夫的衣袖。“我觉得，他们十分清楚，我的观察所在什么地方，不过从上面打我是打不穿的，要直接命中这些小窗户，需要把一尊小炮直接推到峡谷那边，对着我。那时才能击中。他们已经推来过两次，可是被我们打倒了。第三次不敢再来。夜里虽然试过，可是打不中。他们的炮手相当蹩脚。现在，您听，老是冲着我们……”

　　他们在掩蔽部里等袭击过去。

　　“好，现在他们大概要休息一刻来钟。走吧，自动抢手送您去。”

　　营长的土窑跟列米佐夫的观察所一样，也是挖在一所被毁的房屋的地基底下，也有一条同样深的交通壕通到后面。

　　营长加雷舍夫果然像列米佐夫介绍的那样，完全是个年轻小伙子，刚从军校毕业。可是，他已经学会前线上的一套习惯，当他和萨布罗夫在掩蔽部出口处坐下的时候，加雷舍夫从靴筒里掏出烟袋，卷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烟卷，使萨布罗夫不禁微笑了。

　　“给我也来一支，从昨天晚上起就没有抽过烟。”

　　“营长在哪里？”听到他们背后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这儿，”加雷舍夫说，高兴地微笑了。“在这儿呐，阿尼奇卡，我现在是营长了。”

　　萨布罗夫转过身去，目光和阿尼娅相遇了。

　　阿尼娅一边走进来，一边在自己的药包里掏什么；她立刻惊奇而疲倦地垂下了手，现在她站在那里，默默地瞅着萨布罗夫。

　　“阿尼娅。”他说，朝她迈了一步。

　　她仍旧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是抬起眼来望他。眼睛里涌着大粒的泪珠。

　　“怎么，您在这儿？”她终于问，“您什么时候来的？”

　　“夜里。”

　　“这么说，是您从师里来的，是吗？”

　　“是我，”萨布罗夫回答说。

　　“我们一直在想，是谁能来得了。不过我没有想到就是您。”她是这样地惊奇和激动，竞又称他“您”，这在最近是第一次。

　　他站在那里，也默默地望着她。

　　“你们这里有伤员吗？”阿尼娅对加雷舍夫说。

　　“有两个。”

　　“我们马上就把他们送到峡谷里去。这么说，是您在这里？”她望着萨布罗夫，似乎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在这里。”

　　她脸上表情不改，伸过身子，双手楼住他的颈脖，短促地吻了他的嘴唇，又把手放下。

　　“多么好，”她说。“我本来非常害怕。”

　　“我也是，”萨布罗夫说。

　　加雷舍夫默默地注视这一幕。

　　“我们马上就走，”阿尼娅又对他说了一遍，便向萨布罗夫走过去。

　　“你怎么，留在这儿不走了吗？”现在，在她吻了他之后，她仿佛是从丧失了记忆力的病中恢复了似的，又开始称他“你”了。

　　“不，”萨布罗夫说，“我们一旦会合，我就回去。”

　　“陪我在战壕里走一段。有卫生兵在那里等我。”

　　“我马上就来，中尉同志，”萨布罗夫对加雷舍夫说了一声，跟着阿尼娅走了。

　　拐了弯，在加雷舍夫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地方，阿尼娅拉住萨布罗夫的皮带，问道：

　　“你什么都没有说吗?”

　　“没有说什么?”

　　“让我们在一块的话。我非常希望能在一块。我虽没有对你说过，可是我非常想……”

　　“暂时还没有说。”

　　“我觉得，我和你来到这边岸上的时候，这儿根本顾不上谈这件事。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是的。”

　　“可是现在—直都要这样。也许更糟。不管在这儿还是在你那里，到处都一样。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好意思去请求呢？”

　　“我没有不好意思，”萨布罗夫说，“我会去请求的。”

　　“去请求吧……昨天我们完全被切断了，简直可怕极了。我想，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要在一块。不，不，别听我的，你瞧着办。不过我总想在一块。如果此刻有一个炸弹落到这儿，我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在一块。如果我们在一块，我就会勇敢些，你明白吗？你，大概也一样。是吗？”

　　“大概是，”萨布罗夫有些犹豫地说，他想，假如阿尼娅在他身旁，也许，他为自己担心的确会少些，而为她担心大概会更多。

　　“大概是，”阿尼娅重复说，她没有发觉他的犹豫，‘我知道，你的心理和我一样。我是这么想的。好啦，我去撤伤员。你不能离开这儿吧？”

　　“不能。。

　　“我知道。你不能想象，眼下在峡谷里我们有多少伤员，从来没有这么多过。这是因为渡不了伏尔加。我走了，”她把手伸给萨布罗夫，又一次说。

　　直到此刻萨布罗夫才发现，她穿的是另一件军大衣——不是他从前看见她穿的那一件。

　　“你这件大衣是从哪里来的？”

　　“这不是我的。是人家从死人身上脱下来给我的。你看，”她让他看左胸上的一个小窟窿。“别处完全是好好的。我的那件上落了一个迫击炮弹，被炸得粉碎。”

　　“怎么被迫击炮弹？”

　　“昨天我抬伤员的时候，觉得很热，就把大衣脱下，叠得整整齐齐——你知道，就像把大衣放在床上那样——正巧有一个迫击炮落到它上面。”

　　萨布罗夫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他看出她穿这件大衣嫌长，袖子也卷起来。呢子磨破了她的手，在挨袖口的手腕上留下一道道横的伤痕。

　　“来，把那只手也让我看，”他说。

　　另一只手上也是一样。

　　“你看，磨得多厉害，”萨布罗夫说。“你去对他们说，让他们给你换一件。”

　　“好吧。”

　　“一定要说。”

　　他把她的双手紧握在自己手里，举到唇边，在每只手上有伤痕的地方吻了几次。

　　“好，你走吧，”他说。“我看到普罗岑科，会请求他让我们在一块的。”

　　“他不会拒绝的，”阿尼娅说。“决不会拒绝。”

　　她把手深深插到口袋里，大概是免得萨布罗夫再怜惜她，就沿着交通壕走了。

　　萨布罗夫在加雷舍合夫那里几乎度过了平静的一天，等天黑了，就回到列米佐夫的指挥所。列米佐夫半躺在床上抽烟。离他稍远坐着参谋长。

　　掩蔽部里静悄悄的，在一切都决定，都准备就绪，无需再发布何命令，只要等待规定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往往是这样寂静。

　　“我留安年斯基少校在这儿指挥其余所有的地段，”列米佐夫说，“我自己带领突击队前去。”

　　参谋长在列米佐夫背后向萨布罗夫一个劲儿地打手势，表示带突击队前去的正应该是他安年斯塞，而上校恰恰应该留下。因为他负了伤，前去没有意义。至少，萨布罗夫是这样理解他的。

　　“您在那里打什么手势？”列米佐夫问，他并没有转过头来。“我虽看不见，可是能感觉到。您说服不了我，对大尉打手势是白搭，他也说服不了我，而且也不会来说服我。是吗，大尉？”

　　“正是，”萨布罗夫说，他根据自己的脾气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争辩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从早上就说定了，一诺值干金嘛。您要是跟我一块去，就可以更快到达自己人那里。”

　　“而您，谢苗·谢苗诺维奇，”列米佐夫对安年斯基说，“是个好指挥员，但是已经该让您带领一个团了。是真的。遇到有机会，我对将军也要这么说。做参谋长的应该有些喜欢孤独，喜欢有５层盖板的掩蔽部……是啊，是啊，我这样说并不是讽刺您。您啊，如果您的团长一天遭到３次射击，而您只受到２次，您就要认为，您是可耻地躲避起来，您必须赶快去亲自去冲锋，来恢复自己精神上的平恒。您也不必和我争辩：您是该担任指挥的职务的时候了。如果您碰到的参谋长也像我碰到的一样，您就得时刻拉住他的后襟，免得他跑上前沿，那时候您就会了解我，同情我了。”列米佐夫大笑起来。

　　安年斯基没有作声，谈话突然的转变使他扫兴。列米佐夫叫来沙拉波夫，让他帮着在军便装上穿上棉袄，束紧皮带，戴上军帽。

　　“我不喜欢船形帽，”他看到萨布罗夫的目光，说。“也许是方便一些，可是不威风。”后来，他把手背放近帽沿，看看军帽戴得正不正，腰带上系了两颗手榴弹，又拿上自动枪。做好这一切准备，列米佐夫看了看表，萨布罗夫从普罗岑科的命令中知道，进攻应该在２２时整开始，也看了看自己的表。还剩２０分钟。

　　５分钟后，他们已经待在向伏尔加河倾斜、边上挖了许多壕沟的狭谷里——按照列米佐夫的命令，各个突击队都集合在这里。

　　人们待在战壕里，手持着枪，靠着土墙，彼此靠着。谈话的声音是低低的。在一面，离德方有２００米，而另一面，按照白天的估计，总共才５０米。只有在“ｙ—２”吱吱地响着在头顶飞过的时候，大伙才谈话。

　　“王家空军又飞过了，”又有一架“ｙ—２”式飞机在峡谷上空嗡嗡响的时候，萨布罗夫旁边的什么人说。

　　“是种老玉米的。”

　　“在咱们的西北战线上管它叫‘看树林的’。”

　　“各地叫法不同。要看自然条件……”

　　“再过３分钟应该开始炮击准备，”列米佐夫说。“各人带的手榴弹多吗？”他对战壕里坐在他旁边的战士们说。

　　“上校同志，每人６个，”一个军士报告说。

　　“轻点，别嚷，”列米佐夫说。“每人６个？这还不错。如果碰到一堵墙，墙后面是德国人，绕不过去，怎么办？”

　　“那我们就炸掉它，上校同志，”军士回答说。

　　“炸药带了吗？”

　　“哪能不带，上校同志！”

　　“你的枪上怎么没有刺刀？”列米佐夫问一个战士。

　　“我这儿有个好玩意儿。”战士用手拍拍腰间铿然作响的马刀。

　　“怎么，是哥萨克？”

　　“是苏联英雄多瓦托尔少将骑兵军团里的。”

　　“你这个哥萨克，怎么不骑马？”列米佐夫笑了。

　　“我把马都忘了。从夏天就没有见过马。”

　　“想它吗？”

　　“在这儿没有可能去想它，上校同志。”

　　“时候到了，”列米佐夫叫来直接指挥进攻的连长，问他是否一切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连长说。

　　“就是说，听到左岸的第一排炮声就推进。懂吗？”

　　“懂。”

　　“时候到了，”列米佐夫转脸向着伏尔加河，第二次焦急地重复说。

　　萨布罗夫也转过脸去。恰恰在这一刹那，远远地在左岸燃起一片火光，“卡秋莎”炮弹轰轰地在头顶掠过。

　　跟着“卡秋莎”，左岸的大炮响起来了。我方的重炮弹直接在头顶飞过。前面在德军那边，满天都是红色的闪光。当炮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时，火光就从黑暗中时而照亮屋角，时而照亮断墙，时而照亮被打得残缺不全的蓄油罐的碎铁片。突击队开始爬出峡谷，向前爬。一个重炮弹在离峡谷很近的地方爆炸了。

　　“没有打中目标，”列米佐夫说：“好，我们走吧。”

　　他以出人意外的轻捷爬出战壕，头也不回，就往前去。萨布罗夫跟在他后面。旁边是沙拉波夫和４个自动枪手。

　　我方的炮击继续着。在镕方阵地上和远远的深处，不断有重炮弹爆炸的响声。被“卡秋莎”点燃的汽油或石油的残滓燃挠着，通红的火舌直窜到天空。

　　可是德方也稍稍开始回击了：迫击炮弹已经几次飞过萨布罗夫的头顶，在后面爆炸。后来大炮响了起来。最后在前面可以听到密集的自动枪声。

　　突击队很快地走过从映谷到他们原来的战壕中间的地带，现在这些战壕被德国人占据着。萨布罗夫对昨天被德国人夺去的这块地方非常熟悉。他想象得出这是一块大约３００×２００米的地方。上面部挖了战壕和交通壕，只有在有些几乎是光秃秃的地方戳出皮墟和断墙。这里曾经有过几个汽油库，如今只剩下了基石和大量的狼藉遍地的破铁板。

　　萨布罗夫几次踩在烧焦的铁板上，铁板发出可怕的响声在脚底下翘起来。前面是砖砌警卫室的残迹。列米佐夫朝那边冲，萨布罗夫也跟在他后面跑。快到废墟，跟在萨布罗夫后面跑的人里，有人重重地、砰的一声例在地上。在废墟里有几个人已经架起两挺机枪。

　　“这就对了，”列米佐夫夸奖说。“加夫里洛夫呢？”

　　“我在，上校同志。”

　　“结果是拿下来了吗？”

　　“是拿下来了，上校同志。”

　　“他们在往前进吗？”

　　“在往前进。”

　　“你到前面去。告诉他们，我要呆在这里。”

　　警卫室旁边有子弹呼嘲着，啪哒啪哒地落下。左边很近的地方可以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右边在继续射击，不过没有爆炸声：那边还没有进入手榴弹战。

　　“唉，坏蛋！唉，坏蛋！”列米佐夫发火了。“大伙都躺下了。既然手榴弹没有爆炸，可见，他们都躺着不动了。怎么，是指挥员被打死了吗？萨布罗夫，您到那边去。随您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发动起来。”

　　萨布罗夫爬出警卫室，向右面黑暗中爬去。指挥员果然被打死了。架在废墟中的一挺重机枪令人无法通过。但是停滞的原因不在于指挥员被打死，而是因为３个工兵带着炸药绕道爬过去要把炸药放到房屋的废墟底下，德方的那挺重机枪就在这所房子的二层。其余的人要等待爆炸了才能前进。有一个准尉在指挥一切，当萨布罗夫爬近他的时候，他向萨布罗夫说明了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实质：

　　“如果不把它炸掉，我们也要过去，大尉同志，可是牺牲人太可惜——我们就再等一会儿。”

　　萨布罗夫同意了，在准尉旁边躺了几分钟，等待着。四周进行着夜战，这夜战跟一切夜战一样，好像是一个含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

　　“此刻普罗岑科那里不知怎么样？”萨布罗夫想。在普罗岑科应该进攻的地方，有轰轰的爆炸声和曳光弹道的纵横交错的密网，根据这些情况看来，那边也在进行战斗。我方从左岸发射的炮弹还是不断在头顶飞过，不过现在是远远地在德军后方爆炸。爆炸声不断地每隔一两秒钟轰响一次，萨市罗夫有一霎间想象，假如这样的炮轰不是在打德国人，而是打他和他率领的人，周围不知会出什么事。事实上，这炮火是可怕的，他也像所有的步兵指挥员一样，发自衷心地感谢俄罗斯的炮兵。

　　当前面隐藏着德国机枪的地方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时，萨布罗夫和准尉就带领人们去进攻。

　　一夜之中，萨布罗夫两次被洒了满身土疙瘩。棉袄的一只袖子被自动枪点射打穿，左臂被轻微烧伤。跟他同去冲锋的人，有许多已经不再回答同志们的呼唤。许多人负了伤，护士和卫生兵把他们从战场拖下去。萨布罗夫在黑暗和仓促之中，也没有能仔细看看，卫生兵里面有没有阿尼娅。

　　不过，总的说来，战斗比预期的要容易。右翼的两个突击队是在战斗进程中萨布罗夫不得不负责指挥的，他们相当迅速地占领了应该由他们拿下的战壕。任务完成后萨布罗夫去肃清通到左面的堑壕时，在一条堑壕里碰到几个自动枪手迎面走来。这是左翼１个突击队的战士。所以，整个这一地段都被整个儿拿下来了。

　　“再左边一点情况怎么样？”萨布罗夫问。“和师团会合了吗？”

　　“好像是会合了，大尉同志，”他问的那个自动枪手说。“打得弗里茨们够呛。”

　　萨布罗夫想了想，主要的麻烦还在早上。即使德国人在夜里比较容易地被打退，这也不是什么好兆头。显然，他们没有把后备力量投入战斗，决定把它推到早上。

　　萨布罗夫在黑暗中检查了还活着的人。和准尉一同布置好机枪，命令把有的地方的战壕挖深，修复被手榴弹炸毁的炮眼。后来他写了字条派两个通信员送去——一个去列米佐夫那里，一个送给参谋长。他写道，估计破晓时德方会来反攻，他留在这里，请求赶紧增援反坦克枪。“如果可能，”他在两张字条的末尾都添上，“哪怕是一门反坦克炮也好。”

　　去列米佐夫那里的通信员没有回来。天已经朦胧亮了，从安年斯基那里推来两门橡皮轮的４５毫米口径的小炮，还来了５名带着长长的“杰格佳廖夫”式反坦克枪的炮手和十四五个自动枪手。安年斯基在通信员带来的字条上写道：“尽我的力量搜集了一切。坚守着吧。”

第二十章

　　从早上８点钟天亮，德方第一次进攻开始，到晚上７点钟天黑，一切都结束为止，经过了令人精疲力竭的１１个小时。

　　最近一个星期里，师团在这个地段被挤到紧挨河岸，这时普罗岑科就努力在这里特别仔细地加固防御。整个地段都挖了战壕和交通壕，残余的地基下面挖了许多洞穴和掩蔽部，前面伸延着一条虽然不宽，但却相当深的小谷，德国人要达到我方阵地，非设法穿过这个小谷不行。

　　假如把战场上声响的增长可以用曲线画出来，那么这一天的曲线就像虐疾患者的体温一样，３次急遽上升和下降。

　　早上德方用团的大炮射击。后来加上团的重迫击炮，然后是师的大炮，然后是重突击炮，后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轰轰声达到极点时，突然中止，敌人就在响个不停的机枪声中进攻。在这一分钟里，凡是在我们战壕里枯坐过、忍耐着、仍旧活了下来的人——全去靠近机枪、自动枪和步枪。仅仅在一星期前，在德军刚开始进攻的口子里使得到“死谷”之称的峡谷里，此刻又一次证实它是名不虚传。有些德国人离战壕不过相差１０—１５米。似乎再过一秒钟他们就可以跳过这个距离。可是他们没有跳过。死的恐怖在最后一秒钟控制住那些几乎要跑到的人们，迫使他们转回去，于是那个往前跑时没有被打死的人，在返回去的路上反而被打死了。

　　第一次进攻不成功，一切又重新开始。假如这地狱般的情景第一次持续了两小时，第二次它就持续了５个半小时。德国人下决心不让岸上留下一点完好的地方。整个河岸都是密密麻麻的弹穴，假如所有的炮弹、迫击炮弹和炸弹都同时爆炸，这里的确不会留下一个活人。但是炮弹是在不同的时候爆炸，一枚炮弹刚刚爆炸，弹穴里已经有人趴着射击，而在下一枚炮弹爆炸的地方，却没有人了。这场殊死的捉迷藏的游戏持续了５个半小时，直到第６个小时快完，德国人举行第二次进攻，那些耳朵被震聋，半身被土埋着，疲倦得脸色发黑的战士们从自己的战壕里站起来，猛烈直射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把这次进攻也击退，这时，这场游戏才告结束。

　　经过短暂的寂静，轰轰声的曲线又上升了。

　　飞机飞来５次、１０次、２０次，它们俯冲得很低，有时气浪竟把它们抛上去。它们不顾高射炮的炮火，低空冲击战壕，使周围扬起喷泉般的泥土，好像在下雨。

　　爆破弹和碎片弹，大大小小的炸弹，炸出弹穴深３米的炸弹，刚触着地面就爆炸的炸弹（弹片低低地掠过地面，使如地上有草，也会被它割掉），——这一切在头顶上几乎轰响了３小时。但是晚上６点钟德国人又发动第３次进攻时，他们也未能跳过“死谷”。

　　萨布罗夫是初次看到在这么小的面积上有如此大量的死人。

　　早上，援兵到来之后，萨布罗夫点过自己的人数，——这个数字他记得很牢、——他有８３人。此刻，晚上７点，他只剩下３５人，其中有２／３受了轻伤。大概，他左右两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战壕都被炸毁，交通壕有几十处被直接命中的炸弹和炮弹炸断，许多掩蔽部被打坏，盖板竖立起来，一切都已结束，可是耳朵里还是不断轰轰地响。

　　如果将来有人请他描述一下这一天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可以用几句话来叙述：德国人射击，我们躲在战壕里，后来他们停止射击，我们就站起来朝他们射击，后来他们后退，又开始射击，我们就又躲到战壕里，等他们停止射击、发动进攻时，我们重又朝他们射击。

　　实际上，这就是他和同他一起的人们所做的一切。然而，他在一生中大概还从未感到过如此顽强的求生的愿望。这既不是怕死，也不是害怕原来有着全部欢乐与忧伤的生活将要淬然停止，也不是嫉妒别人会有明天，而他萨布罗夫已经不在人世的想法。

　　不，整整这一天他心里只有一个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到这一分钟的到来：那时候寂静到来，德国人会站起来，他自己可以站起来朝他们射击。他和他周围的人们这一天三次等待这个时机。他们不知道今后如何，但每一次他们都希望无论如何要活到这一刻。到晚上７点钟最后的一次，第三次进攻被击退，来临了短暂的寂静时，人们在一天之中除了口令和向德国人射击时大声叫喊的那些可怕的、声嘶力竭的咒骂之外，第一次说了一些话，——这些话竟是轻得出人意外。人们感到，发生了一件异常重要的大事，他们今天不仅做了将要在情报局的战报上登载的：“某部消灭希特勒匪徒达７００（或８００）人之多”那件事，他们今天一般地是战胜了德国人，证明自己比敌人更强大。

　　７点半，天已经黑了，安年斯基来到萨布罗夫的战壕。萨布罗夫背靠着战壕的墙坐着，懒洋洋地用餐叉在肉罐头里挖，要使自己相信，他俄了，应该吃点东西，尽管他根本不想吃。

　　“他们被打退了，”安年斯基说。

　　他的脸跟大伙一样，又黑又疲倦，——安年斯基那边今天经过的情形一定也跟这里一样。

　　“这里是打退了，”萨布罗夫说。“不知总的情况怎样？”

　　“总的也打退了，”安年斯基回答说。“有一个中尉跟我来，他是来代替您的，——将军要您马上就去。”

　　“那边怎么样？”萨布罗夫问。

　　“也打退了。”

　　“列米佐夫在哪里？”

　　“他被抬到掩蔽部里去了。”

　　“又受伤啦？”

　　“不是，”安年斯基说。”半小时前，一切刚结束，他就昏倒了。受了这样的伤站了一天一夜，可真不容易！到将军那里去吧。他搬到新的指挥所——离这儿大约３００米，就在悬崖边上。”

　　萨布罗夫沿交通壕走去。有两三次他只得跨过身上盖着泥土、还没有抬走的我军战士的尸体。走了４００来步，萨布罗夫看见普罗岑科站在悬崖边上。他跟大伙一样，也穿着棉袄，不过头戴不久前从对岸给他送来的有红帽箍的将军帽。离他稍远，有两个战士在挖木料做掩蔽部的盖板。

　　“萨布罗夫，是你？”离开l１０步普罗岑科就叫道。

　　“将军同志，是我。”

　　普罗岑科迎着他走了３步，站下来，一反平时的习惯，非常郑重地说：

　　“萨布罗夫同志，我代表指挥部感谢您。”

　　萨布罗夫立正了。

　　“我呈请奖给您列宁勋章，”普罗岑科说，“您应该得到它。我也希望您知道这件事。”

　　“非常感谢，”萨布罗夫自己也没有料到竟没有按照规章回答说，还微笑了。

　　普罗岑科也笑了，他拥抱了萨布罗夫，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

　　“你活着？”

　　萨布罗夫没有回答。这话该怎么回答呢？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我将来还会回忆起这一天，”普罗岑科说。“记住我的话。或许有人会记起另一天，可我们正是要记住这一天。”

　　萨布罗夫默默地点点头。

　　“你看我换了指挥所，“普罗岑科说。“这儿以前是营部，我吩咐给我扩大。他们明天主要的打击是要冲着这儿。可是我们不会退却。今天大家都感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你、我、大家都感到了。我要留在这里来坚定人们的这种感觉。你明白吗?”

　　“我明白，”萨布罗夫说，“只是以前您那边比较方便。”

　　“那边是方便些，不过我在这里也要筑得很坚固。大胆归大胆，可是师长的头顶上反正要盖４层横木。有一件会叫你伤心：波波夫牺牲了……现在你跟列米佐夫可算是认识了吧？”

　　“认识了。”

　　“他要代替波波夫当你们的团长。”

　　“那他们那里呢？”

　　“我们把安年斯基留在那里。这是第一。第二，昨天为了组织突击队，从各团抽调了人。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有的地方被挤得后退了一些。你的营也被挤了。整个师又到了一起，可是把我们挤得更靠近河岸，还放弃了５所房屋。”

　　“我那里也是吗？”萨布罗夫怀着还不知道最不愉快的消息的人的惊慌的感觉问道。

　　“是啊。这怪我不该把你的人抽调得太多，不过要是不抽调，就不能跟列米佐夫联合。总之，从前是你的指挥所的地方，现在是前沿了。那座‘Г’字形的房子被德国人占了。”

　　普罗岑科说话的语气平静，不过可以觉察，他似乎感到有些对不起萨布罗夫，不该抽调他营里的人，还调了他本人，现在萨布罗夫可能以为，要是他在那边，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尽管即使他在，这情形也完全可能发生的。

　　“总之，你到营里去，守住现有的地方，这是主要的。别难受，”普罗岑科拍拍一直不开口的萨布罗夫的肩膀，“更重要的是，全师又到了一起，这比你的房子更宝贵。哦，顺便说说，你我是老同事了，我还不知道，你原来是个守口如瓶的人。”

　　“为什么是守口如瓶的人？”

　　“当然是守口如瓶。我到你营里去过。那边什么都对我说了。”

　　“说了什么？”萨布罗夫问，他仍旧还是莫名其妙。

　　“听说，你结婚了。”

　　“阿，原来是这事。”萨布罗夫直到现在才明白，普罗岑科所指的是什么，此刻他头脑里根本没想到这个。“是的，是结婚了。”

　　“听说，还要举行婚礼。连我都不请，就举行吗？”

　　“我是不会举行的，”萨布罗夫说，“不过说说而已。曾经想过这么办的。”

　　“为什么这样不行呢？我知道这位姑娘。还给过她勋章。你营里有医士吗？”

　　“最近没有。我住院的时候，他被打死了。”

　　“我可以派她到你营里去做医士。既然按规定可以有。”

　　“按规定我甚至可以有一名医生，”萨布罗夫说。

　　“管它什么规定不规定！你休营里按规定该有800人，可是你的人呢？医士我可以给，只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我参加婚礼。还有一条。对于你，她是妻子，可是在营里，她是医士，除了救护方面的事，她和营里的工作毫无关系，无权过问。否则做妻子的有时会开始出点主意……，这在战争中是不应有的。”

　　“我以为也是这样，”萨布罗夫说。“如果您怀疑，就让她留在原来的地方。”

　　“我并不怀疑。只是这么想了，就说了。你回去吧。你的马斯连尼科夫在那里已经望眼欲穿了。”

　　“上校同志，究竞是什么人把我个人的事情对您讲的？”

　　“按编制规定有的那个人讲的。是瓦宁讲的。”普罗岑科伸手给萨布罗夫。“我想，德国人明天还要来。不过如果他们今天不成功，明天就更不行。可是你要注意——如果伏尔加再过两天不冻住，这边岸上的炮弹和迫击炮弹就要完了。节省点用。口粮也要节省。”

第二十一章

　　夜是漆黑的。远远的有偶然的迫击炮弹扑通扑通地落下，正因为爆炸是稀疏和出人不意，萨布罗夫有几次竟哆嗦了。他好不容易到达自己的营，碰到这个战士认出了他。

　　“大尉同志，您好。”

　　“您好。”萨布罗夫说。“领我到指挥所去。现在它在哪儿，您知道吗？”

　　“就在原来的地方。”

　　当萨布罗夫走近掩蔽部，看到战壕里彼佳的熟悉的身形时，他觉得他到家了。

　　“大尉同志！”彼佳高兴地说。“我们早就在等您了……”

　　“你们就该少等待，好好地作战就好了，”萨布罗夫竭力掩住自己的感动，责备地说。

　　“这是真的，”彼佳同意说。“他们攻得实在太厉害，否则也不会放弃。没有人力。将军从我们营里调走了４０个人。”

　　“不单是抽调我们的人。”

　　“所以别人也被挤得后退了，”彼佳委屈地说。“是人力办不到的……可是政委和马斯连尼科夫已经等了您好久了，等了又等。”

　　“他们在哪里？”

　　“瓦宁同志在这儿。”

　　“马斯连尼科夫呢？”

　　“马斯连尼科夫嘛，天一黑就到那所房子里去了。现在白天过不去。”

　　“现在这儿离德国人有多远？”

　　“左面很远，跟从前一样，可是离这面，”彼佳指指右面，“６０米都不到。什么都听得到。”

　　“损失的人多吗？”萨布罗夫问。

　　“死了１１人，伤３２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也被打死了。”

　　“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被打死了。大家在一起。一个炸弹飞落在她们的地窖里。一个弹穴——四周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萨布罗夫想起来，很久以前，现在看来仿佛是整个世纪之前，这个女人用冷淡的声音对他说：“要是有炸弹，就让它来吧——大家都完蛋，跟孩子们一起。”

　　现在她的话竟成了　语。

　　“是啊，你告诉我的事太多。要是少些就好了。”萨布罗夫掀起雨布门帘，走进掩蔽部。

　　瓦宁在桌边打盹。他在写政治报告，写着写着就睡着了，头趴在纸上，两手放在桌上。“政治道德行动方面的不良现象是没有的，”这是政委在睡着之前来得及写完的最后一句话。

　　“瓦宁，”萨布罗夫低下头来叫他。“瓦宁！”

　　瓦宁跳了起来。

　　“瓦宁，”萨布罗夫又叫了一遍。“是我。”

　　瓦宁久久握着他的手，瞅着他好像瞅着一个幽灵。

　　“我们已经替你担心死了。”

　　“你们这里好像没有工夫来担心。”

　　“你看，我们竟找到了时间。鬼知道，你身上不知有点什么东西，你不在真寂寞。好像从房间把炉子搬出去了。”

　　“谢谢你的比喻。”萨布罗夫笑了。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所以你不该不高兴：火炉现在是取暖最必需的设备。”

　　“尤其是这个设备生着火的时候。”萨布罗夫在床上坐下，扯下皮靴和包脚布，把脚伸到火跟前。

　　“好，”他说，“很好。你在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是吗？”

　　瓦宁笑起来。

　　“是告了状。我不是政委吗？我看你心神不定，就告了状。”

　　“大伙都是心神不定，战争不结束，心是定不下来的……马斯连尼科夫怎么，到前面去啦？”

　　“是的。”

　　“早上回得来吗？”

　　“应该能回来。要是到早上回不来，那就要到明晚回来。白天不能去，也过不来。”

　　“那么那边有什么人留在房子里？”

　　“大约有十四五个人。科纽科夫当警卫队长。波塔波夫牺牲了。”

　　“是吗？”

　　“被打死了。在紧急关头我使用职权任命科纽科夫做连长。再没有别人，我们被击退的时候，他就和连里剩下的人守在那所房子里。”

　　“难道二连总共只剩下１５个人？”

　　“不，”瓦宁说。“还有１０来个人在这里。他们从两边退下来，他却留在房子里。如果准确地说——二连有２６人。”

　　“其余两连呢？”

　　“其余两连的人稍微多些。你看吧。”

　　在一张小纸上写着各连现有的人数。

　　“是啊，损失很多。现在前沿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请看，”瓦宁取出平面图。

　　图上标出营的驻地。营的位置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向前凸出，在失去Г字形房屋之后，而是沿着一条被毁的街道的右边，和其他各个营在一条线上，只有在团上用虚线画出来的７号房屋，像舌头似向前伸出。

　　“实际上，这座房子是被包围了。”瓦宁说。“德国人白天不让过去。我们只好夜里爬过去。”

　　“等整条线被夺回来的时候，这将是向前推进的好据点，”萨布罗夫说。“要守住它。”

　　“什么时候能夺回来……”瓦守拖长声音说。“恐怕离这一天还远着呐。但愿能守住现有的地方就好了。”

　　“当然，”萨布罗夫同意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但愿能守住。我们既然能守住，就能夺回来。”

　　“你回来怎么很快活，”瓦宁说。

　　“是啊，很快活。放弃了一所房子，这算不得什么。我是说，这当然不好，可是不要紧。今天我们守住了河岸，不让他们进到伏尔加，这是最主要的。以后也不放他们过来了。”

　　“你确实相信？”瓦宁问。

　　“确实相信。”

　　“为什么确实相信？”

　　“该怎么对你说呢？我可以举出几个逻辑上的理由，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相信会这样。今天我们所坚持的，是以前所不能坚持的。他们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你知道，就像一个带发条的玩具。一个劲儿地上弦，上弦，后来——喀嚓一声——就拧不动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可是我们在这里为了这座房子都要愁死了，昨天今天除了痛苦发愁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瓦宁站起身来，在掩蔽部一瘸一拐地走走。

　　“你的腿怎么瘸啦？”

　　“受了伤。没关系。到结婚那天会好的——当然是到我结婚的那天，听说，你结婚的日子不远了。”

　　“是谁说的？”

　　“普罗岑科。等马斯连尼科夫一回来，我们就来办少年伴侣告别宴（新郎在结婚前夕与平日游伴举行的酒会）。不举行告别宴会，我们反正不会让你结婚的。”

　　“我不反对，只是彼佳的存货大概不多了。是吗？彼佳？”

　　“大尉同志，我总尽量想办法，”彼佳打开军用小壶，在瓦宁和萨布罗夫面前的大杯子里倒上伏特加。

　　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杯子举到唇边，雨布门帘就掀了起来，马斯连尼科夫，快活的、热闹的、头发蓬乱的马斯连尼科夫就在掩蔽部门口出现了。

　　“慢着，”他举起一只手。“你们在干什么？不带我？”

　　马斯连尼科夫扑向萨布罗夫，抓住他，把他举起来，拥抱他，吻他，把他推开些，看了看他，又把他拉过来，吻他——一切都是在一分钟里做的。然后扑通一下在桌旁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下，用男低音叫道：

　　“彼佳，给我来伏特加！”

　　彼佳给他斟了伏特加。

　　“为萨布罗夫，”马斯连尼科夫说，“祝他快些当将军。”

　　但是瓦宁却举杯带他那忧愁的微笑反驳说：

　　“可是我祝他快些做历史教员。”

　　“就是说：非此即彼，”萨布罗夫微笑了。“我情愿今后一辈子做洒水工人，只要这能使战争哪怕能早一天线束。当然是胜利结束。那我们就为它干杯吧？”他一饮而尽，喘了口气，又说：“至于当教员嘛，——战后我们多多少少部要当历史教员……嗳，那座房子里怎么样啦?”他对着马斯连尼科夫说。

　　“房子由科纽科夫管，他宣称自已是卫戌司令，还戴上旧的‘格奥尔吉’奖章，说带着它是等待营部根据总指挥的命令，授予他应用的‘红星’勋章。彼佳，你在看什么？”马斯连尼科夫叫道，“杯子都空了。”

　　萨布罗夫斜过眼来看了看马斯连尼科夫，不过认为他反正已经累得要倒下，总需要睡一觉，便不去阻拦他。彼佳又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

　　“真有趣，彼佳永远不会弄错：倒起来总是１００克，不多不少，”瓦宁说。

　　“一点不错，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

　　‘我知道一点不错。即使容器不同。你能说说你的诀窍吗？”

　　“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我倒的时候不是靠眼睛看，而是凭耳朵听。我把军用水壶拿在一定角度上，听着声音来数：１、２、３、４、５——行啦！!”

　　“好像，战后你要在药房工作，”马斯连尼科夫开玩笑说。

　　“决不会，中尉同志，”彼佳说。“肯定不会！”他突然热烈地重复说。“中尉同志，您认为我这么喜欢计算每一滴酒，连战后也想干这个，那您可想错了！”

　　“彼佳，你别是喝了酒了吧？”萨布罗夫微笑了。

　　“是的，大尉同志，你们为胜利干杯的时候，我也喝了一点，”伏特加破例对彼佳起了作用，因为食物的贮存快完了，他把食物节省下来留给指挥员们吃，自己一天只吃了两块黑面包干。“战后我要做供应工作，像从前干的一样。但是我盼望有这么一天，那时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在人们看来是可笑的。那时候人家认为我是大王，因为我可以弄到５麻袋土豆或是３麻袋葱头。可是战后有一天要是有人对我说：‘彼佳，结工人食堂搞牡蜊来’。我就说：‘请吧’。到午餐时就有牡蛎。”

　　“你吃过这种牡蛎吗？”萨布罗夫问：“可能很难吃吧？”

　　“没吃过。我只是举个例子，想说出你们眼下最想不到的东西。还给你们斟酒吗？”

　　“不啦，”萨布罗夫拒绝了，“够了。”他把头垂到手上，沉思起来，他想有多少梦想过、希望过、思索过、后悔过的人，这一年半来埋在俄罗斯的土地里，他们再也不能实现他们想过的事。他觉得，这一切可以由已经死去的人们来执行而未完成，一切考虑过而未做成的事，都将全部重担放在活着的人们和他的肩上。他思考这一切在战后将是什么情况，这一点他想象不出，就像战前他无法想象他目前的情况一样。

　　“你干吗发愁？”瓦宁问

　　萨布罗夫抬起头来。

　　“我没有发愁，我只是在想。”他笑起来。“为什么有人在思考，我们就以为他在发愁呢？彼佳，拿上自动枪。我和你马上就走。”

　　“去哪儿？”马斯连尼科夫问。

　　“去巡视阵地。”

　　“你睡一会，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早上……”

　　“不行，早上去巡视……我的性命更宝贵，”萨布罗夫笑了一声。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马斯连尼科夫自告奋勇。

　　“不，我一个人去。”萨布罗夫便把手放在马斯连尼科夫的肩上。“行啦，米沙。指挥员回队，最初半小时可以把他当客人招待，以后他又是主人了。懂吗？去唾吧。你也该打一会儿盹。”萨布罗夫一边站起来，一边向瓦宁建议。

　　“我已经睡过，”瓦宁微笑了。“政治工作报告总也写不完，睡着了３次。”

　　“你写得太枯燥，”萨布罗夫挖苦说，“枯燥得连自己写的时候都睡着了，你想，别人读它，不知要怎么打磕睡呢？”

　　萨布罗夫和彼佳走出掩蔽部。马斯连尼科夫在床上伸直身子，像孩子似地小声打着呼噜，转眼就睡着了。瓦宁在桌房坐下，面前放着一张没有写完的政治工作报告，沉思起来。后来他钻到床底下，施出一只破漆布箱，从里面取出一本厚厚的普通的学生练习簿。第一页上写着《日记》。

　　他把日记本放在今天的政治工作报告旁边，想道，也许正是应该把他在这本宝贵的簿子里记下的东西写进政治工作报告。从意想不到的方面显示人们面目的谈话、思想、感情、事件，——因为使他感兴趣而记下的一切，——也许，正是这些会使一般人都感兴趣，而他每天在“好现象”“不良现象”栏里填写的东西，——对他并没有特别兴越，也许那些读报告的人也同样不感兴趣。

　　这时，雨布门帘掀起，阿尼娅走进掩蔽部。

　　“您好，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她说。

　　瓦宁迎着她站起来。

　　“萨布罗夫大尉在哪里？”阿尼娅问。

　　“他到连里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可以向您报告吗？”

　　“请吧。”

　　“医士克利缅科被派到您营，前来报到。”阿尼娅报告说。然后把手放下，问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快回来了吗？”

　　“快了。”

　　“希望快点看到他。”

　　“我和您有同感，”瓦宁笑了。

　　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会。

　　“别这样看我。这件事我没请求。”

　　“我知道。”

　　“他也没有请求。”

　　“我知道。是我请求的。”

　　“是您？”

　　“是我”。

　　“结果您到这里来，真是好极了。我们在这里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常常争论。我和他是性情完全不同的人。可是这该怎么对您说呢……且慢，您不是早就知道我了吗？”瓦宁突然打断自己。

　　“当然，瓦宁同志，”阿尼娅说。”斯大林格勒的共青团员，有谁不知道您？”

　　“我在这里和萨布罗夫见面的时候，就为植树的事争论过。您记得，我们大伙在这里都热心植树。他向我证明说，我们既然预料到会发生战争，就该少干些这个，多干些许多别的事情。总的说来，我甚至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您可记得，我们是多么热心做这件事，这是多么美好！”

　　“我记得，”阿尼娅说。

　　“这是幸福，”瓦宁确信地接着说，“是真正的幸福。我一向希望大家都幸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有时我采取不需要的措施——是为了这个目的，写了多余的指令——还是为了这个。至少，我一向认为是这样的。”

　　尽管瓦宁说得凌乱，不相连贯，但是阿尼娅懂得，他所说的是这些时候一直使他痛苦的事。

　　“就说目前吧，”瓦宁说，“尽管以前我一直认为，我做得都对，是为了人们的幸幅，——目前我还是感到，萨布罗夫大概说得对：应该少来些植树，少干些体育检阅时的徒手体操，少说些漂亮话和演说，——多来些持枪操练和学习打靶。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想。这是现在，在这里伏尔加河岸上，事后才这样认为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瓦宁把掉到额上的头发向后甩，这使阿尼娅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一次共青团员集会，瓦宁在讲坛上演讲，也像此刻这样热烈，也这样把额头上碍事的头发甩到后面去。瓦宁此刻说的话她并不全懂，他说的，大概只是他和萨布罗夫争论的继续。但是主要的一点她懂得：她面前坐着一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人。

　　“是啊……”瓦宁又打断了自己。“所以我说：当周围发生一切，鬼知道，那么可怕的或是不可怕的、但总之对人是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您将要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一起，使我特别高兴。在一起就好……您怎么，直接把东西带来了？”

　　阿尼娅笑了。

　　“东西在这里。”

　　她指了指一个塞得满满的大医药包。

　　“还有呢？”

　　“还有——全在这儿，”阿尼娅说。

　　她脱了大衣，在桌旁坐下。

　　“将来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植树，”瓦宁说。“从前怎么祥，将来也要那样。”

　　“当然，”阿尼娅说，她不由想起了今天她来这里时走过的那个斯大林格勒。

　　马斯连尼科夫在军大衣底下动了一下，然后很快地在床上坐起来，摸到皮靴套在光脚上．站起来走到阿尼娅跟前打招呼。

　　“是您来了。”

　　他这样说，阿尼娅听了很高兴，仿佛这里等了她好久了。

　　“想吃东西吗？”

　　阿尼娅摇摇头。

　　“想睡觉吗？”

　　阿尼娅摇摇头。

　　“我什么都不要。看见您我很高兴。”

　　“明天我们这里大概会很安静，”马斯连尼科夫说，不知是要安慰她呢，还只是为了继续谈话。

　　“我的老共青团员，”瓦宁介绍说。“《故友重逢》，好像有过这么部影片吧？”

　　“有过，”阿尼娅说。

　　“很久没有看电影了，这里偶然收到一份《真理报》，我看了那上面莫斯科各电影院的电影广告栏目。那里甚至在放映〈三剑客》呢。”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三剑客》。”

　　“是陶格拉斯·范朋克①演的吧？”马斯连尼科夫问。

　　“是。”

　　“听说，现在是别的演员在演。陶格拉斯·范朋克死了。”

　　“是吗？”阿尼娅惊奇起来。

　　“死了，早就死了。玛丽·碧克福也死了。”

　　“难道玛丽·碧克福也死了？”阿尼娅伤心地问，仿佛最近一个月以来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事件中，这是最令人伤心的。

　　“她死了，”马斯连尼科夫生硬地说。

　　老实说，他并不知道玛丽·碧克福是死是活，不过，既然谈到这个题目，他就要让听众惊奇他是多么消息灵通。

　　“那么裴斯开登呢？”阿尼娅担心地问。

　　“死了。”

　　瓦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你讲起他们，好像在写最近一昼夜人员损失的汇报。”

　　“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阿尼娅难受地说。

　　裴斯开登死了，使她很难受。她想起他那忧愁的、水远不笑的长面孔，她惋惜死的正是他。

　　“他没有死，”瓦宁望了阿尼娅一眼，说。

　　“不，他死了，”马斯连尼科夫激烈地反驳说。

　　“好，算了，就算他死了。”瓦宁想起这场争论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可笑的一面，便同意说。“我去查岗，”他边穿大衣边补充说，也以此让他们明白，谈话已告结束，裴斯开登是死是活毕竟不那么重要。

　　“大尉已经在那边检查，”马斯连尼科夫说。

　　“他也许在连里什么地方耽搁了，我反正是要去检查的……”

　　瓦宁走出了掩蔽部。

　　“您还是躺一会吧，”马斯连尼科夫建议说。“明天我们在这儿角落里给您铺一张床，您暂时就在我的床上躺一会。”

　　阿尼娅不想躺，可是她没有表示反对，就脱掉皮靴，躺在床上，用大衣严严实实地一直盖到颈脖。

　　“我照您的话做了，可是并不想睡，”阿尼娅微笑了。“您给讲讲你们这里的生活情况吧。”

　　“非常好，”马斯连尼科夫回答说，他的语调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阿尼娅，而是带着礼品从赤塔来的代表团。后来他想起来，这是阿尼娅，对这里的情况知道的并不比他差，便补充说：“今天把所有的进攻都击退了。大尉的气色很好。我们在这里很替他担心。”

　　“我也是。”

　　“可是他连一点皮都没有擦伤。将军说，为了他夜里两次到列米佐夫那里，已经呈请授给他列宁勋章。哦，还有什么呢？在这儿见面的时候喝了一点酒预祝胜利。我心里暗暗也为您干了杯。”

　　“谢谢。”

　　“我非常高兴您在这里，”马斯连尼科夫接着说。“您知道，老是男人们在一起，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人会变得粗野起来。”他感到，他的这句话显得故意装出男子气，不禁脸涨红了。“也许，您想抽烟？”

　　“我不抽。”

　　“战前我也不抽。但是在这种环境里叫人想抽烟。时间可以过得快些。抽一支吧。”

　　“那好吧，”阿尼娅同意了，她明白，抽了姻可以让他高兴。

　　他从军便服口袋里掏出唯一的一支烟卷递给阿尼娅，自己却来卷烟卷。后来想起来没有给她火柴，便跳起来，把烟卷里的烟草撒了—地，划了火柴，递到阿尼娅面前。她不熟练地抽起来，很快吸了一口，马上喷出烟来。

　　“也许，您还是想吃点什么？”马斯连尼科夫问。

　　“不啦，谢谢。”

　　“给您拿点水来？”

　　“不，谢谢。”

　　马斯连尼科夫不作声了。这里，在他的保护下，是他的长官和同志的妻子，他是以只有男孩子才有的动人的段勤对待她。他要无微不至地照顾地，让她懂得，他是她丈夫的最忠实的朋友，她可以完全信赖他，一般说来，没有一件事他不是乐于为她效劳的。

　　他们这样沉默了几分钟。

　　“米沙。”

　　“是。”

　　“您不是米沙吗？”

　　“是啊。”

　　“您真好。”

　　听了“您真好”这句话，马斯连尼科夫感到，虽然他和阿尼娅大概是同年，但是神气之间她却显得比他大得多。

　　“米沙，”她闭上眼睛，好像要记住他的名字似的又说了一遍。

　　在寂静中，他独自坐在桌旁，偶尔有远处的枪声打破这片寂静。离他两步的床上睡着一个非常漂完（他觉得这样）的女人，他的同志的妻子，如果她不是他的同志的妻子，他会爱上她（他这样想），而且已经爱上了她（这是事实，但他永远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不知怎么想起他哥哥，想起哥哥从西班牙回来以及后来从蒙古回来后常去的莫斯科郊外的那个热闹的别墅。也许是因为哥哥曾多次冒过生命危险，所以他喜欢去避署的时候周围总是热闹快活。他去避暑总带着漂亮女人，先是这一个，后来，过了一年，又换一个。他总是热闹、快活，似乎，朋友也好，爱情也好，他得来都很容易。而马斯连尼科夫觉察，哥哥因此常常有些闷闷不乐。有一次，哥哥和一大群人还有一个妇人来到别墅，在马斯连尼斯夫眼中，那妇人是无比地美丽，换了他，他会守着她寸步不离。可是哥哥突然说：“米什卡，我们去打台球”，他们便锁起门来，打了３个小时的台球。外面有人来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科利亚，”的时候，哥哥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米什卡，别作声，”——他们便都不作声，直等门外轻盈的脚步声远去，才又继续玩起来。哥哥说：“去他们的”。马斯连尼科夫觉得奇怪：这事他真弄不明白，他觉得要是这个女人的声音在喊他，他本人是无法这样不声不响地打台球的。打完台球，哥哥回到同伴们那里，对方才他没有理睬的那个女人万分温存，似乎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但后来又悄悄地像对同谋似的对马斯连尼科夫挤挤眼，好像说：“幸福并不在这里，亲爱的，幸福并不在这里。”但是马斯连尼科夫觉得，幸福正是在这里。

　　他想起了哥哥，想起了别墅，也想起了台球。哥哥在那里呢？报上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他突然想象哥哥牺牲了，便不由得想，如果当时别墅里那群喧闹的人和女人们知道哥哥的噩耗，不用说，他们会讲起他，为纪念他干杯，还会回忆起和他在别墅的情况，此外大概什么事都不会有了。而现在万一萨布罗夫牺牲了，那么阿尼娅会怎么样呢？她一定会变得和此刻完全不一样，她会发生可怕的事。而和哥哥一块的那批人，什么可怕的事也不会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哥哥才会跟他去打台球，他们敲门也不理睬。

　　他又一次看了阿尼娅，少年恋爱的烦恼——不是对她的爱，而是一般的爱情——不禁油然而生。他非常想活到战争结束，可以也到哥哥的别墅去，也不是一个人去，但是完全不要像哥哥那样。他开始冥想，这个女人，她该是什么模样，但是当他笼统地想到她的时候，他便赋予她优秀的美德，当他想象她的脸庞时，他竟想起阿尼娅的脸。

　　他坐在桌旁的凳子上打起盹来，当瓦宁查了岗回来喊了他一声，他不禁吃了一惊。

　　“萨布罗夫在哪里？”

　　“他走了。”

　　“已经６点钟了，”瓦宁说，“一定是钻到科纽科夫的屋子里去了。别的地方都没有他。”

第二十二章

　　萨布罗夫果然是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了。

　　只有夜里才能到那边去，而且一路上大部分要爬行，还有被流弹击中的危险。

　　萨布罗夫和彼佳先是挨着一堵半毁的墙走，后来转了弯。到了这里，彼佳把身子蜷缩起来，仿佛准备要跳。

　　“大尉同志，您怎么样？这里是没有遮掩的地方。”

　　“我知道，”

　　“怎么，爬还是跳？”

　　“跳，”萨布罗夫回答说。

　　他们从墙后跳过去，跑了３０米，到了第二堵墙前，从这堵墙后面，已经可以比较安全地钻进房子。德国人听到响动，从后面就有几梭机关枪子弹打在石头上。

　　“来的是什么人？”黑暗中有人轻声问道。

　　“自己人，”彼佳答应说，“是大尉。”

　　他们挨着墙又走了几步。

　　“这儿来，”仍旧是那个声音轻声说。

　　“是我，”萨布罗夫回答说。

　　“这儿来，别碰了头。”

　　萨布罗夫弯着腰下了几级楼梯。他们摸索着拐过去，走进了地窑。

　　这是茹克中尉曾经把躲在里面的德国人一网打尽的那个大锅炉房的一部分。两个月来形势变了：先前认为危险的地方，此刻在这夷为平地的城市里，已经算是舒适的所在。锅炉房被一个５００磅的炸弹直接命中，炸掉一部分，但是另外一小部分却完整无恙。

　　在墙角对着德国人的两座墙上，做了架着４挺机枪的炮眼。楼梯被打坏了。不知从哪里拖来一段消防楼架到天花板的窟窿上。墙上被炸弹炸穿的破口用锅炉碎片堵住，在留下的通道上挂了两块拼在一起的雨布。萨布罗夫跟着领路人就是从这里掀起雨布帘走进锅炉房。

　　锅炉房里烟雾弥漫。一只自制的小铁炉直接放在水泥地上。烟筒穿过墙壁通到外面，可是烟筒装得不严实，所有接头的地方到处冒烟。一个战士蹲在炉边，五六个人横七竖八地睡在屋角里的铺上，铺是用两只弹簧垫和从被打毁的汽车里取下来的几个人造革坐垫搭成的。

　　萨布罗夫进来的时候，坐在火旁的战士跳起来，行着敬礼问道：

　　“大尉同志，要叫醒科纽科夫吗？”

　　“叫醒他，”

　　“司务长同志，司务长同志，”那个红军战士开始推科纽科夫。

　　科纽科夫边走边整理皮带，跑到萨布罗夫跟前。

　　“准许报告！”他在离３步的地方站住，高声喊道。“靼鞑街７号房屋的守备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没有病人。两个伤员。没有特殊事故。司务长科纽科夫报告。”

　　“你好，科纽科夫。”

　　“祝您健康，”科纽科夫字字清晰地说，他后退一步，又立正了。

　　尽管科纽科夫严守军纪，但他的外表上却有了一种新的、微带打游击的神气，这是在被围困很久、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与外界隔断的人们身—上所显露的。科纽科夫的皮带照旧束得很紧，连两根指头也插不进，但是棉帽却雄赳赳地歪戴着，腰带上挂着一支装在黑色三角形合子里的德国手枪，脚上那双镶毛边的、德国飞行员的皮靴显得很漂亮。

　　根据那个红军战士不敢自作主张而来请示：“要叫醒科纽科夫吗？”总的说来，根据守备队里的秩序看来，萨布罗夫明白，在这些日子以来科纽科夫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

　　“科纽科夫，我好久没有到你这里来了。我来看看你们过得怎样。”

　　“大尉同志，我们过得很好。”

　　“叫人端个凳子到炉子跟前来——我冻坏了，我们坐下来谈谈。”

　　“要叫醒他们吗？”科纽科夫问。

　　“何必叫醒他们？他们一定很疲倦吧？”

　　“正是，很疲倦。”

　　“你的人全在这里？”

　　“不，不是全部。一半在岗位上，一半睡觉。只要不来进攻，我们就轮流作战。”

　　“要是来进攻呢？”

　　“要是来进攻，就按规定，全在岗位上，安东诺夫！”科纽科夫喊道。

　　“有。”

　　“给大尉同志找个小凳子来。快，快点。”

　　小凳子没有找到，战士拿来两只汽车坐垫，放在离火炉不远的地方，自己又去拨弄柴火。

　　“科纽科夫，随便些，”萨布罗夫说。“你坐，”自己就靠火旁坐下。

　　科纽科夫也坐下了，斜对着他．不过即使坐在矮矮的汽车坐垫上，也设法保持挺得笔直的样子。

　　“意思说，是你一个人受围吗？”萨布罗夫问

　　“正是。连长被打死后，我就代连长。”

　　“眼下你有多少人？”

　　“算我在内，１５个。”

　　“你代理之前有多少？”

　　“１７个。昨天和今天因为死亡的缘故少了２人。就是说，被打死了。”他解释他自己的话，连他本人都觉得是文绉绉的正式说法。

　　“你怎样布置你的军队？”

　　“准许报告。是这样，白天有４个人一直伏在机枪炮眼旁边。两个人在战壕里一边坐一个，以免敌人迂回，又可以从两侧观察。战壕挖得很好，从地窖有一条路直通那边，让他们爬的时候，不会被砍掉脑袋。那边有个洞眼，看见吗？两个人一直在一层楼值班：注视着前面，不让他们走近。掩蔽得固然不太好，可是防御工事造得好。我们拖３个坦克炮塔过去，用砖围起来。马克西缪克昨天被打死了。您不认识他？”

　　“好像认识。”

　　“红头发，原来在我的班里。昨天被打中了。一般说来，总算上帝保佑。一切都按部就斑，大尉同志。您可以亲自去证实一下。”

　　“我是要去看的，”萨布罗夫说。

　　“现在您不想尝尝土豆吗？我们刚煎的。冻了，不过反而更甜。”

　　“您是从哪里弄来的土豆？”

　　“昨天夜里钻到被打死的那个带着孩子们的女人住的地窖里。您记得吗？”

　　“记得。”

　　“我们钻到那里。我亲自去了。那里被炸得一塌糊涂。我捡了半麻袋。冻过的您不吃吗？”

　　“不，干吗不吃？我吃，”萨布罗夫说。

　　“我们马上就弄好。安东诺夫，把土豆再翻一下。等一下，我自己来。”

　　科纽科夫站起来，从腰里取出一把战利品的阔刀，开始翻动煎锅里的土豆。

　　“大尉同志，我们这儿成家立业了。我喜欢样样东西都有条不紊。您尝尝土豆，”说着，他把煎锅从火上端下来，放在地上。“请，这儿有小刀。”

　　萨布罗夫接过小刀，吃了几个土豆，把嘴都烫痛了。

　　科纽科夫的腰里有一个裹着毛毡的德军军用水壶在晃荡，他想问问大尉唱不喝酒，但是纪律管住了他：长官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不喝。

　　“你怎么不吃？”萨布罗夫问。

　　“您再尝点，我们待会儿再吃。”

　　萨布罗夫谢辞了，把煎锅送到科纽科夫面前。科纽科夫很快地用刀戳了几个土豆，嘴里还没有嚼完，就叫值班员：

　　“把战士们叫醒。晚餐做好了。”萨布罗夫站了起来。

　　“他们吃的时候，我们到上面去看看。”

　　“是，大尉同志。请这边来。”

　　他们顺着断消防梯往上爬。以前这梯子是用来爬到６层或７层，到半空中去的，现在他们总共才爬了七八级就到了空中，虽然事实上这才是一层，比地面只高出一点点。

　　夜是黑暗的，寒气刺骨。

　　“大尉同志，您弯腰，靠近胸墙。这儿突然会被打着。”

　　他们弯着腰走了１０来步，在墙角后面看到第一个哨兵。他躺在瓦砾堆中间，瓦砾维上斜放着两条铁轨，铁轨上有几袋水泥。

　　“西多罗夫，”科纽科夫低声说。

　　“是我，”

　　“你观察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

　　“冻坏了吧？”

　　“冷得透骨。”

　　“忍耐一下吧，快换班了。你去煎土豆。今天你代替炊事员。”

　　“只要到炉子旁边就行。到了那里你要什么我就煎东西。好冷。”

　　“好，你观察吧，”科纽科夫命令说。“大尉同志，没有命令吗？”

　　“没有，”萨布罗夫说。

　　他们爬到安置在断墙中间的空坦克炮塔里第二观察兵那里。炮塔的上面的进出口此刻开着，观察兵站在里面，只有头露出来。

　　“炮塔里像冰窖似的，”科纽科夫说。“我们已经在里面放了垫子，可以坐坐。到了冬天，正２月里，要是大冷起来，那可要遭罪了。这里面哪能坐？在这儿值班的人，简直要发给他双份伏特加。”科纽科夫把这个坦克炮塔说得好像是固定不变的，到了正２月里他和他的值班战士还要待在这个炮塔里似的。“等到了春天，晒晒太阳，那当然可以好过些，”科纽科夫继续说他的想法。“加夫里连柯，你观察到什么啦？”

　　“刚才有一点响声，”加夫里连柯低声答应说。“现在静下来了。”

　　“好，你观察吧。大尉同志，没有命令吗？”科纽科夫像上次那样问萨布罗夫，萨布罗夫也像上次一样回答说：

　　“没有。”

　　后来他们视察了房屋两边外面的哨位，就回到地窑。

　　科纽科夫做了一个动作，仿佛用目光在找什么人，可是一个红军战士已经跳到前面，报告说：

　　“大尉同志，我们的排在吃饭。”

　　“吃吧，”萨布罗夫说。“吃饭吧。此刻就要去换班？”萨布罗夫对科纽科夫说。

　　“正是。”

　　他们走到现在空出来的垫子跟前坐下，开始谈到萨布罗夫关心的种种问题——谈到科纽科夫有多少子弹，保存在什么地方，是分散还是都放在一块，如果两三天夜里不能送任何东西来，食粮够维持几天，——这时，上面突然接连发出３声枪声。

　　“各就各位！”科纽科夫跳起来喊道。“是西多罗夫发出预告，”他对萨布罗夫说。“大尉同志，您怎么样，是愿我一起上去呢还是呆在这里？”

　　“我上去。”

　　爬到上面以后，他们和跳起来的红军战士们一同趴在用砖头和和水泥袋堆成的胸墙后面。

　　夜袭持续了将近一小时。德国人分成一个个小组，企图从各个方面逼近房屋，用密集的自动枪弹扫射断墙。但结果损失了几个人之后，就撤退了，一切重又归于寂静。

　　萨布罗夫下到地窖，向科纽科夫发了一些有关未来行动的指令。天已经开始发亮。萨布罗夫决定还是要回营，就和彼佳一同出去，但是他们刚走到墙的尽头，在露天下爬行的时候，前面就响起密集的机枪扫射，他们只好退到墙后。

　　“大尉同志，你们只好在我这里待一天了。”送他们出来的科纽科夫说。‘他们既然发觉了，现在就要一直打到夜里。可见你们今天是命该如此。”

　　萨布罗夫没有坚持。他自己也明白科纽科夫说得有理。

　　白天他仔细视察了科纽科夫的阵地，下令把一挺机枪移到比较方便的地方。其余一切都没有问题。他几次走到上面一层楼去，观察德国人的行动。这一天他们比较安静，至少在这里科纽科夫房子的对面，可是傍晚３点多钟的时候，立刻有几门重迫击炮朝这座房子开炮，还朝着它后面其余各连驻扎的地方。

　　后来，德国人分成3组进攻指挥所和右翼的一连，这时，科纽科夫的房子位置的优点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德国人在酣战中没有掩避在交通壕里，跳到从营那边看是隐蔽的，从这里看却是开阔的地方，这时科纽科夫便亲自伏到机枪后面，狠狠地朝他们扫射，在废墟中间跳过的德国人便倒在雪地上。

　　科纽科夫忘了上下级关系，几次把激动的脸转向萨布罗夫，夸耀地挤眉做眼。

　　４点整（萨布罗夫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正巧这时候看了表），按战斗的声音判断，德国人在冲向营部。经过一分钟有威胁性的寂静。那边同时响起五六个手榴弹的爆炸声，后来又有两响，后来又是五六响。一时间，萨布罗夫心里充满了和不肯定的痛苦预感交织的揪心的惊慌感。自从到了斯大林格勒以来，他是第一次想，他的神经大概出了毛病。他推开科纽科夫，自己伏在机枪后面。

　　这使他稍微心定了些，但是惊惶感并没有消失，尽管从手榴弹的爆炸声停止了，德国人朝后爬的情看来，进攻是被击退了。

　　半小时后，重又寂静下来，只有几颗稀疏的迫击炮弹越过房屋落在后面。

　　５点钟刚过，萨布罗夫掀起雨布门帘，朝门外看看。天色开始暗下来了。

　　“该走了！”

　　“大尉同志，准许报告，”科纽科夫说，“请耐心点。再等１０分钟。”

　　“好吧，”萨布罗夫同意说，“再等一会……哦，”他想起来，“颁发给你的勋章，我下次来的时候带来。我专门派人到师部去领。”

　　“谢谢，真是感激不尽。”

　　“得到勋章高兴吗？”

　　“得到它谁能不高兴。除非是傻瓜才不高兴。可是我有自己的骄傲。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纽科夫第一次这样称呼萨布罗夫，“战后我们或许会在什么地方遇见。您看见我会说：‘哦，是科纽科夫来了。’也许我也结婚了。我是个光棍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也许您想抽烟？”他掏出盛放马合烟的白铁合，问道。

　　看得出，他此刻对营长之所以这样随便，是因为他们初次谈到战后的情况，那时他重又成为平民．他要是遇到萨布罗夫，正是要这样称呼他——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会发给我们一枚奖章，像保卫希普卡一样，为了我们在这里守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吗？”

　　“一切都可能。”

　　“希普卡平静无事，”科纽科夫倾听着到来的寂静，说。

　　在萨布罗夫听到后面营部的遥远的手榴弹爆炸声，他心里充满不能克服的揪心的预感时，正是在这时候，由于情况的凑合，发生了他所担心的那件不幸的事。

　　德国人因为几次进攻未逞而恼火，决定索性来个攻坚战。便在废墟中间集合，直扑营指挥所。在这之前就是萨布罗夫注意到的那一分钟令人可疑的寂静。

　　德国人跳过来的时候，指挥所里只有从连里回来、要给团长打电话的马斯连尼科夫两个机枪手在掩蔽部入口上面的机枪巢里值班，还有两个通信员并排坐在掩蔽部。在这一刻阿尼娅正好给一个通信员剪开衣袖，给他包扎受伤的胳膊。

　　德国人出现时，机枪手停顿了１秒钟——他们的弹带歪了一刹那，几个德国人便跳过那个死的空间，下１秒钟机枪手就把其余的人打死在那上面。那些跳了过来的人躺在紧挨掩蔽部的砖头后面，有几个手榴弹飞进战壕和交通壕。

　　在最初１秒钟，阿尼娅完全弄得莫名其妙：她只听到爆炸声，看见站在她面前的b她给包扎胳膊的那个通信员突然挣脱了她，拖着松开的绷带，猛的仰着倒了下去。

　　阿尼娅朝他弯下身去，这时第二个通信员狠狠地把她推倒在战壕底上，等她抬起头来，她看见那通信员抓起自动枪，站在战壕上，朝什么地方开枪。

　　阿尼娅跌倒的时候，脸重重地撞在一样硬东西上——这是被打死的通信员放在那里的自动枪。她拿起自动枪放在战壕的胸墙上，也像第二个通信员那样站起来．还没有看她是朝哪里开枪，就射击起来。

　　后来她看见马斯连尼科夫从左边的掩蔽部里跑出来，弯下身子，像小男孩那样（她不知为什么正是记住了这一点）从腰里扯下４个小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了出去。

　　后来机枪又答答地响起来，有人用听不懂的话语喊了一声，前面有什么东西朝他们飞过来，通信员在战壕里弯下身子，她也照样做了，上面发出了爆炸声。

　　通信员又站起来开始射击。阿尼娅一按扳机，就感到不能再开枪，因为她最初几次排射就把整盘子弹射完，现在里面没有子弹了。她弯下腰来看看战壕里还有什么地方有子弹盘。离她两步果然有一盘子弹——在被打死的通信员腰带上的粗布袋里。阿尼娅很快地在战壕里跑过去，弯下腰去解下子弹盘。她又回头一看，只见马斯连尼科夫又从战壕里站起来，嘴里喊着什么，又扔了一个手榴弹。她心里想，他是多么勇敢，解下子弹盘之后，又回到她放自动枪的地方。

　　可是在她弯腰去拿自动枪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在她头顶上飞过落在战壕里。她看到，在她和用自动枪射击的通信员中间，战壕里有一个手榴弹像陀螺似的在旋转。通信员扔下自动枪，跌到战壕底上。

　　阿尼娅不知为什么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吓了一跳——这个手榴弹马上就会杀死通信员，她想起来有谁对她说过，可以把手榴弹赶快扔回去。她抓住手榴弹，把它扔出战壕。手榴弹到了胸墙上就爆炸了，阿尼娅什么都不记得，失去了知觉，跌到战壕底上。

　　在激战中，马斯连尼科夫没有马上注意到发生的一切。他把事先放在掩蔽部进口处战壕掩板上的手榴弹拼命地朝德国人扔去。他大概一个接一个地一连扔了十四五个，直到最后，一连听到战斗的声响，猜到指挥所一定出了事，便派了几名自动枪手到德国人的侧翼，他们相当迅速地从退蔽物后面开枪打死几个冲了过来、趴在没有遮掩地方的德国人，其余的被迫后退为止。

　　马斯连尼科夫完事之后来到战壕里，看见阿尼娅躺在两个被打死的通信员中间——是两个，因为手榴弹落下时扑倒的那——个也被打死了。阿尼娅一动不动地躺着，面颊硌在战壕边上。马斯连尼科夫朝她弯下腰来，后来跪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掉她脸上的血。血是因为一块小小的弹片擦伤额头近发根处而流出来的。马斯连尼科夫几次呼唤阿尼娅啊的名字，她虽然在微弱地呼吸，但却没有回答。她的军大衣和军便服有两处——肩上和胸部被打穿。

　　手榴弹都朝一边——朝扑倒的那个通信员躺的那一边——爆炸，所以他整个被弹片炸碎。而阿尼娅的额上却中了这个小弹片，胸部和肩部还有两块。

　　细碎的雪花落在战壕里阿尼娅的脸上和大衣上，落在弯腰看着阿尼娅、脱掉棉帽的马斯连尼科夫的头上。他仍旧跪着，不知疲倦地、几乎是无声地继续重复叫着她的名字，心里怀着不可名状的忧伤。他这样跪了也许整整一分钟．后来还是不知怎么办，但是他服从本能的精神上的要求，把阿尼娅抱起来——这时她的头无力地耷拉着，这个不能自主的动作把他吓坏了。他抱着她走过战壕，走进掩蔽部，把她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是疲倦的她在上面睡了一夜的那张床。直到现在他才看到，她仍旧挎着那只大医药包，昨天瓦宁问过，难道这只包里就是她的全部所有。阿尼娅说是的，就是全部。

　　他托起她的头，取下皮包放在床底下。后来倒退着，仍旧看着阿尼娅，拿起电话听筒打电话到团里给参谋长，告诉他这里有死伤的人，医士本人也受了重伤，请赶快派医生或医士来。那边答应了他。他挂上听筒，走出掩蔽部，发出提防敌人重来进攻的指示。但是德国人暂时沉默着。

　　马斯连尼科夫回到掩蔽部，在床上靠阿尼娅坐下，看了看她，发现额上的伤口又有一缕血颊着面领往下流。他又掏出手铂，把血擦掉。

　　阿尼娅的险异常苍白而平静。假如不是额上的这个小伤口和军便服上暗色的血渍，可能以为她是在睡觉。这种平静的模样和不可觉察的伤口使马斯连尼科夫感到害怕，他多次见过流血不止，样子可怕的伤口，但在这之后人们还活了下来，他知道往往是不能觉察的伤势反而叫人送命。

　　他坐着，不断擦去掉到阿尼娅额上的血滴，好像这样做有什么用似的。心里想，等萨布罗夫回来对他怎么说。后来他想起他箱子里放着１１月７日之前人民委员会送来的礼品，——那里有几块巧克力、饼干和冻乳，——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动，因为他想等萨布罗夫和阿尼娅结婚的时候送给他们做礼物。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也许，这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他又听了听阿尼娅的呼吸。她几乎没有呼吸。这时他明白了，她大概会死，也许甚至等不到医生到来。这样默默地和她相对是那样难受，使他竟想起了德国人，惋惜他们不再来进攻，使他不能忘掉一切，拿着自动枪从这里冲出去。但是德国人好像故意似的，毫无动静，这使他很恼火。血不住一滴一滴地流到阿尼娅的额上，他也不住地擦，不觉把手帕都湿透了。他钻到床底下，在自己的箱子里找到一条干净手帕。他站起来的时侯．看见医生走进掩蔽部。

　　“伤员在哪里？”医生眯着眼睛，问道。

　　“就在这儿，”马斯连尼科夫指着说。

　　“啊，是克利缅科，”医生以他的职业性的镇静把遮住手表的袖口往上拉拉，拿起阿尼娅的手把脉，这个动作使马斯连尼科夫感到惊讶。然后，他解开阿尼娅的腰带，剪开军便装，检查伤势。胸部的伤使他皱眉头。他赶快包扎好伤口，用眯缝着的近视眼看了看马斯连尼科夫：

　　“要马上送后方——上手术台！”

　　“怎么？”马斯连尼科夫问。“是怎么啦？”

　　可是医生没有回答，把卫生兵叫进掩蔽部。

　　“没有其他伤员？”他转脸对马斯连尼科夫说。

　　“没有。只有被打死的。”

　　“那么您呢？”

　　“我怎么啦？”

　　“头上呀。”

　　马斯连尼科夫摸了摸头，手拿下来的时候手上都是粘乎乎的鲜血。

　　“这算不了什么。”他说，并不是硬充好汉，而是因为的确一点不感到疼痛。

　　“来吧，来吧，”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酒精瓶，把药棉浸湿，擦了马斯连尼科夫的太阳穴和额头。

　　“是的，果然算不了什么。你们营里有卫生指导员吗？”

　　“应该在什么地方。”

　　“让他包扎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卫生兵们这时已经把阿尼娅从床上抬到帆布担架上，在等侯医生的时候，就把担架放在地上。马斯连尼科夫觉得把她放在地上的做法是粗暴的、叫人生气，虽然在这以前他不知有几十次看到把伤员放在地板上或是就放在地上。

　　“完了，”医生说，“我们走吧。”

　　卫生兵抬起担架的时候，阿尼娅的一只手无力地垂下来。卫生兵把手拿起来，放在担架上。

　　马斯连尼科夫跟着医生走出去，但是只看见后面的卫生兵的背影。

　　他又继续呆呆地站着，目送着离去的人们，这时附近又有自动枪声响起来。他几乎是轻松地想，现在又开始了，便爬出战壕，跑进第二个战壕，跳到已经在向德国人扫射的机枪手们旁边。

第二十三章

　　天刚黑，萨布罗夫就回到掩蔽部。那里只有马斯连尼科夫一人坐在桌旁写报告。他头上随便地斜包着被血渗透的绷带。

　　“受伤了吗？”萨布罗夫间。

　　“擦破了点皮。”

　　“瓦宁呢？”

　　“到团里去见新团长去了。”

　　“哦，不错，现在我们的团长是列米佐夫了。”萨布罗夫想起来了。

　　“是啊，”马斯连尼科夫说，“所以他去见他。”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通，却没有提瓦宁答应顺便去打听阿尼娅的情况的事。

　　彼佳在雨布帘外把锅子弄得叮喀地响。萨布罗夫和马斯连尼科夫面对面在桌旁坐下。不想开口——他们俩都不能说他们的心事。萨布罗夫想告诉马斯连尼科夫今天下午４点钟他所感到那种揪心的感觉。但是他不好意思说也不愿意说起这件事，马斯连尼科夫知道，萨布罗夫非但不知道阿尼娅受伤的事，连她在这里他都不知道。因此在踌躇，说呢还是不说，他想，如果他暂时一点不说，是不是好些。

　　在他们这样面对面坐着，下不了决心开口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在同一瞬间集中在一样东西上——放在床底下的阿尼娅的大医药包上。他们对这个包看了一眼，然后互相对看了一眼，后来又朝那只包看了看，萨布罗夫便把视线转到马斯连尼科夫身上。

　　“是阿尼娅的吗？”他问，从他的口气和面部表情上，马斯连尼科夫明白，他无疑知道这包是阿尼娅的。

　　“是的。”他说。

　　“那么阿尼娅在哪里？”

　　马斯连尼科夫迟疑了一下才回答，这时萨布罗夫的心发冷了，他觉得肝胆俱裂，只剩下一片空虚。

　　“她来过，”马斯连尼科夫说。“昨天您一走她就来了……今天她受了伤……送到后方去了。”他不知为什么突然重复了医生的冷漠的话。

　　“什么时候？”

　　“４点钟。”

　　萨布罗夫一言不发，仍旧盯着那只包。他没有问阿尼娅伤在那里，是轻是重。马斯连尼科夫一说“４点钟”，他就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不想再问。

　　“她受了重伤，不过弹片不大，“马斯连尼科夫说，他以为她并没有成为残废，而正是被小弹片打伤，这对萨布罗夫应该很重要。“胸部，肩膀，还有这儿。不过这里也像我一样，——擦破了皮。”

　　萨布罗夫没有作声，还是看着那只包。

　　“瓦宁到上校那里去，他大概会打听到一点消息。”马斯连尼科夫接着说。

　　“好，”萨布罗夫漠然地说。“好。你查过哨了吗？”

　　“没有，还没有查过。”

　　“那你去查吧。”

　　“我这就去，”马斯连尼科夫赶紧说，他以为萨布罗夫想单独留下。

　　“不，何必马上去”萨布罗夫说，“可以等写完报告再去。”

　　“不，我这就去。”

　　“随你的便，”萨布罗夫说。

　　马斯连尼科夫出去了，他走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床前坐下，看到被子上的血渍，明白他们一定是把阿尼娅放在这里。这时他去拖皮包，拎起来放在床上。他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一切。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主要的不幸已经发生，现在他完全不必着急，一切都来得及做。他慢慢地解开医药包，一样也不拿出来，对里面的东西看了几分钟。后来他又同样慢慢地把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取出来。皮包塞得满满的：里面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船形帽、牙刷和肥皂、两条手巾、一块手翰。另外一格里是药品——他没有去动。后来他掏出两只带有方块花的、医务人员的新的绿领章，又拿出小小的圆木合，打开一看，里面是针和线。他又把它关上。最后他脸色发白地从包里取出来的是衬衫——两件士兵穿的衬衫，很大，不合身，其中一件的袖口往里卷了结住，就像他在战壕里遇见阿尼娅时她穿的那件大衣一样，那时他曾吻了她手臂上被磨破的地方。于是他想，大概正是那时候是和她最后一次见面，今后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他把脸扑到所有这些分散在床上的东西上，哭了起来，不再去注意自己身边的一切。

　　半小时后瓦宁走进掩蔽部时，萨布罗夫以他平常的姿势坐在桌旁，背靠墙，伸直了腿。他脸上并没有悲伤或痛苦的表情。他用沉痛的凝视迎接瓦宁。这是一个失去了一样东西、没有了它虽然无法生活，然而终于下决心要活下去的人的目光．是一个被剜去了一块心头肉，而又没有东西来填补这块地方的人的目光。

　　瓦宁走到桌旁，在萨布罗夫对面坐下。他们都没有作声。

　　“怎么样？”萨布罗夫问。

　　瓦宁明白，他并不期待好的答复。

　　“伤势沉重。在这里只是包扎了一下就送到对岸去了。”

　　“难道伏尔加已经完全冻结了。”

　　“是的，冻结了。今天送了第一批伤员。”

　　“嗯……”萨布罗夫说。“也好，”说了又沉默了。

　　这时瓦宁突然违心地开始对他说了通常在这类情况下所说的一切。他自己为此在生自己的气，但是却无法克制，他说了一些根本不必说的废话，——什么这一切都会过去，伤势当然很重，但是并不危险，过一个月他和阿尼娅又会见面，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们在这里（他甚至拍了一下桌子），正是在这里还要庆祝赠礼。

　　从萨布罗夫脸上的表情看来，几次可以预料，他要打断瓦宁的话。但是他默默地听着。可是当瓦宁在这样的注视下突然中断，不再说下去的时候，萨布罗夫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改变，此刻别人说话或是不说，安慰他或是不安慰他，在他都无所谓。瓦宁沉默下来的时候，萨布罗夫只是又说了一遍。

　　“嗯，也好……”

　　后来他脱掉靴子，躺到床上，并不装做睡着，默默地躺着，一动不动。他闭目躺着，无情地回忆起这一天的种种详细情形，有谁知道！如果他本人一直待在这里，而不是在１００米外，也许什么事都不会有。

　　这时，两个卫生兵正用担架抬着阿尼娅走过伏尔加。在孤洲后面的主流上，冰结得比较厚，已经规定出一条雪橇的道路，但是经过伏尔加最近的支流到孤洲差不多有一公里，伤员们今天仍旧是在还不坚固的冰上抬过去的。伏尔加是昨天才完全冻住的。德国人想不到在河上已经可以远东西，所以伏尔加河上是异样地寂静。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凝然不动，只有雪花继续落着，在卫生兵的皮靴下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要抬很远，卫生兵几次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放在冰上，在一个地方站一会，拍拍冻僵的手，再戴上手套来抬担架。对岸有人迎着伤员走来，他们是从师团后方派来拟定明天雪橇通行的路线，找出哪里的冰比较坚固。他们边走边用脚踏着试试。其中有一个年纪不轻的高个子红军战士在离阿尼娅的担架很近的地方走过，停下了脚步。

　　“怎么，是护士受伤了？”他转过身和担架并排走了几步，向卫生兵问道。

　　“是啊，”卫生兵回答。

　　“她伤得厉害吗？”

　　“厉害，”卫生兵说。“你有烟吗？”

　　“有。”

　　卫生兵放下担架，红军战士用冻得不能蜷曲的手指给他们每人抓了一撮烟叶。他们便动手卷起烟卷。

　　“你们怎么把她放下？不会把她冻坏吗？”

　　“不要紧，马上就抬起来，”一个卫生兵说。“怎么，你认识她？”

　　“河没有上冻的时候，是她送我们过河，”红军战士说。“心肠很好的护士，只是年纪还轻。”

　　他们抬起阿尼娅又往前走。当他们已经快到雪橇路开始的孤洲的时候，阿尼娅也许是因为冷，也许是由于担架的吱吱作响的晃动，突然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看见上面漆黑的天空，她从眼角看出来，旁边的一切都是白的，白的。在最初一瞬间，她明白伏尔加是冻结了，人们正抬着她走过伏尔加。但是她的思想马上就混乱了，乱做一团，她觉得，这不是别人在抬她，而是她抬着什么人，像平时一样说道：“小声点，亲爱的，快了，马上就到了。”实际上，说话的不是她，而是听到德机嗡嗡声的卫生兵。他们说着：“马上就到了”来互相安慰，而她却以为，是她在说话，她心里竭力要更小心地抬担架，别让它这样晃动。后来她觉得担架上躺的是萨布罗夫，她是在对他说：“亲爱的”，但是她还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这是她阿尼娅。这时她想对他解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听不见。于是她又说了些什么。她的思想完全紊乱了，她又失去了知觉。

　　“唉，可怜的，哼得真厉害。”卫生兵说。

　　可是这时飞机在伏尔加河上绕了几圈，投下一枚照明弹，刹时间照得一切雪亮，接着又投了炸弹。炸弹落在抬担架的人的左右。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冰上可以看到一个个黑窟窿，河水涌上来，淹没了冰面。起初，第一枚炸弹爆炸的时候，卫生兵们把担架放在冰上，自己卧倒，到后来，又有几枚炸弹爆炸，飞机嗡嗡地响着又在绕圈子的时候，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抬起担架，跨着匆忙的人的大步，在冰窟窿中间往前走。

　　离孤洲已经不远了，前面有人大声叫道：“到雪橇这边来”，在第一条雪撬起点的小丘后面，可以听到雪橇滑木的吱吱声和马的嘶鸣。

第二十四章

　　伏尔加沿岸的草原上笼罩着一片１１月的浓黑。下午５点钟天一黑，立刻就分辨不出——这是晚上，是半夜，还是早晨５点钟，因为持续１４小时的长夜，始终是同样地漆黑。寒风仍旧在草原上呼啸，雪似乎猛然想起它很久不来了，纷纷扬扬地落个不停。卡车车轮和两轮车的铁箍在压光的冰层上老是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军车调度员带着自己的小提灯在十字路口默默地转动。

　　这一切都是单调的，时时如此，日日如此，只有忽发奇想要在从埃尔顿和卡梅申通斯大林格勒的这些道路中的一条上接连站上一两个昼夜的人，才能懂得这种单调的全部伟大，才能懂得这些日子在接近前线各条道路上所发生事件的全部令人生畏的寂静。

　　也像一年前，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连续不断的列车载着步兵和炮兵驶向莫斯科，没有到达流血的前线就溶化在莫斯科近郊的树林里那样，——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从１０月下旬起，军队一夜一夜地先是沿着前线泥泞的、然后是雪封的道路，在暴风雪中，在冰上前进，有篷汽车、总司令部预备队的套着套子的庞然大物的大炮、低矮的“Ｔ—３４”型坦克，和跟在卡车后面在小丘上跳跃的小小的反坦克炮爬行着。

　　有时德机扔下的照明弹在夜的黑暗中照亮一个白色圆点，在白点里的卡车就从路上拐到旁边，人们都四散，俯伏在地上，可是炸弹轰的一响在泥和雪之中爆炸了。后来一切重又变成漆黑，道路上的交通中断了几分钟，等清除被炸毁的卡车碎片，将死尸拖到一旁，一切才又开始向原来的方向爬行、行驶。所有这一切，部分是从卡梅申和萨拉托夫开往斯大林格勒以北的草原和森林茂密的峡谷。另一部分人员、大炮和坦克从埃尔顿开往伏尔加，隐藏在中、下和上阿赫图巴河的河湾，再从那里南下。

　　在这人员、汽车和武器的洁涪荡荡的运动中，在这一切移动的情形中，以及在这一切没有到达斯大林格勒便停下的情形中，可以感到一年前在莫斯科近郊已经一度以其全部几乎是超乎人力的沉着所表现的同样的意志力和性质。

　　当集团军司令和马特维耶夫几次在紧要关头向战线司令部请求增援的时候，每次都遭到断然的拒绝。只是从越来越多地集中了炮队和近卫军追击炮团的伏尔加左岸，毫不吝惜地用炮火来支援在斯大林格勒奋战的各个师。只有两次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战线司令部经大本营准许，每次给了一师人。这两个师从行军中直接被调往斯大林格勒，一星期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和原来在那里奋战的师融合在一起，人数也和他们相等了。

　　在萨布罗夫默默地闭目躺在自己的掩蔽部里，两个卫生兵抬着阿尼娅在不坚固的冰上走过的那一夜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耶夫徒步在伏尔加河上绕了一个大圈，来到普罗岑树的掩蔽部，在那里关上门（如果可以这样叫那双层叠着的雨布帘），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马特维耶夫晚上从对岸的战线司令部回来，普罗岑科已经是他这一夜访问的第二个师长。前一天马特维耶夫被召到战线司令部的时候，他是打定主意要描述集团军处境的全部困难和再度要求增援去的。他到了战线司令部，坚决相信他将要请求给他一个师，并且一定会要到手，因为一个师对他是绝对必需的。他预料到照例要碰钉子，但是他认为这一次他的理由更有力。

　　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司令部战线军委会委员先都静静地听完他的报告，再听了他的请求，破例竟没有立刻就说给，也不说不给。后来，停顿了好一会，他们相互望了一眼，战线军委会委员连人带椅子一同移近上面摊着一张战线地图的桌边，他把两手都放在地图上，说：

　　“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并不要拒绝您的请求，因为您的请求是合理的，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您自己能拒绝自己的请求。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您至少需要哪怕是有一点点感到将来要发生的事。”

　　他注意地看了马特维耶夫一眼，在他瘦削、善良而朴质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这是一个知道一件使他无限喜悦的事情的人的微笑。

　　“如果我们对您说，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没有一个师给您，或者甚至两个师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说假话：师团我们是有的。”

　　马特维耶夫心里想，这是在这种场合下所说的惯常的开场白——说什么军队是有的，可是要留做后备，斯大林格勒固然很重要，但是除它之外，还有从黑海到巴伦支海漫长的战线，这一切只有在手头有空闲军队时才能捍卫。

　　但是这些话战线军委会委员对马特维耶夫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双手在地图上移动了一下，使马特维耶夫不由注意了他的动作，他把手停下——一只手停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一只在北面，然后把双手向前移动，移到离斯大林格勒很远的地方——在地图上，那里是绥拉菲摩维奇、卡拉奇以及顿河流域的其他一些城市——然后以坚决的动作合起双手。

　　“就是这样，”他说，这时在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得意的声调。“就是这样，”他又说了一温。

　　马特维耶夫非常清楚明晰地牢记住这句话和双手在地图上的这个动作，后来他在和别人谈话，他自己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在这个手势所表示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他有多次回忆起这一切。

　　“您是这么想的吗？”他激动地问。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目前我只能对您说这些。”战线军委会委员停顿了一下，补充说。“为了让您自己感到这一点，并在剩下的困难日子里让自己人感到的当然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这句话，——这句话并不是指遥远的未来。现在我们再回到师的问题上来。就是说．您非得要一个师才能支持下去？”

　　“不，我们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马特维耶夫说。

　　“那好。可是您需要一个师吗？”

　　“不，我们并没有要它。”马特维耶夫说。

　　马特维耶夫怀着这样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甚至没有取得集团军司令的同意，就拒绝了这一师人。他回到集团军里，和司令谈了，然后去各个部队。他担负起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一夜去两个和主力切断的师里去。到普罗岑科那里已经是第二处，他又是疲倦，又被冻僵了。

　　普罗岑科看马特维耶夫来了，很高兴。最近一星期里，他有时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和集团军司令取得电话联系，此刻，他向马特维耶夫详细报告了这一时期师里发生的一切之后，他初次感到，他把部分重担从自己肩上卸到了别人的肩上。

　　马特维耶夫仔细听了普罗岑科对他说的一切，提出了几个倾向于一个方面的问题：普罗岑科以他现有的兵力可以支持几天。然后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把他们方才谈的一切撇在一旁，问普罗岑科怎样理解斯大林说的“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那句话。

　　普罗岑科被马特维耶夫这样突然一问，对他的脸看了一看，在他的发亮的黑眼睛里看到一种兴奋的神情，在战争中，有人自己已经知道一件将要到来的、美好的重要事情，可是还不能对别人说，他们就会产生这种兴奋的情绪。

　　“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普罗岑科回答说，“斯大林同志在１１月７日说这话，就是说，它应该很快实现，反正是在２月之前。”

　　“为什么在２月之前？”

　　“因为要是过了２月，——他就会在２月２３日说，如果在５月之后，他就会在五一节说这话。在战争中这种话是不能早说的。”

　　普罗岑科有所期待看了看他，从他的回答的目光中，他明白，马特维耶夫对这件事也有同样的看法。

　　“怎么样？我说得对呢，还是不对？”

　　“对。不过要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普罗岑科反问道，好像他觉得这话带有侮辱性。“军委会委员同志，我个人是不想活到德国人到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来的那个时刻的。只要我活着，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马特维耶夫微微皱了皱眉头：他觉得普罗岑科的话过分夸大。

　　可是普罗岑科说的是真心话，说完，他立刻就转到目前的日常事务和请求上。

　　目前的事务是补充弹药（这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夜间有更多的“Ｙ—２”式飞机飞来（这也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最后，从集团军的预备力量后派几名指挥员来（这件事，马特维耶夫以他特有的当机立断当场拒绝了）。

　　马特维耶夫很满意，固执而狡滑的普罗岑科居然非常机智，立刻就懂得马特维耶夫的来意，同时又没有固执地向他询问详情。因此，虽然已经该往回走了，马特维耶夫还是同意多待一会，喝了两大杯浓茶，爱夸口的普罗岑科不知为什么说，这是锡兰花茶。

　　“花茶就花茶吧，”马特维耶夫同意说，“主要的要烫。”

　　普罗岑科送马特维耶夫走到河岸，回来后吩咐沃斯特里科夫拿地图来。沃斯特里科夫拿给他一张师参谋部手绘的阵地要图。图上画有师团最近据守的５个街区。

　　“要地图，不是阵地要图！”

　　于是沃斯特里科夫拿来一张斯大林格勒图，图上可以看到沿伏尔加河绵延６５公里的城市的全貌。

　　这一次普罗岑科笑起来了：

　　“不是的，不要这张。要一张大地图。它还是好好的吧？”

　　“哪一张大的？”

　　“整个战线的那张大地图。”

　　“哦……还是好好的。”

　　沃斯特里科夫在箱子翻了好久，寻找那张很久没有拿出来的地图。

　　正因为沃斯特里科夫找了这么久，使普罗岑科想到他是怎样把全部思想都一心一意地放在斯大林格勒上，最近关于其他的一切想得那么少——少到甚至整整两个月没有取出战线地图。

　　沃斯特里科夫在他面前的桌上摊开上面有着还是９月做的旧记号的地图，普罗岑科用手把它抚平，弯下腰来看着，沉思起来。他开始用目光寻找城市、河流和以前阵地的标志，不禁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他是脱离了自己的这些房屋和街区，脱离了斯大林格勒。看到整个地图之大，他才完全清楚地感到斯大林格勒的意义，虽然在这张很大的地图上它只不过是一个点，——但是其他所有的城市，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最近两个月正都是和这个点——斯大林格勒，尤其和这５个街区以及他，普罗岑科所在的掩蔽部，息息相关的。他怀着新的兴趣看了看地图。他的双手不由得也像战线军委会委员的手那样在地图上移动，然后在西面离所大林格勒后面很远的地方合拢。

　　在这个动作中不仅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规律性，因为战争中最重大的战略决策的依据往往是清楚明白，人人都能了解的，因为它们的简明性乃是产生于正确了解形势的铁的逻辑。

　　离天亮不远了，但是普罗岑科怀着仍旧可以让大伙趁黑回去的打算，召集了各个团长和营长。

　　夜里终于在伏尔加河的冰上拖来一列载着食粮和伏特加的雪橇，在普罗岑科的狭窄的掩蔽部的桌子上铺着报纸，放着几瓶伏特加、用截得整整齐齐美国罐头食品的空罐头代替杯子。两个盆子里放着切成厚片的香肠和热过的罐焖肉加土豆。正中放着一个碟子，炊事员存心要一显身手，用黄油做了一个花样，上面有涡卷和小玫瑰花。

　　普罗岑科坐在角落里，他平时坐的位子上。掩蔽部里火炉烧得很热。将军破例身上穿的不是军便服，而是从箱子里拉出来的干净制服，制服敞着，底下露出雪白的衬衫。今天夜间为普罗岑科烧了开水，客人到来前一小时．他就在这儿掩蔽部里，在镀锌的儿童小澡盆里洗了个澡，他在这个澡盆里洗澡已经不是第一次，可是这件事他无论对什么人都不会说出来。普罗岑科坐在那里，热得出汗，怡然自得，麻布衬衫使他感到舒服凉爽。

　　整个环境——狭窄的掩蔽部、长桌、坐在桌头制服敞开的主人，使走进来的列米佐夫产生了突如其来的联想。

　　“将军同志，您这里完全像在海上一样。”

　　“为什么像在海上？”

　　“像在军舰上的将校集会室。”

　　大家差不多都同时到来。列米佐夫以老军人遵守时刻的习惯，准１８·００时到，其余的有的早到两分钟，有的晚些。萨布罗夫最后来，迟到５分钟：他在交通壕里摔了一次，膝盖摔痛得厉害。

　　“将军同志，恕我来迟了。”

　　“没有关系，我们罚你一杯，下次就不会迟到了。”

　　“坐下，”列米佐夫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请他坐，“和我一人坐一半。就这样，挤一挤，挺和气。”

　　“请大家斟酒。”

　　大家都斟了酒，一时静了下来，普罗岑科开始说：

　　“我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开会，只是让大家聚聚，互相看看。也许，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时刻”这几个字他说得很庄严），可是我们的师团是能活到的！让我们为了，”他站了起来，大家都跟着他起立，“我们街上的喜庆日子快些到来，干杯！”

　　在他此刻说这句话的情景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庄严的气氛。

　　祝酒之后，沉默起来。大家都起劲地吃起来，最近几天吃得很差，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吃不饱，是因为大家实在太疲劳。后来又来第二次祝酒，在每一个尊重自己的师团里这已经成为传统，——预祝师团成为近卫军。

　　坐在普罗岑科对面的萨布罗夫，一直注视着他早巳熟悉的将军的一举一动。此刻他几次注意到，普罗岑科每次开始说话，好像要说什么重要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话，但是说了一半又停下，勉强克制着自己，把话转到别的话题上。

　　该散席了，普罗岑科又一次环顾了坐在案旁的人们。

　　“这里坐着列米佐夫，”他想道，“在他之前，团长是波波夫，——他不在了，波波夫之前——是巴布琴科——他也不在了。这里坐的是安年斯基，他当团长也许还嫌弱些，目前还嫌弱，然而他已经通过了被围的全部锻炼，团也通过了他，他毕竟是能够指挥的。这里坐着萨布罗夫，他坐在那里，并不知道，万一不幸列米佐夫，或是安年斯基，或是第８９团团长奥古尔佐夫负伤或是被打死，而他，普罗岑科，自己还能活到那一天，就要任命萨布罗夫当团长。周围所有的这些人都不知道，在战争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他们还要指挥什么，将要在什么地方作战，他们如果会死，不如会死在什么城市的墙脚下。”

　　很久以来，每天每天地不断为各种事务、奔走、战报、报告——战争的全部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普罗岑科，此刻看到他的集合在桌旁的全部指挥员，这些疲倦的人们，仿佛是以旁观者的身分看了看他们，突然初次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使背脊发冷，使喉头噎住，将来历史上要大书特书，后人会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而产生羡慕的东西。

　　告别时他想说些特殊的、令人鼓舞的话，但是事情往往如此，他竟想不出这样的话，就像在自己一生中其他最关控的、也许是最美好的一瞬想不出话来那样。他只是站起来，说：

　　“好吧，朋友们，该走了，早上要有战斗。”

　　大家都站起来。他和每个人握手．大家都接连走了出去。他只留下萨布罗夫。

　　普罗岑科决定要检验一下，大伙是怎样理解他想对他们说的话，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就问萨布罗夫：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明白吗？”

　　“我明白，将军同志。非常想活到这一天。”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普罗岑科说，“非常想活到。从明天起，我走在战壕里的时候，要多低头，——我真想活到那一天。我劝你也这么做。”

　　他们沉默了一会。

　　“想抽烟吗？”普罗岑科递给萨布罗夫一支烟。

　　“谢谢。”

　　他们便抽起烟来。

　　“列米佐夫向我报告了你的不幸。我今天派人到后方司令那里去，叫他顺便打听一下，她住在哪个医院里。免得你不知她的下落。”

　　“谢谢您，将军同志，”萨布罗夫几乎是冷漠地说。他痛苦，并不是因为他能不能找到阿尼娅，他知道，如果她活着，他一定能找到她，——但她是不是活着？和这个最可怕的问题相形之下，普罗岑科所说的——他能否找到她．——此刻几乎没有使萨布罗夫激动。“非常感谢，将军同志，”他重复说。“可以走吗？”

第二十五章

　　虽说是痛苦会令人感到度日如年，但是在阿尼娅遭到不幸之后萨布罗夫所过的头３天也像在斯大林格勒所有的日子一样，一晃就过去了。事后他试试回忆自己在那些日子的心情时，他觉得，周围只有战争。失去阿尼娅的痛苦始终是那样，叫人放不下，正因为它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他竟常常忘记有它的存在。

　　萨布罗夫从普罗岑科那里回来的时候，心里感到在这几天他一定要做出一番以后终生永志不忘的事业来。他们目前所做以及他们将要做的，已经不仅仅是英勇的业绩。在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始终不渝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是种种不同原因的结果构成的——因为越是往后，越是不可能后退；因为后退就等于在这次退却中立即无谓地牺牲；因为敌人的逼近以及对于每个人几乎都是均等的危险，使人要么习惯它，要么感到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所有被挤在这弹丸之地上的人们，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熟知彼此的优缺点。

　　所有这种钟情况，逐渐形成了那股顽强的力量，它的名字叫“斯大林格勒人”，而且别人对这个名词的全部英勇意义的理解，要比他们自己更早。

　　一个人心里是永远不会相信有什么事是没有了结的：他意识到，凡事迟早总应该有个结束。萨布罗夫也像当时斯大林格勒所有的人一样，并不确切知道，甚至不去推测，这一切几时才能结束。同时又不能想象，这是没有尽头的。这天夜里他在普罗岑科那里与其说是明白，毋宁说是感到，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几个月，而是几个星期，甚而至于是几天的事了，这给了他新的力量。

　　他把在普罗岑科那里晚餐的情形对瓦宁和马斯连尼科夫讲了之后，天一亮，就让他们留在指挥所，自己下连队去了。营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他抱定目的要和每个人谈谈，使大家都感到他亲身体验到的那胜利在望的心情。

　　整天进行着战斗。德国人这一天用他们的全部行动证实了萨布罗夫的想法。他们进攻的次数特别频繁而仓促，好像生怕他们今天拿不到手的东西，明天就再也拿不到了。

　　萨布罗夫感到，他看到一个受了重伤的野兽的最后挣扎。他怀着两个月来和死神并肩同行的人的报复心情，正是为了此刻开始的事情感到痛快。

　　然而，不论在这一天还是以后的几天，表面上一切照常：战斗继续进行，力量井末减弱。德国人４次占据科钮科夫的房子与一连阵地中间的小广场，４次都被击退。

　　萨布罗夫还像平时那样谨慎——迫击炮弹爆炸时卧倒，敌人狙击兵的子弹开始在旁边发出响声时躲到砖头后面，轰炸时在掩蔽工事里等它过去。痛苦没有逼他去寻死。他一向没有这种想法，现在仍旧没有。他要活，因为他迫切而确信地等待着胜利，他极其明确肯定地等待着胜利；他等待着几时可以从德国人手里夺回这最近的广场，夺回一星期前放弃的这所房子和它后面仍旧被叫做街道的废墟。还有一个街区和下面的一条街，——总之，夺回他视野中的一切。

　　在做当天的总结的时候，他们谈到又有两人被打死，７人负伤；谈到左翼的两挺机枪需要从变压室的废墟转移列车库的地下室里；谈到如果派司务长布斯拉耶夫代替牺牲的费定中尉大概很好，谈到由于人员的损失，按照各司务长原来的报告营里领到的伏特加要比规定的多一倍，这没有关系——因为天冷，让他们喝吧，谈到钟表匠马津的手昨天被打断，现在假如营里萨布罗夫最后那只完好的表停了，就没有人来修理了；谈到老是吃粥吃粥，把人都吃腻了——如果从伏尔加河上哪怕能运点冻土豆来也是好的；谈到趁某人某人还活着、身体健康、能够作战的时候，呈请给他们奖章，不要等到后来为时已晚，——总之，当他们谈到每天总在谈的那些事情的时候，——萨布罗夫对于伟大事件即将到来的预感始终毫未减少，也没有消失。

　　在这些日子里他有没有回忆起阿尼娅呢？不，他不是回忆——他记着她，悲痛没有过去，没有乎息，他不论做什么，悲痛时时刻刻在他心里。他真心地觉得，假如阿尼娅死了，他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别的恋爱。萨布罗夫以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举止，现在开始观察自己。痛苦使他感到压抑，他仿佛常常在注视自己，心里自问：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跟从前一样，他的举止中有没有地方是由他的痛苦所造成的。于是他克制着痛苦，极力做得和平时一样。

　　第三天夜里，萨布罗夫在团参谋部领到颁给科纽科夫的勋章以及给他的驻防部队的几枚奖章，又一次钻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给他们授奖。所有要受奖的人还活着，尽管这在斯大林格勒是罕有的。科纽科夫请萨布罗夫给他佩上勋章，——他的左手手腕被手榴弹弹片打伤了。当萨布罗夫照兵士那样，用小刀在科纽科夫的军便服上划开一个小口，开始把勋章拧进去的时候，科纽科夫立正说：

　　“大尉同志，如果向他们进攻，我想直接从我的房子穿过去最合适。他们把我围困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从这里朝他们进攻。您看我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大尉同志？”

　　“等一等吧。会有一天我们要这么干的。”

　　“大尉同志，计划是对的吧，”科纽科夫坚持地说“您以为怎么样？”

　　“对的，对的，“萨布罗夫心里想道．要是进攻的话，科纽科夫的老老实实的计划的确是最正确的。

　　“笔直穿过我的房子朝他们进攻，”科纽科夫重复说。“杀他个措手不及。”

　　“我的房子”这句话，他常常高兴地一再重复；据士兵中传说，在战报里这所房子就是被称做“科纽科夫的房子”，这种说法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对此颇为得意。

　　“德国人要把我们从这所房子撵出去，”萨布罗夫要走的时候，科纽科夫说。“居然打起主人来了。”他指着自己的伤手，笑了起来。“弹片虽不大，可是横穿骨头擦过去：手指完全不能弯了。大尉同志，请这样报告长官，要进攻的时候，穿过我的房子打过去！”

　　萨布罗夫虽然尊重普罗岑科，懂得在他的那番话后面一定还有更高级长官的话，但是，将要进攻的信念不但在普罗岑科心里有，连科纽科夫心里也有，这种情况更有力地加强了他自己的想法，认为这件事正是会这样。

　　萨布罗夫从科纽科夫那里回来的时候，已经近早晨了，瓦宁在连里，马斯连尼科夫坐在案旁，虽然他没事干，完全可以去睡觉。最近几天他极力到处要和萨布罗夫在一起，硬是要跟他到科纽科夫那里去，可是萨布罗夫断然拒绝了，他只好留了下来。现在马斯连尼科夫坐在那里着急。

　　萨布罗夫走进来，默默地点点头，又这样默默地脱下皮靴和军便服，躺到床上。

　　“要抽烟吗？”马斯连尼科夫问。

　　“要。”

　　马斯连尼科夫送给他一个装马合烟的烟合。萨布罗夫抽了起来。他珍视马斯连尼科夫的那体贴的沉默——在一个人不幸的时刻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表现出的罕有的特性。马斯连尼科夫什么都没有问他，也不安慰他，同时却以自己默默的陪伴时刻提醒他，他在本身的痛苦中并不是孤独的。

　　此刻萨布罗夫突然感到对这孩子的柔情，最后几天以来他第一次想到，战后有一天他们会在离这里一个温远的地方，在一所和这里完全不同的房子里，穿着完全另样的服装相遇，他们会回忆起在这所上面有５层盖板的窑洞里，在这些寒冷的战壕里、在飘着寒冷的小雪之下所发生的一切。那时他们会突然觉得，这些白铁茶杯，这些斯大林格勒的“卡秋莎”小灯，这全部不舒服的战壕生活，甚至那将要过去的危险本身，都变成可爱的。他在床上坐起来，把手伸到马斯连尼科夫跟前，紧紧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朝自己跟前拉：

　　“米沙！”

　　“什么事？”

　　“没有什么。将来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有什么可以回忆的，是吗？”

　　“当然要回忆的，”马斯连尼科夫沉默了一会说，“回忆我们在１１月１８日坐在斯大林格勒的铁皮火炉旁边抽烟。”

　　“１１月１８？”萨布罗夫惊奇起来。“难道今天是１１月１８？”

　　“是呀，怎么啦？”

　　“奇怪，日子过得真快！从我们在埃尔顿下车，明天已经是７０天了。”

　　他仍旧坐在床上，摇晃着身子，喷出一个个小烟团，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此刻坐在这儿的掩蔽部里，而他，经过已经有７０天在周围发生的一切，仍然安然无恙，而阿尼娅却不在，也不知她是死是活。他坐了好一会，一言不发。后来他往床上一躺，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捏着已经熄灭的烟卷的手从床上耷拉下来。

　　他睡了一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话务员来叫醒他的时候，天色还是漆黑，斜埋在掩蔽部墙上当窗户用的、口径１２寸的管子里，还没有透进亮光。萨布罗夫赤着脚在冰冷的地上跑去接电话。

　　“我是萨布罗夫大尉。”

　　“我是普罗岑科。你在睡觉？”

　　“是，睡过了。”

　　“好吧，那么赶快起来。”普罗岑科的声音里带有激动，“到外面去听听。”

　　“什么事，将军同志？”

　　“没有什么，过一会你打电话给我。报告我，你听到没有。把你的人都叫醒，让他们听听。”

　　萨布罗夫看了看表：是早上６点钟。他匆匆地穿上皮靴，也不穿军便服，单穿一件衬衫就跑到外面。

　　在斯大林格勒，早上从６点到７点一般是最安静的时候。有时整整一小时双方的大炮都不发一次齐射，只是有的地方有单独的步枪声，或是远处偶然有一个迫击炮弹发出低哑的爆炸声。

　　萨布罗夫从掩蔽部跑出去的时候，外面大雪纷飞，几步之内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想到应该加强防卫。听了普罗岑科的电话，他期待有什么特殊事件。然而什么也听不见。天气寒冷，雪落到敞着的衬衫领里。他这样站了一两分钟，才听到远处不断的炮声。炮声来自右面的北方。大炮在离这里二四十公里的远方射击。炮声虽远，但仍旧能传这里，震撼着大地，根据这些情形看来，可以感到在发出这炮声的地方，此刻正在进行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声势空前的大事，那边的炮火连天，是从未有人见过和听过的。萨布罗夫已经不觉得寒冷，有时擦掉脸上的雪花，继续凝神听着。

　　“难道这就是那件事？”他心里这样想，转脸对站在身旁的自动枪手说：

　　“听见什么吗？”

　　“怎么不听见，大尉同志。听见。我们的大炮在轰。”

　　“你为什么想这是我们的大炮？”

　　“听声音听得出。”

　　“这已经很久了吗？”

　　“已经有一个来钟头了，”自动枪手说。“一点没有减弱。”

　　萨布罗夫很快回到掩蔽部，先推醒马斯连尼科夫，再推醒瓦宁，瓦宁从连里回来不久，皮靴和大衣也不脱就睡了。

　　“起来，起来，”萨布罗夫的声音跟５分钟前普罗岑科和他说话时的声音同样地激动。

　　“什么？出了什么事？”马斯连尼科夫一面穿皮靴，—面问。

　　“出了什么事？出的事可多啦。你们到上面去听听。”

　　“听什么？”

　　“先去听了再说。”

　　等他们出去了，萨布罗夫吩咐话务员接普罗岑科的电话。

　　“是我，”传来普罗岑科的声音。

　　“将军同志，报告：我听到了！”

　　“啊……大家都听到了。我把所有的人都叫醒了。开始了，亲爱的，开始了。我又要见到我的故乡乌克兰，我又要站在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小山上了。明白吗？”

　　“明白！”

　　“已经是第４个夜晚天不亮我就不睡了。“普罗岑科说。“我老是到外面去听：有没有开始？我们的人喜欢在天亮前开始。今天——出来，音乐会已经开始了……听得清楚吗，萨布罗夫？”

　　“清楚，将军同志。”

　　“我还没有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的通知，”普罗岑科预先说。“你等一等再通知大家。不过何必要通知他们？他们自己听见，就会猜到的。”

　　普罗岑科放下听筒，萨布罗夫也放下丁。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和在哪里发生的．但是他毫不怀疑地感到：它是开始了。虽然它只是在一小时前开始的，但是此刻如果没有这遥远的、雄壮的、炮兵进攻的隆隆炮声，今后便无法想象将如何生活了。不管在这一瞬间听到它或是听不到它，这炮声已经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了。

　　“难道是开始了吗？”萨布罗夫几乎是吃惊地又问自己，又坚决地回答自己说：“是的，是的，当然是的。”

　　虽然他好像被关在鼠笼里一样被困在紧靠伏尔加岸上的掩蔽部里，德国人在这里离伏尔加只剩８００米，离他的掩蔽部只剩下６０米，然而他照样在一生中第二次体验到那无与伦比的进攻的幸福，就候去年１２月的一天在莫斯科近郊那样。

　　“嗳，怎么样，听到了吗？”他很得意地问走进来的瓦宁和马斯连尼科夫。

　　他们沉醉在这不可置信的喜悦中，一动不动地坐着，偶尔彼此说上一两句。

　　“不至于失败吧，像９月那样？”瓦宁怀疑起来。

　　“行啦，别说啦！”萨布罗夫打断了他。“为了这件事我们在这里困守了这么久，现在它是不会失败，也不容许失败。”

　　“啊，我多么希望此刻我能在那边，”马斯连尼科夫说。“我多么希望能在那边！”他兴奋地重复说。

　　“在哪边？”萨布罗夫问。

　　“呐，在发动攻势的那边呀。”

　　“人家还以为，你米沙此刻是在塔什干的什么地方呢。”

　　“不，我正是要待在发动攻势的地方。”

　　“可是我们这里也要进攻。”萨布罗夫说。

　　“嗨，这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今天？”马斯连尼科夫反问。

　　他等着萨布罗夫再说下去，可是萨布罗夫没有作声。他想出了个计划，可是不愿意事先说出来。

　　“也许，我们来喝一杯庆祝进攻吧？”马斯连尼科夫等了一会，建议说。

　　“彼佳！”萨布罗夫喊道，但是彼佳没有答应。“彼佳！”他又叫了一声。

　　彼佳站在上面，也像５分钟前他们站在那里一样，听着。他听见萨布罗夫喊他，但是他第一次敢于当作没有听见，——他实在想好好地听听炮声。萨布罗夫只好亲自跳到交通壕里。

　　“彼佳！”他又叫了一声。

　　彼佳好像刚听见似的，跑到萨布罗夫跟前。

　　“怎么，你在听？”

　　“在听，”彼佳微笑了。

　　“去，为了庆祝给我们斟一份酒。”

　　彼佳在半分钟内把杯子和水壶弄得叮叮当当地响，端了一只盘子走进掩蔽部，盘子里放着三个杯子和一听打开的罐头，里面像扇子似的插着三把叉。

　　“给你自己也斟上，”萨布罗夫一改自己的习惯，说。

　　彼佳掀起雨布幕走出去，马上就拿着自己的杯子回来，根据他这么快就回来，可见酒是事先斟好的。

　　他们碰了杯，默默地一饮而尽，因为一切都很明白，不必多说：为庆祝进攻。

　　半小时后，普罗岑科打电话来，他的声音已经比较平静，但是仍然激动，他说，接到战线司令部的正式证实，我军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于清晨５时在斯大林格勒以北转取攻势。

　　“要切断他们，切断！”萨布罗夫放下听筒，向他们讲述了和普罗岑科的谈话内容，马斯连尼科夫高兴地嚷起来。

　　“你们去吧，”萨布罗吩咐说，“瓦宁，你去一连，你去三连。对大家说说。”

　　“你留在这里？”瓦宁问。

　　“是的，我要和列米佐夫谈谈。”

　　萨布罗夫削好铅笔，从营部的文件夹里取出上面绘有全营地段和前面各所房屋位置的略图，开始沉思起来。后来他很快地接连在图上做了几个记号。是啊，今天他们也应该进攻。这对他是清楚的。他当然知道．现在主要的大事是在远离他们的北方，或许在南方，而他们的命运是暂时守在这里。然而，今天当他们都揣揣不安地盼望着的那个伟大事件已经开始的时候，他心里也不禁产生了急于跃跃欲试的渴望。蕴藏在他和其他人们心中的那股力量，应该找到自己的出路了。他打电话给列米佐夫。

　　“上校同志吗？”

　　“是的。”

　　“请准许我到您那里来。我有一个不大的作战计划。”

　　“作战的？”列米佐夫说，在电话里都听得出他微笑了。“是进攻的集团军的荣誉不让您安宁吗？”

　　“是的。”

　　“那有什么办法。这很好。不过您不要来，我自己来。”

　　列米佐夫半小时后来了，他脱了衣服，坐在萨布罗夫旁边，喝彼佳给他端来的热茶。

　　“在某种程序上我体验到一种感受，就像长期困守在加里西亚之后，１９１６年夏季进攻①时的感受那样。这种感受非常美，特别是在头几天里。不过目前更强烈些。”

　　“什么更强烈些？”

　　“一切都更强烈；感受啦，进攻啦，很显然。”

　　“您以为这是巨大规模的进攻吗？”

　　“我相信是。喂，您有什么计划？”列米佐夫把杯子放在一旁。

　　“计划很简单——夺回科纽科夫的房子后面原来是我的那所房子。”

　　（加里西亚是部分西乌克兰和部分波兰地区的历史名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西南方面军于１９１４年８月至９月在加里西亚，对奥匈帝国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战役。此处１９１６年似为１９１４年之误。）房子。”

　　“在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

　　“怎么个夺法？”

　　萨布罗夫向列米佐夫简略地说了这个计划。昨天科纽科夫曾谈起这个计划，没有科到这么快就会实施。

　　“主要的是，不是从德国人预料得到的地方进攻，而是从科纽科夫的被围的房子直接去进攻，在那里，德国人除了消极防御之外，毫无防备。”

　　列米佐夫捻着花白的髭须。

　　“那么人呢？计划很好。可是人呢？”

　　“这一点以前也曾使我伤过脑筋，”萨布罗夫说。“但是今天在这样的炮轰之后，我想，我们也这么干。”萨布罗夫笑了笑。“您心里一高兴，会给一点的，是吗？”

　　“会给的，”列米佐夫也笑了笑。

　　“我们向将军报告的时候，他也会给的吧？”

　　“毫无疑问，他会给的，”列米佐夫证实说。“至于我嘛，还不知道给不给．但是将军是会给的。”

　　“不过您也会给吧？”

　　“给。第一个把我自己给您。啊，老天，老是在防御，简直腻味透了！您知道怎么样?”他眯缝起眼睛对萨布罗夫看了看。“我们一定要把房子拿下来。有了北方来的这种伴奏，办不到这件事简直丢人。房子……房子是什么？”他笑了笑，但是马上又变得严肃起来。

　　“然而，房子——这代表很多东西，几乎代表一切，这是俄罗斯。”他连凳子一起退到墙边，拖长声音重复说。“俄罗斯……如果天亮我们能拿下这所房于，您简直想象不出那时我们的感受。嗨，房子是什么？是四堵墙，甚至不是墙，是四堆废墟。但是心里却说：“我们要像收复这所房子一样把整个俄罗斯夺回来。您懂吗，萨布罗夫？主要的是，开始。从这所房子开始，但是这时要感到，往后也要这样，往后一直都要这样，直到全部结束。我的话完了。您打算怎么把人弄到科纽科夫那边去？”他已经用事务性的口吻问道。

　　萨布罗夫解释，他打算怎样连夜把人弄到科纽科夫那边，怎样悄悄地做好，怎样用手把迫击炮抬过去，或者甚至把几门炮也抬过去。

　　半小时后，他们筹划完毕，就打电话给普罗岑科。

　　“将军同志，此刻我在萨布罗夫这里，”列米佐夫说，“我和他拟了一个在他营的阵地上进攻的计划。”

　　听到“进攻计划”，普罗岑科就打断了他：

　　“是的，是的，你们俩——您和萨布罗夫——马上到我这里来。马上就来。”

　　他们钻进交通壕，朝普罗岑科那里走去。天已经开始亮了。但是白幔似的暴风雪依然从四面八方遮住地平线。远处的炮声没有减弱，天亮了似乎听得格外清晰。

　　普罗岑科情绪昂扬。他背着手在掩蔽部里来回走着。他身上仍旧穿着不久前接见指挥员们的时候穿的那件节日的制服，可是今天掩蔽部里很冷，将军禁不住冻，在制服上披了一件旧棉袄。

　　“好冷，好冷，”他跟萨布罗夫和列米佐夫见面时这样说。“沃斯特里科夫这个狗儿子也不关心弄点柴来。炉子都快灭了。”他用手摸摸微微有点热气的生铁火炉。“沃斯持里科夫！”

　　“是，将军同志！”

　　“柴什么时候能来？”

　　“再过一小时。”

　　“好，你给我放小心些。真冷，”普罗岑科又说了一通。“好吧，你们拟了个什么样的进攻计划？”在他的口吻里感到迫不及待的语气。“上校，您来报告吧。”

　　“如果您允许，”列米佐夫说，“让萨布罗夫大尉报告吧。这是他的计划。”

　　萨布罗夫在一个早上是第二次陈述了夺取房子的计划。

　　“这个夜里您来得及把人集中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并且在天亮前进攻吗？”普罗岑科问。

　　“来得及，”萨布罗夫回答说。

　　“你有多少人能去？”

　　“３０个。”

　　“您能给他多少？”

　　“再给２０。我想了。”

　　“这么说，你来得把５０人调过去，并且做好准备工作吗？”普罗岑科问萨布罗夫。

　　“是的。来得及。”

　　“要是我再给你们３０，那就是８０，也来得及吗？”

　　“更来得及，将军同志。”

　　“那就好，好，”普罗岑科说。“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我们的进攻。不过你要注意，”他对萨布罗夫说。“我可不让你浪费人员。我不怀疑我们能夺回这所房子。不过，无论北方的形势是多么好，在斯大林格勒目前受包围的还是我们，而不是德国人。你明白吗？”

　　“明白，”萨布罗夫回答说。

　　“将军同志，”列米佐夫说。

　　“什么事？”

　　“请准许我亲自参加作战。”

　　“亲自？”普罗岑科狡猾地眯起眼睛。“这是什么意思：您要到萨布罗夫的指挥所去？好吧，本来应该这样——因为您是团长呀。或许，您还要钻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您要的是这个吧？您要爬过去？”

　　列米佐夫不作声。

　　“能爬去吗？”

　　“我能爬过去，将军同志。”

　　“这也行。不过另外那所房子可不准您去。让萨布罗夫一个人到那边去。明白吗？”

　　“是，将军同志。”

　　“他到那边去，您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我嘛，亲自到他的指挥所去。我们就这样决定。我马上命令挑３０个人给你们。不过要爱惜。您要注意，这是最后的一批了。”

　　“可以走吗？”萨布罗夫问。

　　“可以。您要用电话向我报告准备的情形。要详细。我是很关心的。”他忽然非常随便地补充说。“哦，还有一件事。您代表师长告诉战士们和指挥员们：第一个冲进那所房子的——得勋章，跟着冲进去的——得奖章，捉到‘舌头’的——也得奖章。您就这样去转告。你说是科纽科夫最初提出建议的吗？”普罗岑科问萨布罗夫。

　　“是科纽科夫。”

　　“给科纽科夫一枚奖章。我不久前给过他一枚勋章，是吗？”

　　“是。”

　　“这就好。现在又是奖章。让他戴吧。你就这样对他说：我欠他一枚奖章。我的话完了。可以走了。”

第二十六章

　　整夜都在作夜间进攻的准备。一切都进行得迅速，毫不拖拉，而且是惊人地心甘情愿。似乎人人都摩拳擦掌，巴不得早些投入战斗。两小时后，师团参谋长才打电话给萨布罗夫，告诉他３０个人已经集合。来自不同地段的炮兵给了３门大炮，以便夺到房子之后，当夜立即把大炮推过去。彼佳在掩蔽部的角落里摆弄他自己的、萨布罗夫的和马斯连尼科夫的自动枪，那么仔细地又是擦又是上油，仿佛这能决定作战的胜负。他还把萨布罗夫的装手榴弹的破帆布袋从角落里拖出来，仔细缝补。军事条令所要求的在准备作战行动时最严格的保密，这次在营里并没有遵守。相反，人人都知道夜里准备去占领这所房子而为此感到喜悦，虽然他们之中一定有人要在这个夜里丧命。

　　说明进攻还在继续的远处隆隆不断的炮声，以及经过长期困守突然夺取那所房子的念头——凡此种种都使大家不去想到死，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比平时少想到死。

　　黄昏时分，列米佐夫来到营里。他说，他的人和普罗岑科的人都已准备好了，正在待命。他们４人——瓦宁、马斯连尼科夫、萨布罗夫和列米佐夫——很快地吃了一点东西（吃得不特别饱，因为彼佳忙着擦枪，这一次疏忽了），分配了任务。瓦宁应该留在营里。顺便说一下，他刚从连队回来。各处阵地上整天照常射击，德国人甚至有两次转取不大的进攻。总之，一切的情形仿佛并没有北方这搅乱人们思想的炮轰。现在瓦宁要留在营部值夜，因为这里总要留一个人。他同意了，虽然萨布罗夫从他脸上看出，他并不满意，在勉强克制着。然而马斯连尼科夫却兴致很好。他要和萨布罗夫以及列米佐夫同往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

　　天刚黑，萨布罗夫就带着第一批战士和马斯连尼科夫安全地到了科纽科夫的房子里。

　　“大尉同志，准许我问吗？”科纽科夫用这话来迎接萨布罗夫。

　　“什么？”

　　“那么是我们的人用这炮击在包围德国人吗？”

　　“应该是的。”

　　“我也是这样解释的呀，”科纽科夫说。“他们老是问我：‘中尉同志（他们都叫我中尉，因为我是守备队的长官），中尉同志，这是我们的人在进攻吗？’我说：‘肯定是在进攻。’”

　　“肯定是在进攻，科纽科夫，”萨布罗夫证实说。“咱们今天也要进攻。”

　　然后他转告科纽科夫，普罗岑科要奖给他一枚奖章，科纽科夫听了就立正说：

　　“愿意效劳！”

　　科纽科夫的人和到来的战士们悄悄地传递着一块块的砖头，拆出一条条过道。突击队从房子里出来就要穿过这里。沿交通壕—点一点地运来炸药和手榴弹，后来拖来几挺反坦克枪和两门营的迫击炮。

　　萨布罗夫把马斯连尼科夫留下继续布置，自己回指挥所，那里有一个年纪很轻的中尉炮兵连长报告说，他的３门炮已经运来。中尉请示把这些炮怎样往前推。

　　“有的地方只好用手抬，”萨布罗夫说。

　　“我们就用手抬，”中尉特别情愿地回答说，今天大伙都抱有这种决心。“我们哪怕一路都用手抬也行。”

　　“不，不必一路都抬。不过如果你们弄出响声来，德国人即使不要你们的脑袋，我也要你们的脑袋。”

　　“我们不会弄出响声来的，大尉同志！”

　　萨布罗夫派彼佳给他带路，彼佳已经到科纽科夫那里去过３次。

　　萨布罗夫在房子里集合了他自己的人和列米佐夫的人，又迎来最后一批普罗岑科派来的３０个人，再把他们分成小组，开始向科纽科夫的房子出发，时间已经是半夜了。最后他自己和列米佐夫也到那边去。

　　在盖有水泥板的地窖里做了个吸烟室，大伙像母鸡上架似的紧紧地蹲在里面，轮流在抽烟。烟叶不够的时候，他们便３个人或是４个人轮流着合抽一支烟卷。萨布罗夫掏出烟袋，把全部下剩的、变成碎末的烟叶统统分给他们。他自己不想抽烟。他一直在苦苦地回忆，有没有忘了什么，是不是一切都办妥了。

　　通信员从科纽科夫的房子架了一根电话线到萨布罗夫的指挥所；白天德国人是会发现，把它弄断，但是夜间它却可以完成任务。萨布罗夫通过这根电线打电话给普罗岑科。

　　“你是哪里打来的？”普罗岑科问。

　　“从科纽科夫的房子里。”

　　“好样的。我正想说，叫他们架线呢。”

　　“将军同志，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好。半小时后可以开始吗？”

　　“可以。”

　　“那么是零点３０分。好。”

　　然而开始并不是在零点３０分，而是晚了４５分钟。反坦克炮怎么也拖不过豁口，只好把墙上的砖一块一块地拆掉。

　　最后，要去第一批冲锋的全部５０个人分成４个突击队。带着炸药包和手榴弹的工兵们以及和他们同去的自动枪手都准备就绪，炮口从豁口伸了出来，——在１点１刻，低声发出了开始进攻的命令。

　　迫击炮声震耳欲聋，回声从—堵墙弹到另——堵墙，再沿着废墟轰轰地滚过去。大炮开始直接射击，两个突击队就跟着萨布罗夫和马斯连尼科夫一同前进。德国人虽然等待进攻会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但决没有料到，竟会从这所他们认为是完全被封锁的房子里发动攻势。他们猛烈地射击，但是漫无目标，显然他们是慌了手脚。

　　像所有的夜战一般，这次战斗充满了惊险：迎头的射击，直接扔到脚下的手榴弹的爆炸，——充满了在夜战中主要不是靠人数的多寡，而是靠作战者的神经的坚强果断才能做到的一切。

　　萨布罗夫用自动枪对什么人开过枪，在黑暗中几次在砖头上绊倒。最后，他跑过他所熟悉的房屋的半毁的地窖的废墟，跑到房子的西面。他累得直喘，命令旁边的一个战士去转告，起紧把大炮拖过来。

　　一切的经过对于德国人实在是太突然，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被打死，其余的人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从房子里跑了出来。房子被俄国人夺回的事实显然使德国长官们万分愤怒，他们集合了手头所有的人，一反常例，不等天亮就派他们前去反攻。第一次反攻被击退。半小时后，德国人用密集的迫击炮弹射击了那所房屋，再次进攻，萨布罗夫心中又一次感谢普罗岑科给他增援。房子里没有剩下一堵完整的墙——到处都是废墟和豁口，德国人可以从豁口爬过来，所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须要防卫。

　　在德人第二次反攻激烈的时候，马斯连尼科夫爬到萨布罗夫跟前，问他有没有手榴弹。

　　“有。”萨布罗夫回答说，一面从腰带上解下一枚手榴弹递给他。“都用完啦？”

　　“都扔了，”马斯连尼科夫含有歉意地承认说。

　　“去对他们说，把迫击炮拖过来，哪怕两门也行。此刻用不着，可是天亮之前要架好。米沙，咱们在这里设一个指挥所，再也不离开。懂吗？”

　　“懂。”

　　“你去告诉迫击炮手。”

　　“马上就去，”马斯连尼科夫说。

　　他整个身心还浸沉在战斗的狂热中，不愿意离开这里。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轻轻地说。

　　“什么？”萨布罗夫离开自动枪，说。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那边进攻不知进行得顺利吗？您以为怎样？”

　　“顺利，”萨布罗夫证实说，又靠近自动枪：他觉得前面有人在动。

　　“把他们包围了吗？”马斯连尼科夫问，但是没有来得及听到回答。

　　从左面的豁口一下子跳过来几个德国人，他们终于在房子的路上找到了一个没有防御的隙口。萨布罗夫放了一梭长点射，自动枪的弹盘放完了。他伸手到腰里模了摸，那里应该有一个手榴弹，但是却没有了，——他刚才把它给了马斯连尼科夫。可是德国人已经到了跟前，马斯连尼科夫从萨布罗夫肩后用力把手榴弹扔出去，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爆炸。这时萨布罗夫抓住自动枪的枪筒，使尽全力抡起枪托朝在身边出现的黑影打去。不料他用力过猛，身子站不稳，竟把自动枪打在一样咯咯作响的东西上，自己也向前扑倒。这一来竟救了他——一长梭自动枪弹在他上面飞过。

　　马斯连尼科夫用转轮手枪放了几枪，看到一个德国人抡起自动枪要打躺着的萨布罗夫。马斯连尼科夫扔掉空枪，从旁边扑到那德国人身上，两人就在砖地滚做一团，竭力要抓住对方的手。马斯连尼科夫的左手卡在两块石头中间，他听见那手咔嚓一声，就不能动了。他用另一只手掐住德国人的喉咙，接着，一会在他上面，一会在他身子底下。最后他感到有一样硬东西抵住他的胸口。德国人终于拿出腰里的手枪，用那只空出来的手把手枪抵在马斯连尼科夫身上，接连扳了几下扳机。

　　萨布罗夫跌昏后苏醒过来，一跃而起，看到一个黑团在他脚下滚动。后来发出了几声枪响，那团东西散开了，一个陌生的高大的人形开始爬起来蹲着。萨布罗夫手边什么都没有，他扯下腰里仍旧套着套子的自动枪弹盘，用尽全身之力，猛向德国人的脑袋打了一下、两下、三下。

　　从邻近地窖里跑来的自动枪手们已经伏在墙壁突出部分的后面射击。反攻被击退了。

　　“米沙！”萨布罗夫减道，“米沙！”

　　马斯连尼科夫没有作声。

　　萨布罗夫趴在地上，推开德国人的尸体，用手摸着，摸到了马斯连尼科夫，摸到了军便服上的肩章和红星勋章，后来摸到马斯连尼科夫的脸，又喊道：“米沙。”马斯连尼科夫没有作声。萨布罗夫再摸摸他。在左面靠心脏的地方，湿漉漉的军便服粘住了手指。萨布罗夫试试要把马斯连尼科夫扶起来。他忽然产生了一个怪诞的想法，假如此刻他能扶着马斯连尼科夫站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时他大概还能活。但是马斯连尼科夫的身子无力地在他手上耷拉下来。于是萨布罗夫就托着他，就像马斯连尼科夫４天前托着阿尼娅那样，抱着他跨过砖头走去。

　　“炮都推来了吗？”他听到发了命令的炮兵中尉的声音，问道。

　　“是的。”

　　“放在哪里？”萨布罗夫又问，他站在那里，好像忘了他手里还抱着马斯连尼科夫。

　　“一门在这里。两翼各放一门。”

　　“对。”

　　他走到还剩下一块水泥天花板，可以挡着划火柴的地窖里，把马斯连尼科夫放在地上，自己在他旁边坐下。

　　“米沙，”他又喊了一声，他划着了火柴，马上用手遮住。

　　在微光中，他面前闪过马斯连尼科夫的惨白的脸，卷曲的头发甩到后面，有一绺湿发无力地粘在额上。萨布罗夫给他理好。

　　虽然从最后的谈话到这次沉默把他们隔开只有几分钟，但是萨布罗夫觉得，仿佛已经不知过了多久似的。他哆嗦了一下，痛哭起来，这是这５天来的第二次。

　　一小时后，德国人最后一次的夜间反攻结束，而且明白德国人决定把下次进攻推迟到早晨的时候，萨布罗夫召来参加了突击那所房子的工兵排长，命令他给马斯连尼科夫挖坟。

　　“就在这里？”工兵诧异地问，他知道，只要可能，阵亡的指挥员的遗体是要从战场运到后方的。

　　“是的，”萨布罗夫说。

　　“是不是在我们的地区上比较好些？”

　　“就在这里，”萨布罗夫说，“现在这也是我们的地区。执行命令。”

　　工兵们在刨地，试试在地基旁边找到一块冻得不太厉害的土地，可是土地冻得太结实，铲子和铁棍都挖不下去。

　　“你们在刨什么？”萨布罗夫板着脸问。“我指给你们看，在哪里挖坟。”

　　他把工兵们领到房子的正中，房屋上面还可以看到残剩的楼板，好像是黑色的十字架。

　　“就在这儿，”他用皮靴咚咚地跺了跺水泥地。“钻个洞，放进炸药，爆开来就可以埋。”

　　他的声音是异常地严厉。工兵们迅速地钻了洞，放进炸药，点上引线。发出了短促的爆炸声，声音和周围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没有多大区别。在炸开的地上炸出了一个坑。刨出坑里的碎砖和碎水泥块，就把马斯连尼科夫的尸体下葬。萨布罗夫跳到坑里。他脱下马斯连尼科夫身上的军大衣，费劲地脱下已经僵硬的胳膊上的衣袖，用大衣齐颈脖盖住尸体。天色微微发亮，萨布罗夫弯下腰来，很清楚地看到朋友的脸。他把马斯连尼科夫军便服里的证件取出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又拧下勋章，这时他站起来问道：

　　“谁有步枪？”

　　“大伙都有。”

　　“朝空中齐射，然后填土。我来发令。一！二！”萨布罗夫把自己的自动枪重又装上子弹，和大伙一同开枪。短促的齐射在凛冽的空气中鸣响着。

　　“现在填土，”他转过身去背着坟墓，不愿看见一块块的水泥和砖头将要落在一小时他还不能想象竟会死去的人身上。他没有转过身去，但是他的背部能感到冰冷的碎砖怎样落到坟里，怎样越堆越高，声音越来越轻，因为砖块越来越多了。现在工兵已经用铲子在扒，把它们和地面弄平。

　　萨布罗夫蹲下来，从口袋里模出记事簿，撕下一页，草草地写了几行：“马斯连尼科夫牺牲了，”他写道。“我留在这里。如果您同意，我认为让瓦宁连同营部也向前移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离我近些，这样是适宜的。萨布罗夫。”

　　他召来通信员，叫他把字条送给列米佐夫。

　　“好，现在我们要作战，”萨布罗夫仍旧用原先的忧郁的声调说，在他的声调里含着准备脱眶而出的眼泪。“我们要在这里作战。”他并不是单独对着什么人，又说了一遍。“连长在这里吗？”他喊道。

　　“在。”

　　“我们走吧。在右翼的地基下面须要挖几个机枪巢。你的那些机枪都放在第一层吗？”

　　“是的。”

　　“那样会被他们炸毁的。须要挖在地基底下。”

　　他们踏着水泥地走了几步。萨布罗夫突然站住。

　　“等等。”

　　这时寂静了一瞬间，我方和德方都没有射击。凛冽的西风穿过废墟吹来，随风送来一阵阵来自西方的炮声，听得很清楚。

　　在离斯大林格勒５０公里的中阿赫图巴，——遥远的炮声传不到那里，只开始有最初的关注进攻的传闻，——清晨，在一所临时做手术室的小屋里的担架上，躺着阿尼娅。已经给她做过一次手术，有一块很深的弹片却没有取出来。

　　这几天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此刻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面色惨白，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一切都准备停妥，只等那位同意做第二次手术的外科主任到来，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手术上。医生们在互相交谈。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以为她活得成吗？”一个年轻女医生问一个把白帽子一直压到眉心的上年纪的外科医生。

　　“一般地说，是活不成的，可是到他手里也许能活，”外科医生说。“如果心脏受得了，就行。”

　　门大开了，一个矮小墩实的人迈着迅速的脚步从小屋的隔壁半间走进来，带来一股冷风。他的手指粗大发红的手伸在前面，显然手已经用酒精擦过。在他的浓密的花白口髭下面，嘴角里夹着一支烟卷。

　　“上手术台！”他对阿尼娅的担架那边看了看，吩咐说。“给我点上烟卷。”

　　给他拿来了火柴，他把烟卷凑近火柴，抽了起来，两手仍旧伸在前面。

　　“听说，”他一边走近手术台，一边说。

　　“我军转取了总攻势，收复了卡拉奇，并且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外围的德国人。话说完了。”

　　他用双手做了断然的手势。“详细情形等手术后再说。把我的烟卷拿掉。开灯。”

　　总进攻进行了两天两夜。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顿河河套，在漆黑的１１月之夜里，各个机械化军铿鸣着缓缓前进，汽车慢慢地开着，常常陷在雪里，桥梁被炸毁。村庄在起火，炮火和起火的火光在天边交织。道路上和田野中间，夜来冻成僵硬的尸体保是一个个黑色斑点。

　　步兵把耳帽拉得低低的，用手挡着风在雷地行进，常常要陷在雪里。他们用手抬着大炮走过雪堆，砍倒板棚，用它的木板和木料在峡谷上搭起摇摇晃晃的小桥。

　　在这个冬天的夜晚，两条战线就像在地图上合拢的双手那样移动着，越来越近，准备在斯大林格勒西面的顿河草原上会师。

　　在这两条战线所包围的区域里，在它们的毫不留情的怀抱里，还有许多德军军团、师团及其参谋部、将军、军官、大炮、坦克、机场与飞机，还有几十万人，他们似乎还理所当然地自命为劲旅，其实他们已经离死不远了。

　　可是在这天夜里，各报社的排字机上还在排印一向很审慎的情报局战报，人们临睡前收听广播中的最后消息，照常为斯大林格勒担心，关于对俄罗斯说来是在这几个钟点里开始的、经过苦战取得的辉煌战果，还是一无所知。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完】